“也许有人替他打理,也许他找到了别的事做。”迈克尔拿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“一个在纽约没有根基的走私贩子，断了所有的货运渠道和政界保护伞，自然就该回他的地中海去。桑尼，尝尝妈妈做的烤羊腿，肉桂放得刚刚好。”
“不可能。”桑尼说，“那个人有一整套走、私网络，从马赛到巴勒莫到纽约，光是中间人就十几个。这种人不声不响就没了？”
迈克尔正要开口，另一个声音先响了。
“桑尼。”
声音不高，语气也不重。但所有人都安静了。
维托·柯里昂放下手里的叉子，用餐巾擦了擦嘴角。他的动作很慢，“有些问题，”他对自己的长子说道，“你问出来了，别人就不会给你答案。有些事，你不问，别人反而会告诉你。这其中的区别，你到现在还没学会。”
桑尼张了张嘴，又闭上。他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比父亲还高半个头，能一拳打死一个成年男人。但他还是害怕自己的父亲，他知道父亲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，最好不要顶嘴。
“我只是好奇。”桑尼最后嘟囔了一句。
“好奇是好东西。”维托重新拿起叉子，“但好奇要放在对的地方。很多事情，不需要你好奇。”
桑尼闷头继续吃饭。弗雷多趁机起身给大家倒酒，动作殷勤得有点过分，酒差点洒在迈克尔的袖子上。迈克尔面不改色地挪开袖子，什么都没说。
而阿黛琳娜捕捉到了一个瞬间。
在桑尼嘟囔着低头吃饭的那一刻，迈克尔和维托对视了一眼。
那一眼很短。如果不是刻意观察根本注意不到——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冷酷，和两代权力掌控者之间绝对的默契。
随后，维托若无其事地垂下眼睑，用手指捏起一片火腿，放进嘴里细细品尝，仿佛刚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阿黛琳娜知道了，“土佬”索洛佐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任何一张活人的名单上了。
她垂下眼睛，继续吃饭。
……
十二月的纽约冷得刺骨。哈德逊河上漂着薄冰，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像一排沉默的墓碑。
迈克尔坐在书房的窗前，手里拿着一份汤姆连夜整理的报告。壁炉里的火已经烧了两个小时，但他几乎没感觉到暖意。
报告上的数字很清晰：过去三个月，柯里昂家族在布鲁克林码头的“管理费”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七。
三个长期合作的货运公司老板，有两个在上个月被巴齐尼家族的人请去吃了饭。
还有一个——老墨菲，一个爱尔兰裔的货运商，跟柯里昂家合作了十五年——上周在皇后区的仓库被人放了火。
汤姆坐在他对面，推了推眼镜，“是斯特拉奇家族的人动的手。但背后是谁授意的，不用我说。”
迈克尔放下报告，向后靠在椅子上，“巴奇尼，”
“他们对我们一直都虎视眈眈。”汤姆点头。
“墨菲怎么说？”
“他吓坏了。”汤姆说，“但他不敢换边。他在我们手里欠的太多了——他小儿子当年那桩酒后驾车撞死人的官司，是父亲帮他摆平的。没有我们，他儿子现在应该在辛辛监狱里蹲着。”
迈克尔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这就是父亲留给他，一张由人情、血债和把柄编织起来的网。每个人都被这张网兜着，跑不掉，也不想跑——因为网外面，是更冷的风。
但问题是，这张网正在松。
维托·柯里昂在位三十年，靠的是西西里传统的恩义法则：我帮你一次，你欠我一份情。这份情什么时候还、怎么还，由我说了算。
这套法则在老一辈意大利移民中间行得通，因为西西里人认这个。在他们出生的那个世界里，书面合同不如口头承诺，警察不如教父，法律不如人情。
但现在是1947年。
战后的美国变了。从欧洲战场回来的年轻人们见过了更大的世界，不再对老一辈的黑、手党头目俯首帖耳。
新兴的华尔街资本、跨州运输公司、战后房地产开发热潮，正在把纽约变成一个新的战场——一个靠钱和律师说话的战场，而不是靠枪。
去年，1946年，联合国总部正式宣布落户纽约，整个曼哈顿东区的土地价格一夜之间翻了三倍，所有人都在抢那块蛋糕。
迈克尔很清楚，那些坐在市政厅里的高级法官、警察局的调度长官、甚至华盛顿的某些委员会秘书，他们尊敬的是维托·柯里昂这个老人，而不是他这个刚结婚不久、穿着法兰绒西装的年轻“二等兵”。
“汤姆，”迈克尔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后院光秃秃的葡萄藤，“父亲的关系网建立在三十年代，那时候靠的是同乡会、黑市酒水和西西里誓言，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“是的。”汤姆平静地说，“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。政客需要选票，商人需要保护，警察需要政客的庇护。变的只是交易的方式，我们只需要更新交易的货币。”
迈克尔转过身，看着他的军师。
汤姆·黑根不是意大利人，他是德裔爱尔兰混血，从小被老教父收养，念了哈佛法学院，考过了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。他是柯里昂家唯一一个不靠枪吃饭的人。
老教父把他留在身边，正是因为他的脑子比枪好使——在西西里的传统里，律师和神父是最受尊敬的两种人，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的是你的灵魂和你的自由。
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汤姆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，“这是纽约州建筑行业协会的会员名单。”他说，“战争结束了，联邦政府拨款二十亿美元用于城市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。曼哈顿下城的贫民窟要拆，布鲁克林要修新码头，皇后区要扩建机场。这些工程的建筑合同，总价值超过五亿美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