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给表舅信中提及的骆萍阿姨我认识，她算是母亲的闺蜜。以前妈妈每次回厦门，都会专程去看望她，我也跟着去过几次。表舅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苦闷心情。听表舅讲述妈妈的故事后，我萌生了了解妈妈过去、探寻她人生轨迹的想法。
从厦门坐长途汽车一路向北，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切换到田野，又从田野过渡到山林。四个小时后，汽车在一个叫“峡阳”的小镇停下——这里是母亲当年下乡的地方，也是她和梁建设相识的地方。
镇子不大，一条主街贯穿南北，两侧是些老旧的木结构房屋。我在镇上唯一的小旅馆住下，吃了碗泡面，又从附近商店买了牛奶和水果，便凭着模糊的印象来到骆萍阿姨住处附近。
我向路边的老乡打听骆萍阿姨的住处，老乡一指隔壁那栋装修精致的三层小楼：“这家就是。”门没关，我敲了敲敞开的门框，听见屋内传来一声“来了”，随即看见满头银发的骆萍阿姨从里屋走出来，身板依旧硬朗。
她见到我，先是一愣：“你是？”“阿姨，我是知远，陈雨夏的儿子。”骆萍阿姨的眼眶瞬间泛起泪光，不住地上下打量我：“知远？多年没见，长这么英俊高大了！你妈妈……还好吗？我好几年没联系上她了。”说着，她用大拇指外侧擦了擦湿润的眼角。
“我妈三年前去世了，走得很安详。”我轻声告诉她。“她生病后，我们还常联系，一起聊过去的事。可后来突然就联系不上了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这两年一直挂念着她。”阿姨说着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，赶紧用衣袖擦拭。我的眼眶也瞬间湿润：“都是我不好，阿姨，应该早点告诉您的。”
阿姨擦了擦眼泪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能来看阿姨，阿姨已经很高兴了！”她招呼我坐下，又喊老伴去泡茶。她的儿子儿媳在县城上班，孙子已经上高中，不用他们操心，所以平时只有老两口在家。我和骆萍阿姨聊起母亲最后的岁月，她感叹道：“一辈子，就这么过去了。”
接着，阿姨给我讲起她和妈妈当年的过往。
二十三个厦门知青坐着大卡车来到峡阳。车停下时，一群人灰头土脸地跳下来，有的发呆，有的叹气，有的已经开始抹眼泪。
只有一个人蹲在旁边，盯着地面看。
骆萍凑过去，发现她在看一只蚂蚁——蚂蚁背着一粒种子，正努力往洞里爬。
“看什么呢？”
那人抬起头。骆萍愣了一下：那是一张很好看的脸，眉眼清秀，皮肤白皙。
“这里的蚂蚁和厦门的好像不太一样，”她说，“爬得快一些。”
骆萍笑了：“蚂蚁还有不一样的？”
“有的。”她认真地说，“厦门的蚂蚁爬得慢，这边的急。”
后来骆萍才知道，她哪里是在看蚂蚁，分明是在缓解紧张。陈雨夏一紧张，就会找个角落蹲着，假装在看什么东西。
“你妈妈这个人，”骆萍阿姨说，“心里有事从来不肯说出来。”
知青点是一排土坯房，一间屋子住四个人，骆萍和陈雨夏正好分到了一个屋子，床是木板搭的，铺一层稻草，再盖一层床单。没有电灯，晚上点煤油灯，没有自来水，要去井里挑水，条件非常艰苦。有一次，陈雨夏身体不适，骆萍偷偷往雨夏床头的搪瓷缸里放了半块红薯干。第二天发现，那块红薯干被整整齐齐切成了两半，一半放在了她的搪瓷缸里。
“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这个人值得深交。”骆萍阿姨说。
他们刚下乡的时候。不会干农活，手上磨得全是血泡。陈雨夏第一次插秧，插得歪歪扭扭，被老乡笑话，她不服气，第二天天不亮就下田练，练了整整一周，终于插得比老乡还直。
那年冬天还发生了一件事。
知青点后山有一片红薯地，收完红薯后，地里还会剩下一些没挖干净的小个红薯。大家有时会去翻找，翻出来就当零嘴吃。
有一天下午，陈雨夏去后山翻红薯，一直翻到快天黑才回来，背篓里装了半篓。骆萍问她：“翻这么多？”陈雨夏没说话，把背篓放在墙角。第二天早上，那半篓红薯不见了。“让人偷了？”骆萍问。雨夏摇摇头：“我送人了。”“送谁？”“村东头的王大爷。”王大爷是村里的五保户，无儿无女，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一间破屋里。骆萍没再问。后来她才知道，雨夏有天傍晚看见王大爷在后山翻红薯，冻得直哆嗦，手都裂了口子。她翻的那些红薯，全给了王大爷，自己一个没留。
还有一回，知青点几个男知青打架。为的什么，骆萍阿姨也说不清，好像是有人拿了别人的粮票却不承认。吵着吵着就动了手，碗摔了，桌子翻了，几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没人敢上前拉架，那几个人都红了眼，谁上去谁挨打。陈雨夏走过去，站在他们中间。“让开！”一个男知青挥着拳头冲过来。母亲没躲，拳头在她脸前停住了。“你……”那个男知青愣住了，“你怎么不躲？”雨夏看着他，声音很平静：“你打完了，粮票就能回来吗？”几个人都不动了。“粮票没了可以再挣，”她说，“人打坏了，你拿什么赔？”那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慢慢松开了手。后来骆萍问她：“你不怕挨打？”雨夏想了想，说：“怕。但他们打了我，以后就没脸闹了。”
还有一次，知青点收工回来，发现灶台塌了。队长说：“你们自己想办法，明天还要出工。”一群人站在那儿发愁。去镇上找人修？要走十几里山路。自己动手？谁会？陈雨夏蹲下来，看了看那堆碎石头。“我来试试。”她说。“你会？”“试试呗，反正没其他办法。”她挑了几块大的石头，一块一块垒起来。垒一会儿，退后看看，歪了，就拆了重新垒。天黑了，她让人拿煤油灯照着，继续垒。垒到半夜，灶台终于垒好了。第二天早上做饭，大家都担心会不会塌。烧了一顿饭，没塌；烧了一星期，还是没塌。每次做饭，都有人念叨：“这是雨夏垒的。”
陈雨夏就这样赢得了大家的喜欢。后来，即便梁建设在部队进行恋爱审查，大家知道了她在香港出生，有海外关系——在那个年代，“海外关系”可是“致命的隐患”——但大家都从心底里觉得她不可能有问题，所以她没有因此遭受太多挫折。
客厅边上的一个老式相框里，有一张黑白的合影照片。骆萍阿姨指着中间扎辫子的女孩说：“这是你妈妈，旁边的是我。”接着，她又指着另一边一位高大，看上去很稳重的男知青，说：“这就是梁建设，你爸爸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