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学第一周，课表出来了，林柏舟拿着手机看课表，密密麻麻的，周一到周五几乎排满了。大二下学期的课比上学期多了两门，专业课加了，选修课也加了。他把课表截了图，发给陆征，陆征回了三个字：“看到了。”，林柏舟不知道他说的“看到了”是看到了课表，还是看到了“多了两门课”意味着什么。大二下了，不能再像大一那样混了，以前他们可以花一整个下午在图书馆发呆，偶尔抬头看对方一眼，一天就过去了。现在不行了，时间忽然变得很贵，像什么东西在涨价，买不起了。
陆征这学期多修了一门物流基础，他说想早点把学分修完，林柏舟问他“为什么要这么赶”，他说“以后忙”，三个字，林柏舟没有追问。他知道“以后忙”是什么意思，他已经在想了，不是在想下学期，不是在想明年，是在想毕业以后。他总是在想以后的事，比林柏舟想得远，林柏舟想的是下周要不要去吃砂锅粥，他想的是两年后他在哪里、做什么、能不能养活自己。
开学第二周，图书馆的人忽然多了起来，不是那种期末考前的多，是那种“新学期新气象”的多。大一的在找座位，大二的在占座，大三的考研党已经固定在了四楼。林柏舟和陆征没有去四楼，他们还是坐二楼靠窗的老位置，那里没有考研党，没有堆成山的书，只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桌面上，亮晃晃的。林柏舟在看书，陆征在写作业，两个人各自做各自的事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偶尔翻书的声音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很响。林柏舟抬起头，看到陆征低着头，手里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响，他的眉头皱着，眉心挤出一道很深的竖纹。林柏舟盯着那道竖纹看了一会儿，心里想的是“他在累什么”。
“征。”他小声叫他。
陆征抬起头，“嗯。”
“你中午想吃什么？”
“随便。”
“没有随便。”
陆征想了想，“砂锅粥。”
“又砂锅粥？”
“你想吃别的？”
林柏舟想了想，“也没有。”
陆征低下头，继续抄笔记，林柏舟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，也低下头继续看书。书上的字他能看懂，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，不是字的问题，是脑子里在想别的事，在想他。他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，窗外有一棵木棉树，光秃秃的，还没开花。四月的木棉不开花，要到五月才开。他在等木棉花开，不是喜欢木棉花，是木棉花开了，春天就深了，春天深了，大二就过了一半。他不想让时间走那么快，但他拦不住。
开学第三周，陆征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不是他妈的，是他爸的。
那天是周六下午，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：福建的去约会了，江西的去图书馆了，另外两个一个去打工一个去打球。陆征的手机响了，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没有立刻接，屏幕亮着，嗡嗡地震动着。林柏舟坐在上铺看书，往下看了一眼，看到陆征的手指在屏幕上方停了一下，那一下很短，但林柏舟看到了。
他接了，“爸。”他说了一个字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，把门关上了。
林柏舟没有跟出去，他把书放下，躺在上铺，听着阳台上的声音。隔着玻璃门，陆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进来，不是具体的话，是音调；他在说，说得不多，大部分时间在听。
过了大概二十分钟，阳台门开了，陆征走进来，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坐下来。他的表情和出去之前一样，平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但林柏舟注意到他的眼眶红了一圈，很淡的红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，林柏舟看到了。
“征。”他叫他。
“嗯。”
“你爸说什么了？”
陆征没有立刻回答，他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微微蜷着。
“问我这学期课多不多。”
“你怎么说？”
“说多。”
“他信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沉默了一会儿，陆征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他说，别老在学校待着，暑假早点回去帮忙，家里的地没人管。”
林柏舟从床上下来，坐在他旁边，床板响了一声，两个人肩并肩。
“寒假你不是帮他干活了吗？”林柏舟问。“你不是说修屋顶、劈柴、扫院子？”
陆征低着头，“干了，但他不记得。”
林柏舟看着陆征的侧脸，灯光落在他脸上，他的睫毛在眼下落了一片淡淡的阴影。
“征。”他叫他。
“嗯。”
“他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陆征没有回答，他伸出手，握住了林柏舟的手，凉凉的，握得很紧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去吃了砂锅粥，不是想吃了，是不知道去哪。砂锅粥的店还在，老板还在门口择菜，看到他们，说“来了”，林柏舟说“嗯”。老板没有再问“老样子”，直接进了厨房，粥端上来后，两人就开动了。
“征。”林柏舟叫他。
“嗯。”
“你爸是不是忘了你寒假干了什么？”
陆征低着头，继续剥虾，“不是忘了，是觉得不够。”
林柏舟没有说话，他想起自己的母亲，她不会说“你回来帮忙不够”，她会说“你回来了”，就这一句，陆征的父亲不是不爱他，是他表达爱的方式是“你做得不够”。地永远需要人管，活永远干不完，陆征干了一个寒假，他父亲看到的不是他干了什么，是他没干什么。林柏舟把碗里的虾吃了，虾很鲜，但他尝不出味道。
开学第四周，林柏舟给四姐打了一个电话，不是她打来的，是他打过去的。他很少主动给四姐打电话，一般都是她打过来，他接，这次是他打过去的，响了三声，接了。
“小弟？”四姐的声音有点惊讶，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怎么，就是想打个电话。”
四姐沉默了一会儿，“在学校还好吗？”
“还好。”
“课多不多？”
“多。”
“累不累？”
“还好。”
四姐又沉默了一会儿，电话那头有小孩的声音，是她女儿，在喊“妈妈妈妈”，四姐说“等一下”，然后声音远了，又近了，“小弟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
林柏舟握着手机，站在阳台上，风从南边吹过来，热烘烘的，带着楼下垃圾桶的味道。他看着远处的宿舍楼，窗户亮着灯，一格一格的，像谁摆了一整面墙的积木。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
四姐没有说话，过了很久，她说了一句：“小弟，你好好的。”
“嗯。”
电话挂了，林柏舟把手机放进口袋，站在阳台上。风很大，吹得他的头发乱飞，他想起四姐送他去车站的那天，她骑着电动车，他坐在后座，把脸埋在她的后背上。棉服的面料凉凉的，滑滑的，她没有回头。他那时候想说“姐，谢谢你”，但没说出口，现在也说不出口，但他打了电话。她说“你好好的”，她说的是“你好好的”，不是“你要好好的”，前者是确认，后者是期望。她知道他不好，所以她说“好好的”，好好的，就行了。
三月下旬，广州开始热了，不是那种干干脆脆的热，是黏黏糊糊的热，空气里像泡着水，呼吸都觉得沉。木棉花还没开，但树枝上已经开始冒花苞了，鼓鼓的，憋着一股劲。校道上的学生脱了外套，有人穿了短袖，林柏舟还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外套，领口磨白了的那件。不是不热，是不知道穿什么，同样，陆征的穿着也差不多。
“你不热吗？”林柏舟问他。
“不热。”
“你手是凉的。”
“天生的。”
林柏舟摸了摸他的手，凉的，三月底了，还是凉的，他不知道这只手什么时候能暖过来。也许永远暖不过来，但他握着，握久了，手心会出汗，出汗了，就不觉得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