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七过后，日子忽然慢了，不是真的慢了，是心里有了一个等的人，等人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走得特别慢，像一条干涸的河，流不动。林柏舟每天早起，帮母亲择菜、扫地、倒垃圾……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说话，母亲也不说话。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的线，各走各的，偶尔交会，递一个碗，接一把菜，谁都不多看一眼；但那种沉默和刚回来时不一样了，刚回来时的沉默是冷的，像隔着一堵墙，现在的沉默是温的，像冬天里两个人盖同一条被子，各睡各的，但翻身的时候能感觉到对方的温度。
正月十二，母亲在厨房里卤鹅，酱油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地冒泡，香味从厨房飘出来，飘满了整个屋子。母亲站在灶台前，用长筷子翻着鹅，翻一面，再翻一面，动作很慢，不着急。林柏舟走进去，站在她旁边。
“妈，我买了二十一的车票。”
母亲的手停了一下，筷子悬在半空中，鹅在锅里冒着热气，她继续翻鹅。
“几点的？”她问。
“下午两点。”
“到那几点？”
“晚上八点多。”
母亲没有再说话，她把鹅从锅里捞出来，放在盘子里，用刀切开，刀刃碰到鹅皮，咔嚓一声，脆的。她把切好的鹅码在盘子里，一片一片的，摆成扇形，鹅皮是深褐色的，油亮亮的，肉是浅褐色的，纹路清晰。她切得很慢，但每一刀都切得很准。
“妈。”林柏舟叫她。
“嗯。”
“我走了之后，你要按时吃药。”
母亲没有回答，继续切鹅。
“医生说的，不能断。”
“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很小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“你也是，到了学校，按时吃饭，别瘦了。”
林柏舟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，袖子卷到手肘，露出手臂上松垮的皮肤。她的头发又白了一些，不是全白，是花白的，一根黑一根白的，像冬天的树，叶子落了，枝条还在。他想起小时候，她的头发是黑的，很黑，扎着一条大辫子，甩来甩去的。他喜欢拽那条辫子，她也不恼，只是回过头来，笑着看他。现在她不笑了，也不是不笑，是笑不出来了。
正月十三，他开始收拾行李。箱子摊在地上，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，塞进去，他把那件深灰色的外套叠了两遍，才叠整齐。那是陆征去年陪他去买的，领口有一小块磨白了，他没舍得扔，他把外套放在最上面，压一压，再把拉链拉上。《诗经》也放进了箱子。
四姐来了，她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甜汤，“喝。”她说，林柏舟接过来，低头喝了一口。红枣桂圆汤，甜的，烫的，桂圆煮得软烂，在嘴里化开，他喝了几口，把碗放在桌上。
“姐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二十一走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四姐坐在他床沿上，看着他收拾，“东西都带齐了？”
“齐了。”
“衣服够不够？广州冷。”
“够。”
四姐没有再问。她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。
“小弟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到了发消息。”
“好。”
门关上了，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下，然后远了。
正月十四，大姐来了，她进门的时候带了一股冷风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，都是吃的。卤鹅、炸粿肉、牛肉丸，还有一袋橘子，她把东西放在桌上，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，在客厅坐下来，母亲从厨房端了茶出来，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说话。林柏舟在自己房间里，门没关，大姐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能听到。
“妈，小弟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二十一。”
“东西都收拾好了？”
“在收拾。”
“钱够不够？”
“够。”
沉默了一会儿，大姐的声音低了一些，“妈，你身体这几天怎么样？”
“还好。”
“血压呢？”
“每天量，不高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大姐站起来，走到林柏舟房间门口，敲了一下门，林柏舟抬起头，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信封。白色的，没有封口，鼓鼓囊囊的。
“这个拿着。”她把信封递过来。
“什么？”
“钱，到了学校，别省着花。”
林柏舟接过去，信封很厚，他没有拆，放在桌上。大姐看着那个信封，又看着他。
“小弟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在学校，好好的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大姐转过身，走了，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着，一下一下的，很重。林柏舟坐在床沿上，拿起那个信封，拆开，钱，新的，一百的，一沓。他没有数，放回去，塞进背包的夹层里。
正月十五，元宵节。
母亲煮了汤圆，芝麻馅的，白瓷碗里盛着五个，白白胖胖的，挤在一起，汤是清的，冒着一丝热气。林柏舟坐在餐桌前，用勺子舀起一个，咬了一口，黑黑的馅流出来，甜得发腻。他吃了一个，又吃了一个，吃完了，把汤也喝了。母亲坐在对面，也吃完了，碗里干干净净，连汤都没剩。她把碗叠在他的碗上，端起来，走进厨房，水龙头开了，哗哗的。
晚上，月亮很圆，林柏舟站在阳台上，看着那轮月亮。潮汕的月亮和山东的月亮是同一个。他在广州也看到过它，在潮汕也看到过它，它在哪都是圆的。他想起陆征在山东的院子里，站在枣树下，抬头看月亮；光秃秃的枣树，枝丫伸向天空，月亮挂在枝头，冷冷的，白白的。他拍过一张照片，天太黑，看不清树，只能看到一团浓黑的轮廓，像一个人张开手臂，照片已经看了一百遍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
他拿出手机，给陆征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月亮很圆。”
陆征回得很快，“看到了。”
“你那边呢？”
“也在。”
林柏舟看着那个“也在”，月亮在，他在，两个人都知道，这个“在”不只是说月亮。
“征。”他发了一个字。
“嗯。”
“明天我回广州。”
“嗯，我已经回了。”
“到了给你发消息。”
“好。”
林柏舟把手机放回口袋，站在阳台上，月亮挂在龙眼树上面，冷冷的，白白的，潮汕的冬天没有雪，但月亮是一样的。他看着那轮月亮，觉得它不像月饼，不像灯，像一只眼睛。一只闭不上的眼睛，看着他在阳台上站着，看着陆征在枣树下站着，看着两千公里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。线绷着，没断。
正月十六，他走的那天，天阴的没边，没有雨，但云压得很低，灰蒙蒙的，像一大块没洗干净的抹布。四姐来送他，骑着她那辆红色的电动车，她在楼下按了一下喇叭，林柏舟拎着行李箱下楼。箱子很沉，他提得很吃力，从楼梯上拽下来，一格一格的，轮子磕在台阶上，咚咚咚的，四姐看到，走过来，帮他拎。两个人把箱子抬到电动车旁边。
“叫个车吧。”四姐说。
“公交就行。”
“箱子这么重，公交挤。”
“没事。”
四姐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说，她帮他把箱子绑在电动车后座，用绳子绕了几圈，系了个死结。绳子是红色的尼龙绳，绑得很紧，箱子的轮子悬在半空，不转了。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林柏舟坐上后座，手抓着座椅的边沿，电动车的坐垫不大，两个大人挤在一起，他靠着四姐的背，隔着一层棉服，能感觉到她的体温。她发动了车子，电动车从巷子口拐出去，上了大路，风从耳边吹过去，呼呼的，冷的。他把脸埋在四姐的后背，棉服的面料凉凉的，滑滑的。她没有回头。
到公交站，四姐帮他把箱子解下来，放在地上，公交车还没来，两个人站在站牌下面。风把四姐的头发吹散了，几缕碎发搭在额前，她用食指拢了拢。
“小弟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到了发消息。”
“好。”
“回到学校，好好吃饭，别瘦了。”
“好。”
公交车从远处开过来，越来越近，车头的玻璃反射着灰蒙蒙的天。门开了，林柏舟拎起行李箱，走上车，把箱子靠在后门旁边，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，车窗拉开，他看着四姐，四姐站在站牌下面，手插在口袋里。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，她没有拢。
“姐，你回去吧。”他说。
四姐点了点头，没有走。
门关了，公交车开了，林柏舟从车窗里看着四姐，她站在那里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然后拐了个弯，不见了。他靠着窗，窗玻璃是凉的，额头贴上去，凉意渗进来，他闭上眼睛。车轮碾过路面，颠簸着，一下一下的，他在心里数着——到广州，回学校，等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