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中午才出的棚子。
不是想通了，是太阳从桥底移到了他的脸上，我知道不能再坐了。光照着的地方和不照着的地方，是有分别的。他已经在光里了，我不能总坐在暗里陪他，他也不需要了。
我去了废品站，那是我唯一认得的、会有人说话的地方。这一片，人人都认得那个老头，老头的秤坏过两次，从来没有修过，这一点人也人都认得。老头在秤边上喝茶，搪瓷缸子磕掉一块瓷，抬头看见我，说："今天怎么这么早？你那个……"
他那个什么，他说不下去，大概是没有叫惯。我们的称呼，在他的语言里一直缺着一块。
我拉住他的袖子。
他皱眉，手腕一沉，想甩开，看见我的脸，没有甩。我的脸什么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一夜没有照过镜子，可我知道我的眼睛里现在有什么，那种东西，他看得懂。他见过太多人脸上的东西，压秤的时候，他装作看不懂，现在装不下去了。
我们走回桥下，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。他的茶缸子拎在手里，晃，水洒出来几滴，他也像不知道。到了棚口，他站住了，脚尖在界线外面，不肯进，大概棚子这东西，站在外面看和站在里面看，是两个东西。
他看了很久，才说："哎呀。"
哎呀，这两个字，不重，也不轻，是他这一辈人对所有说不出的事的回答。
然后他掏出手机，按了几下，对着手机说话。他的声音很大，是平时压秤时不会用的声音，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声音，附近楼上有人推开窗看了一眼。
"喂，桥下面，有个人，死了……不知道，叫什么我哪知道，就是个哑巴。两个哑巴，一块儿的……对，那个女的也是。"
我站在旁边。我是哑巴，是那个女的，是一块儿的。他用这十二个字，说完了我们两个的冬天。
来的人有三拨。穿白大褂的先来，蹲下去，翻开他的眼皮，只看了一会儿，起身，对另一个人说："凌晨三四点吧。"
三点整，收音机报过。报时的女声说三点整的时候，我在对面坐着。我知道，我听见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。
我没有动。他们围着他，我没有过去。那块手掌立起来的玻璃还在那里，玻璃后面是他，玻璃前面是我，中间隔着那条缝。他们的动作我没有看清，我也不想看清，有些画面放进眼睛里，就要永远住着了。
民警站在我面前，三十出头，脸很年轻，被风刮得发红。手里是一支蓝色圆珠笔，笔在冷里写不出水，他哈了一口气，在手心里搓了搓笔尖，那个动作很认真，好像把笔焐热了，事情就能写下去。他问我，姓名。
我指了指棚里。
"他。我问的是你。你叫什么？"
我接过他递来的记事本，写了我的名字。三个字，一笔一画，是我认得最早的几个字。我写"家"的时候手没有抖，写名字的时候抖了，名字是自己的，家是我们两个的，自己的事，反而更怕写错。
他看了一眼，点头，又问："他叫什么？"
我摇头。
"哪里人？多大？有没有身份证？"
我摇头，摇头，摇头。我的头摇到第三下，颈椎里有一声很轻的声音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骨头上裂了一道缝。
他抬起头看着我。他没有恶意，只是年轻，不知道该怎么往下问。他大概从来没有接过一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笔录，他的世界里，话是可以一句一句接下去的，接不下去的话，他没有学过。
"你们住一起多久？"
我伸出手，比了三个月，又多比了半个。
"住了三个月多……"他说，笔在纸上顿了一下，"不知道他叫什么？"
我看着他。
他又问："他知道你叫什么吗？"
我想了很久。这个问题我不是在想答案，是在想这个问题本身。爸妈走了以后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。他也没有，他叫不出来，我也叫不出他。我们每天回来，看一眼对方的纸壳，按一下手掌，从来不需要名字。名字是用不着的东西，我们用不着的东西，我们都给扔掉了，这些年，扔得很干净，一件一件。
我摇头。
民警低头，在表格上写字。我看着那一栏，他写得很慢，写完又添了两个字：无名氏，男。
无名氏，男。五个字。他的一生，被写在三个字加两个字的格子里，格子不大，正好放下。我看着他写完，那个"男"字，最后一笔拖出了一点，拖出去的那一截，像一个人没有走完的路。
"要认领的话，"他说，把记事本合上，"需要证明你们的关系。你有吗？"
证明。书面的东西，印章的东西，盖章的东西。我有的东西，都装在一个编织袋里，和我的鞋垫底下。我摇头。
"那你不算家属。"他说，声音放轻了一点，放轻的时候，他看了看我缠着胶布的手指，他没有再说下去，"登记之后，会公告一段时间。没有人来，就统一处理。"
统一处理。公告。家属。这些词都是热的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没有烫到我，它们绕着我走，走了一圈，去了别处，没有一个词有我站的地方。
担架抬出来的时候，白布盖着，只露出一只手，是握着的那只。手指被人掰开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，落在水泥台上，轻轻响了一声。
那个响声我认得。我写过那个字，哈一口气，笔尖划过去，写在纸壳角上，那个角后来被人裁下来，裁得四边很齐，他用手抹了三遍。我认得这个声音，声音一落下来，我就知道了。
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人弯下腰，捡起来看了一眼："这是什么？纸壳？"
他把那一小方对着光，看了一眼，笑了一下，是不好意思的笑，把它还给了他自己，放在了水泥台上。它没有价值，他看过了，它就没有价值了，他见过太多没有价值的东西。
我走过去，伸出手。
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民警。民警没说话，也就是说了。
那一小方落在我的手心。边角软了，被汗洇过，三个字还在：你，我，家。纸的正面已经有些起毛，我握着它，握在他握过的地方。他的握过的那个位置上，还留着五个指痕，凹下去的，浅的，我把我的指头放进那五个凹里，放不进去，差一点点。
民警打开蛇皮袋，一样一样往外拿，一样一样登记。袋口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出来了一点，纸板、雨水、人的味道，还有一层别的什么，是积了很久的钱的味道。
现金，一百三十二块。小刀。钉子。几段红塑料绳。一块苫布，叠成四方，折得整整齐齐。然后，他的手停了一下，从袋底拿出一样东西。
一副手套。女式的，棉的，浅色的，在那一堆灰黑的、磨亮的、看不出本色的东西里，白得很突然，白得像一个走错门的人。
吊牌还在。
吊牌上的数字，我认得：二十八块。
他看了一眼手套，又看了看我的手。我手指上还贴着那圈卷边的胶布，胶布的边缘磨得更毛了，底下的皮，一个月裂了四次。
二十八块，是我七天的收成。那个晚上，他把两只手缩在袖口里，看不见。他走出去很远，才跟上来，步子比刚才快。他第二天起的床，比平常早。那天他回来得晚，我以为是收成不好。不是。
收回来的塑料瓶在地上滚，他蹲下去捡，一个一个数，一个一个擦干净。那个冬天里他数过很多次钱，数到一百三十二，里面有二十八块，是冬天里他对自己的全部交代。
登记的人没有说话。他把手套放进证物袋，拉上了拉链。拉链合上之前，他停了半秒，大概是想说什么，没有说，拉上了。证物两个字，在那只手套上，那双想碰没碰过我的手指的手套——我的手抬起来，在半空，伸向他，想去拉那截拉链，手到半路，停住了。
停住了。
我这一辈子，手停在半空里的次数，数不清。在秤前面停过，在车窗外面停过，在他的额头上面停过。这一次，停在半空的手，没有东西可等，我等的东西，被装进袋子，拉上了拉链。
袋子被拿走了。
我的手还在半空，指尖对着那个被拿走的方向，对着我唯一认得的那一块白。指尖是凉的。那个冬天我摸过很多东西，冰，铁，雪，都没有这个东西凉。
车是白色的，车门上没有字，车开走的时候，我走了两步，被人拦住。"你不是家属，"那人说，声音不重，规矩的声音，"不能跟车。"
我站着。车开到路口，红灯，停了一下。红灯停着的那几秒，他离我一丈远，隔着车皮，隔着玻璃，隔着一整个冬天没碰过的手。我看着他坐的车，像看一个被送进别处的、我的东西。
绿灯亮了，它走了。
人都走了。老头走之前，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，放在我脚边的地上，没有递。他不知道这个动作，也许只是怕我不要。他放下钱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转身走了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他没有说话，他这一辈子没有跟收废品的人说过软话，现在也没有说，只是看了那一眼。他回去以后，他的秤会照常用，压秤照常用，就像今天的事没有发生过。
我回到棚里。
棚里没有人了，可棚子比他走之前满了。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，他留下的空，比他的东西重。他的纸壳空着，凹下去一个人形的浅印，浅浅的，纸壳会慢慢回弹，过几天，这个印子就没有了，纸壳会重新平起来，平得像没有人睡过。
收音机的红点还亮着，沙沙声里有一个女声，说，今天晴，气温零下二度到五度。
晴了。他走了以后，天晴了。
我把那一小方纸壳塞进鞋垫底下，和钱放在一起。和钱放在一起，是他认得的、最要紧的地方。
我没有把我的纸壳，挪过去。
那条缝还在那里，两个手掌宽。它从今天起，只是一条缝了。我没有迈过去，夜里不会迈，冬天过完也不会迈。一尺是我认得的路，这条路我打算一直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