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走后，我去过派出所两次。
第一次，那个年轻的民警认出了我。他的眼睛在我脸上停了一秒，想起来了，没说什么，指了指墙上的一张告示。玻璃框里钉着一张纸，纸角用图钉摁着，图钉生了锈。上面有一个编号，有一行字：无名男尸，身高一米七二，年龄二十至三十岁，灰色外套，左脚鞋带为红色塑料绳。公告期三十日。
我看了很久。
没有名字。有他的身高，我不知道，我量过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没有量过他的身高。有他的鞋带，我知道。那一截红色的塑料绳，断过，接过，结打得死，解不开的打法。这一行字里有他的鞋带，这件事我在心里放了很久——知道他的人里，原来还有一根鞋带。
第二次，窗口里换了一个人，年纪大些，眼皮耷着。我站在那里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"没事别站着。"
声音不重。我们这样的人，站在什么地方，本身就是一件事，这件事我们自己说了不算。
我走出来，在门口的台阶上，把手掌朝下，按了一下。
没有人看见。这一个按，是按给他的。他一辈子没有名，名分上的、字面上的，一样都没有，我替他按的这一个，也不算数。可我只有这一个。一个人手里只有一种语言的时候，她就得用这种语言，说所有的事。
后来每天晚上，我买两个馒头。吃一个，另一个掰开，大的那半放在他的纸壳上。第二天早上还在那里，原样，纸壳上的位置都没有动，风也没有动过它。我拿起来，吃了。
我没有想过这算什么。算祭，我配不上那个字；算留，又没有人接。算什么呢，那就是一半天黑以后，一个人对着一张空纸壳，把一天过完的方式。
九九的最后一天，我划了第八十一道。
钉子吃进水泥的时候，我的手已经打得比他的稳了。桥墩上的痕，从上到下，排得很齐，八十一道，一道不多，一道不少。前面那些里有他的手，我分得出来：他划得浅，斜一点，起笔重，收笔轻。后面的都是我的，一道一道，越来越直，直得像他一个人划的。八十一道痕，两个人的手，一个写法。数完了，是春。收音机里的女声说，天气转暖，白天十二度。
我把铝饭盒打开，数了一遍：二百三十八块。他的那一百三十二，被拿走了，登记在册，登记在册的东西，就不是我的了。
我记着那张招租的纸，去了老房子那一片。电线杆上换了一张新的，三百五，押一付一，电话换了，我抄过一次的数字作废了。字还是那样的字，纸还是那样的纸。
房东是个胖女人，站在楼梯口嗑瓜子，瓜子皮吐在脚边，看我站着，说："租房？"
我点头。
她带我上楼。单间，十平米，水泥地，窗朝南，窗台上有一小块阳光，安安静静的，没有风。她把钥匙插进锁孔，拧开，门开了。门里没有味道，空房间是没有味道的，这一点我熟，桥底下也是。
"押一付一，七百。"
我站在门口。窗台上的阳光落在地上，一块，方的，比我的纸壳小。我伸出手，比了比，那块阳光从指头中间穿过去，落在我脚面上，是暖的。冬天里我焐过一缸热水， ten分钟的路，那块阳光和我的缸子一样暖，可它不要钱。
我从怀里摸出钱，一张一张摆在手心，再放到窗台上。二百三十八，纸币压着硬币，最上面那张五块，是老头的。
她看了一眼，笑了一下，不是恶意，是见得多了的那种笑，一天里她总要笑几次的这种笑："差得远呢。"
我没有动。
她把钥匙拔出来，拿在手里，掂了掂，等我走。
我看着那把钥匙。黄铜的，磨得发亮，上一个租客留下的温度早就没有了。我抬起手，在空中，拧了一下。从左边，到右边，拧到底，再推。门开了，门里站着两个人，一个人把大的那半推过去一寸，一个人接了。
她愣了愣，大概以为我在比划什么别的，懒得猜了，说："走吧走吧，等你攒够了再来。"
我把钱收起来，一张一张叠好。下楼的时候，我听见门在身后锁上，一声，很轻，像钉子划完最后一道。
那天夜里，我咳了第一声。
很闷，从胸腔最深的地方出来，和那个三九的夜晚，隔着一尺听见的，一模一样。棚里很静，只有这一种声音，棚里没有他了，所以更静。
我躺着，等下一声。
下一声没有来。等了很久，才来，来的时候比上一声浅。
我知道这个声音是谁的。我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是在一个没有人听的地方。他是听着我最后的声音走的，现在轮到我了，轮到我听着我自己的，走完剩下的。
收音机里的女声说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二十三点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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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后的第三十天，公告期满，登记表被归了档。男的那份，身高一米七二，灰色外套，左脚鞋带为红色塑料绳，没有人来认领。两个月后，档案里又多了一份。
一份是男，一份是女。男的那份多几行；女的那份只有两行：年龄不详，身上有一方纸壳，三个字。
三个字，他们认不得，写进了档案，还是没有人认得。
他们被分别火化。同一天，不是同一炉。骨灰盒上贴着编号，没有名字。男的放进第三区第十二排，女的放进第七区第四排，中间隔着二十几排，一条甬道，一排冬青。冬青四季常青，这两种绿，春天是一种绿，冬天是另一种，可隔在中间，两边都看不见谁。
桥下的棚子是春天被清走的。穿黄马甲的人把竹竿拆下来，塑料布卷起来，纸壳一摞一摞扔上车。桥墩上的八十一道痕，没有人看，墙皮一掉，连水泥带痕，一起没了。收音机还在缝里，没有人认得，没有人打开，红点是灭的，灭了很久了。
那天下午，废品站的老头称了一车货。他拿起那只黑色的收音机，天线用胶布缠着，掂了掂，放上秤。
秤砣往回拨了一格。
"看什么，"他说，"都一样。"
一斤二两，一块二。
收音机被扔进铁筐，筐里是铁皮罐，搪瓷缸，一把折了柄的伞，伞骨断了两根。
没有人再打开它。里面存过一个冬天的声音：报天气，报时，一个女人把一口气拖到尽头，又被谁接住了。那些声音卖了一块二，账是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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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是四点停的。
屋檐在滴水，一下，隔很久，再一下。
我是五点才到后巷的。烟酒店刚关门，纸箱一摞一摞堆在垃圾桶旁边，最上面三个还是整的，顶上积着水，顺着边角往下落，一滴，一滴，砸出深色的小坑。
我走得很慢。胸口里有什么东西，一动就响，响得很轻，只有我自己听得见。
我伸手去够最上面那个。
指尖碰到纸壳，凉的，湿的，边角软了。这个触感我认得，一年前的冬天，两只手停在同一个触感上，停了有一个冬天那么长。
我等着。
另一只手没有伸过来。
巷子里没有风，纸箱的盖子没有响。只有水珠，一下，隔很久，再一下，落在纸壳上。
天暗得很快，对面楼的窗一扇一扇亮了，先亮厨房，再亮客厅。后巷里没有灯。
我把手按在纸箱上。掌心朝下。纸壳在我手底下，软的，潮的，像一只手心。
我想起那天。两只手伸向同一个纸箱，隔着一尺。我等了一句"你先"，没有等到，他张了张嘴，喉结动了一下，把话咽了回去。
可我听见了。
现在听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