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懵懂的童年记忆里，阿福是最亲近的伙伴，也是最特别的存在。我们都是1989年生，属蛇，我四月，他五月，相差一个月，我比他大，却从未听过他喊我一声“哥”，他总是直呼我的名字“阿哲古”，语气清脆，带着几分倔强，我也习惯了叫他阿福，不喊他弟弟，仿佛这样，我们就能一直这样平等地、肆无忌惮地一起玩耍。
阿福长得很有特点，脸圆圆的，带着两团晒不褪的红晕，像熟透的苹果，显得格外讨喜，可身上却很瘦，细细的胳膊腿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，活像一根挂着圆果子的细竹竿。他奶奶常摸着他的头，笑着念叨：“这孩子，就脸上好看，身上没一点肉，得多吃点才有力气。”说着，就会把碗里的鸡蛋、瘦肉夹到他碗里，眼神里满是疼爱。
自我记事起，阿福就和他奶奶一起生活，偶尔能见到他爸爸余建国。我奶奶带着我，我们两家隔着一堵薄墙，平日里来往频繁，奶奶们一起洗衣、做饭、聊天，我和阿福就跟在身后，一起在禾坪上追逐，一起在天井边嬉戏，一起偷偷摘祖屋走廊里的番薯干，日子过得简单而热闹，那份纯粹的欢喜，仿佛能掩盖所有的不同。
那时候的我，还不懂什么是身世，什么是离别，只觉得阿福和我一样，有奶奶疼，有地方玩，有伙伴陪，唯一的不同，大概就是他生活里没有妈妈，我也从未主动在他面前提起过那个字。与其说我不问，其实我觉得那时我是不懂这些，直至后来听家里大人聊，我才知道她妈妈离婚了，阿福没有妈妈疼爱，久而久之，我便也不再提起，只当是他的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。
然而，这片安宁与短暂的暖色之下，阿福的世界从一开始就缺了一角。这份缺失，像一根无形的刺，藏在他的童年里，藏在大人们的议论里，也藏在那些无声的目光里。
大人们说，阿福命硬。生下来才几个月，他的爸妈就离了。在九十年代初我们这个闭塞的农村，对于“离婚”是件了不得的丑事，多少是让家里抬不起头事情。那时候，村里的人大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规矩，结婚生子、相守一生，离婚这件事，几乎从未在村里发生过，阿福家，成了全村人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离婚的家庭，自然而然，就成了全村人永恒的谈资。
那些议论声，从来都不会刻意回避，像山间的雾，无声地浸润着每一寸空气，飘在禾坪上，飘在祖屋的巷道里，也飘进我家厨房的窗户，落入我懵懂的耳朵里。大人们凑在一起，压低声音，语气里带着惋惜、鄙夷，还有几分看热闹的意味：“余建国怎么就离婚了呢，好好的家，说散就散了”“听说还是女方先提的，丢下这么小的孩子，心真硬”“阿福这孩子命苦，生下来就没妈疼，还背着个‘离婚家的孩子’的名声”“以后长大了，怕是不好找媳妇哦”…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事情还闹上了法院，建国叔用尽办法才争取了阿福的抚养权，阿福的舅舅据说还想领养他呢，可见当时有多紧张。
那些话语，我似懂非懂，却能感受到其中的恶意，也能看到大人们看阿福时，眼神里的复杂。有同情，有怜悯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疏离，一种带着偏见的审视。孩子们是最灵敏的接收器，大人们的议论、眼神，像一颗颗种子，悄悄落在我们心里，很快，邻里的孩子们就都知道了：阿福没有妈妈。不仅没有，他爸妈是“离了”的。这双重标签，让他成了我们这群光屁股娃娃里最特别的一个，一旦玩耍失控，阿福就成了一些孩子欺负、嘲笑的对象。
有一次，村里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，围着阿福，指着他的鼻子嘲笑：“没妈的孩子，没人疼，没人爱”“你妈妈不要你了，你是个多余的”，阿福气得脸通红，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却不肯哭出来，也不肯低头，攥着小拳头，拼命地反抗，嘴里喊着“我有妈妈，我妈妈只是去很远的地方了”。可他的反抗，在那些大孩子面前，显得那么渺小，他们笑得更厉害了，还伸手推搡他。
我看到后，赶紧跑过去，拉着阿福的手，挡在他身前，对着那些大孩子喊：“不许你们欺负他，他有妈妈！”那些大孩子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倔强的阿福，嗤笑一声，骂了几句，就扬长而去。阿福站在原地，肩膀微微颤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他没有哭出声，只是默默地抹着眼泪，攥着我的手，很紧很紧，仿佛我是他唯一的依靠。
我陪着他，蹲在禾坪的角落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我剥开一颗大白兔奶糖，递了给他。那时候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阿福和我们不一样，他的笑容背后，藏着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落寞，他的沉默里，藏着太多的无奈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隐约懂得，“没有妈妈”这四个字，对他来说，是多么沉重的负担。
最初的童年，这份“特别”还不算沉重。有时我趴在厨房窗口，会看见阿福坐在他家饭厅的小板凳上，捧着一碗饭，安静地吃着，不说话，也不吵闹。他奶奶在灶间忙碌的身影偶尔闪过，一会儿给他添饭，一会儿给他夹菜，絮絮叨叨地叮嘱他“多吃点”“慢点吃”。那时，黄昏的光线斜照进来，将饭厅染成暖黄色，饭菜的香气飘出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，仿佛有一种拮据而温暖的假象，掩盖了背后的心酸与不易。
阿福跟着奶奶和爸爸过。他的奶奶，我们都叫她冉妹佰婆，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冉妹佰婆并不是我们本地人，她是潮汕人，当年远嫁过来，扎根在这片客家山村。冉妹佰婆的头发一点也不白，乌黑顺滑短发，每天都梳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，哪怕日子清贫，也从未让自己显得邋遢。她的丈夫，也就是阿福的爷爷，去世得早，自那以后，便是她一个人，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，把儿子余建国拉扯大，如今又要替儿子照料阿福，是个骨子里透着坚韧的干练女人。冉妹佰婆的衣服大多破旧发白，却永远洗得干干净净、叠得整整齐齐，偶尔还会穿上一件客家传统的老式衣服，布料朴素，缀着布做的纽扣，透着一股老式客家妇人的温婉与利落。她一辈子操劳，日子过得清贫，却从未亏待过阿福。她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留给阿福，自己舍不得吃一口肉，却总能想办法给阿福炖个鸡蛋、煮块瘦肉，把阿福养得脸蛋圆圆的，哪怕身上瘦，也从未让他饿着、冻着。
冉妹佰婆常常带着阿福，来我家串门，和我奶奶一起坐在禾坪上，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聊天。聊到阿福的时候，她的眼神里，既有疼爱，也有无奈，偶尔会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孩子命苦，没妈疼，我得多疼他一点，不能让他受委屈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阿福总会依偎在她的怀里，紧紧抱着她的胳膊，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，安静得像一只温顺的小猫。那一刻，我能感受到，冉妹佰婆的怀抱，是阿福最温暖的港湾，是她用一生的坚韧，为阿福撑起的一片避风港，也是阿福对抗所有流言蜚语和委屈的力量。
阿福的爸爸余建国，是个泥水匠，手艺很是叫得响，村里很多人家建房子、修房子，都会找他。印象中他身材有点偏瘦，但却又干活人的健硕，脸上总有祥和的笑容，性格挺好，平日里待人接物总是被长辈夸奖。他有时和我爸常搭伙干活，一起去村里或邻村做工，两个人配合默契，算是当年的最佳拍档吧。
那时候，村里的主家手头也都不宽裕，建房子的工钱，常常是一拖再拖，有时候，干完整整一个月的活，也拿不到一分钱。余建国每次从外面做工回来，眉头虽然锁得比瓦刀上的泥还厚，但却一刻也不闲着，打扫卫生，喂猪、碾米，刻也不休息，好像要把全部力气用在家里一样，勤快的很。这时候，阿福就会靠近他，跟在他爸爸后面，爸爸一忙完就会抱起他。
我知道，余建国很爱阿福，虽然那个年代的他不善于表达，生活的压力、旁人的议论、婚姻的失败，但没有磨灭他对儿子的爱，用自己的方式，拼命干活，努力赚钱，想给阿福和奶奶更好的生活，想堵住旁人的悠悠众口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余建国做工回来，身上沾满了泥土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却依旧先走到阿福身边，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问他“今天乖不乖”“有没有好好吃饭”，语气里的温柔，是平日里很少见到的。阿福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那笑容，干净而纯粹，像雨后的阳光，瞬间驱散了余建国脸上的阴霾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阿福渐渐长大，也越来越懂世事。我终于明白，什么叫离婚，什么叫没有妈妈，也终于明白，阿福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默，为什么总是依偎在奶奶身边，为什么在听到“妈妈”两个字时，眼神里会充满落寞。我也终于懂得，在那个闭塞的山村，阿福和他的家人，承受着多少旁人的议论和偏见，承受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。
世俗的眼光是苛刻的，那些流言蜚语，像一把把尖刀，一次次刺向阿福，刺向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。村里的人，大多对他们避之不及，不愿意和他们过多来往，甚至会让自己的孩子远离阿福，生怕被“沾染”。可即便如此，阿福的家里，依旧有着属于他们的温暖。奶奶的疼爱，爸爸的温暖守护，还有那些细碎的烟火气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阿福灰暗的童年，让他在世俗的不接纳中，依旧能感受到家的温暖，依旧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欢喜与快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