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0年春天，陈望北和石头还在广州。
石头学会了认字。是陈望北教的，每天晚上铺子打烊以后，点一盏油灯，对着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。
“哥，这个字念啥？”
“工。”
“工人的工？”
“对。”
石头用手指在桌子上划，划了一遍又一遍。
有一天晚上，谭平山带来一个消息。
“□□去上海了。”
陈望北抬起头。
“李大钊送他出的北京。两个人沿途讨论了建党的计划——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。”谭平山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光，“上海那边，已经开始筹备了。”
陈望北没说话。
但他知道，快了。
4月，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来到中国。他先在北京见了李大钊，然后由李大钊介绍，到上海见了□□。
消息传到广州的时候，石头问：“哥，俄国人来干啥？”
陈望北说：“帮忙。”
“帮啥忙？”
“帮咱们建党。”
石头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哥，俺等到了，是不是？”
陈望北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那天晚上，陈望北一个人走到珠江边，站了很久。
十年了。
从1912年那个乱葬岗，到1920年这个春天。
三千多个日夜，上万里路，无数个死去的人。
终于等到了。
1920年6月，陈望北和石头离开广州，往上海去。
石头问：“哥，咱这回能坐火车不？”
陈望北说：“能。”
石头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从广州到上海，火车走了三天三夜。石头趴在窗户上，看了三天三夜，眼睛都不舍得眨。
“哥，这玩意儿真快！”
陈望北没说话，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、村庄、城镇。
他在想，十年前从北京往南走，走了大半年。现在坐火车，只要三天。
但这条路的尽头，他等了十年。
1920年8月，上海法租界，老渔阳里2号。
陈望北站在街对面，看着那栋灰色的小楼。
楼不大，两三层，普普通通。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：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
石头问：“哥，就是这儿？”
陈望北说：“就是这儿。”
他们在那儿站了很久，看着进进出出的人。有穿长衫的，有穿西装的，有年轻的，有年长的。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光，那种光陈望北见过——在南京城头那些冲上去的兵脸上，见过。
谭平山给陈望北写过一封信，介绍他来找一个人。
那个人叫李汉俊。
李汉俊那时候住在老渔阳里对面的一间屋子里，每天除了写文章、翻译书，就是和人讨论建党的事。他是上海**早期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，和□□、李达、陈望道、俞秀松他们一起，筹备着那个即将诞生的事物。
陈望北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灯下伏案疾书。
“你是谭平山介绍来的？”李汉俊放下笔，打量着陈望北。
陈望北点点头。
李汉俊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当过兵？”
“是。”
“打过仗？”
“打过。”
“哪一边的？”
陈望北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护法的。南京。”
李汉俊眼睛亮了一下：“天堡城？”
陈望北没说话。
李汉俊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：“欢迎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汉俊和他们谈了很久。谈俄国革命，谈马克思主义，谈中国的前途。石头听得半懂不懂，但眼睛一直亮亮的。
临走的时候，李汉俊拿出一本小册子，递给陈望北。
“刚印出来的。陈望道翻译的，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。”
陈望北接过来，看着封面上的五个字：
《**宣言》。
石头凑过来，小声念：“共……产……党……”
他念得磕磕巴巴，但每个字都念得很认真。
走出那条巷子，石头忽然问：“哥，咱现在是**不？”
陈望北说：“还不是。”
“那啥时候是？”
陈望北没回答。
但他把那本小册子紧紧攥在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