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想起来，上小学的时候，其实班上大部分同学穿的都不好，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其实是很自卑的。
陈家村是个被群山环抱住的一个村落，在这个小学上学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村或者附近几个村的，家里条件都差不多，种地的种地，打工的打工，偶尔一两个家里做生意的，还有那些双职工家庭的小孩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们穿的衣服颜色鲜亮，鞋子是新的，铅笔盒是塑料的，上面印着卡通贴花纸。而我们这些穿旧衣裳的小孩，坐在一起会自动聚成一堆，不需要谁号召，像被磁铁吸到一起的铁屑。
王大伟管这叫“穷鬼帮”。我说这名字太难听了吧，他说那你取一个。我想了半天，绞尽脑汁，才说叫“田埂帮”。陈芳说好，我们都是田埂上的小野草。
林小雨第一次笑了。她笑的时候声音很小，像老鼠叫。
我们四个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小团体，每天中午一起在操场边的树荫底下吃饭，放学一起走。王大伟和陈芳住村外头的镇上，林小雨住村外，我住村中间。有时候我们一块走，走到镇上的时候，林小雨一个人往东拐，我和王大伟陈芳继续走，再走一段，王大伟和陈芳各自回家，我一个人走到村里。
有时候我会在路上碰到赵城，他走在前面，低着头，书包带子还是一根麻绳扎着的，晃晃悠悠的。
我喊他一声“哥”，他就停下脚步等我。但他不说话，我走在他旁边，他也不说话。我们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回家，像两个沉默的影子。
有一天我和□□不知道为啥有了一点小矛盾，于是我问他：“哥，你在学校有没有朋友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有…”
“真的？”
“……真的。”
他说谎，他低着头，不看我，脚步比平时都快了一点，我识趣地没有再问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在学校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村里的小孩还是叫他“野孩子”，他去食堂吃饭都是一个人坐在角落，没人跟他一起走，没人跟他说话，连老师点他名，他都回答得特别轻，但他还是每天来上学，每天坐在教室里，像一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石头。
他在家里住了很多年了，可到他离开的那天，他都是把自己当做“外人”。
我到现在都很少听见他说话，他有时候帮我拿东西，我碗没洗他就把我的碗也一起洗了，我摔倒了他在后面扶我一把，但他从来不出声。他像是一株种错地方的庄稼，在别人的田里偷偷发芽。
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很在意这个家。他会把我爸的工具箱擦得干干净净，把我爷爷的草帽摆好，把我妈的拖鞋放在她进门第一脚能踩到的地方。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说，但我知道他在做。他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在说，也算是这个家里头的人。
那天放学后，王大伟留下写拼音，我等许彦青一起走。他背到第五遍终于把声母全部背下来了，高兴得拍桌子，被周老师瞪了一眼。他缩了缩脖子，但嘴角还是翘着的。
“我以后每天早上背一遍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得监督我。”
我苦大仇深：“行，那要背不出来怎么办？”
“背不出来给你一个馒头！”
有一说一，王大伟真的大方！
“成交。”
陈芳听说了我们的赌约，也要加入。她说她每天负责检查我们俩的作业，谁没写完谁就请大家吃冰棍。我苦着脸说你这是稳赚不赔，她说对啊，不然我干嘛当检查员。
后来周小萌也加入了我们。周小萌坐在我前面一排，人特别温柔，她说话声音软软的，家里是开文具店的，就在学校门口那条街的最拐角处。她每天带一支新铅笔来学校，谁没带铅笔她就借给谁，也不催着还。有一次我铅笔芯断了，她递过来一支削好的，笔杆上贴了一颗小星星贴纸，说“给你用”。
“这贴纸好可爱。”我瞅着，满眼的喜欢。
“你喜欢就送给你了，我还有好多。”
后来我去她家文具店才发现，那不是小星星贴纸，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。她用彩纸剪了一百多颗小星星，一颗一颗贴在文具上，卖一个送一颗，她说这样每个来她家买文具的小孩，都能拿到一颗星星。
我听到这个话，心里顿时酸酸软软，想起整个幼儿园时期，我都眼巴巴看着别的小朋友能得到小红花，小星星的贴纸作为奖励，可我始终都得不到，但现在，我却拥有了，还是拥有如此珍贵的。
可我还是好奇问：“你哪来这么多时间剪？”
“晚上没事干，我妈看店，我就在旁边剪。”
“你不写作业吗？”
“写完就剪。”周小萌笑了一下：“我觉得剪星星比写作业好玩。”
周小萌是班里其他学习成绩好，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里，唯一一个不嫌弃我成绩差的人。她每次考试都考七十多分，不是最好的，但也不差。她说她妈对她要求不高，只要能及格就行。我问她为啥，她说因为她妈自己也没读过几年书。一个自己没读过几年书的人，不好意思对孩子要求太高。
“那你爸呢？”
“我爸妈离婚了，我都没怎么见过他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，跟许彦青说“不回去了”一模一样。都是用最轻的声音说最重的话。
我没有再问，她也没有再说。我们两个就这样并排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，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。操场上有高年级的男生在打篮球，球砸在地上咚咚咚地响，远处的杂草田里还有蛙声在叫。
“蒋安。”周小萌突然喊我。
“嗯？”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。
“我觉得跟你做朋友挺好的，你都不问我爸爸的事。”
“你不想说啊，我干嘛问。”
望着她恬静的面庞，我想，会看人眼色的本事其实也挺好的。
“他们都会问，问完了还要说‘哦，好可怜哦’。”
“那是他们不懂呀。”
“你懂呀？”
“我懂啊，不想说的时候还被追问，特别烦。”
周小萌笑了一下，她的笑跟别人不一样，不是哈哈大笑那种，是嘴角往上弯一点点，眼睛亮一下，然后马上恢复原样。但她笑的时候整张脸都温柔了。
后来我发现她对谁都这样，温柔得像一碗温糖水。班上有男生说她“假温柔”，她听见了也不生气，只是说“那也要装一辈子，装了就是真的”。我觉得这是她说过的最有道理的话。
有一天傍晚，许彦青在秘密基地等我，他今天放学比我早一个小时，已经在槐树底下坐了很久，膝盖上摊着一本书，但没在看。他在看远处稻田里飞起来的白鹭，一行白鹭排成人字形往南飞。夕阳快把它们吞进去了，它们还在不紧不慢地扇着翅膀。
我在他旁边坐下来，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把书合上。
“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？”
“又在陪王大伟背拼音。”我无奈叹气。
“那他背会了吗？”
“会了，但总是背了又忘。”
许彦青噗嗤一下笑出声。
“你不也是，咋还嫌弃他。”许彦青的口癖慢慢有点受我的影响了都。
我跟他半斤八两，但不想承认，扭扭捏捏地说：“就是记不住，所以我们互相监督呢。”
许彦青想了想，“挺好的，你上学也有小伙伴了，一起学习也就不会觉得枯燥无聊了，所以，对你的同学多点耐心，好好相处。”
我听着他的大道理，心里不是滋味：“我挺有耐心的，我教你画云的时候就很有耐心。”
“那是因为你画的圈比我差，你不好意思没耐心。”
我被他堵得没话说，他现在越来越会呛我了！
但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对人的时候确实没什么耐心，三遍说不清的话就想拍桌子。但今天陪王大伟背拼音，他背了五遍，我一次都没拍桌子。可能是因为他也陪我练了半个钟头的字。
“你呢？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？”我问他。
“还行。数学课考了一场，没考好。”
“考多少分？”
“八十二。”
我长大嘴巴惊呼：“八十二叫没考好！？”我都不敢说，我数学才考22分呢！
“有一道题不该错的。”他把书翻开又合上，眉头皱了一下，“应用题，题目说‘一堆苹果分给五个人每人三个还剩两个’，我算成五乘以三加二等于十七。答案是十七个苹果，但我在答题纸上写的是十七个梨。”
我听得晕头转向：“……那你把苹果写成了梨？”
“嗯。”
我激动：“所以你算对了，写错了？”
“嗯。”
我愣了一秒，太可惜了！然后笑出了声，笑到歪在地上，笑得鼻涕都快出来了。许彦青看着我笑，一脸无奈。
“很好笑吗？”
“好笑！苹果变梨！你是第一个把正确答案写错的人。”
“我同桌也笑，笑了整整一节课。”
“你同桌是谁？”
“一个叫周晓军的。是周晓芳的弟弟。”
我隐约记得周晓芳，她是我姐的隔壁班的女生，跟她关系不错。有一次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我姐还专门绕到她们班门口等她出来。周晓军之前没怎么听许彦青提过，不过他既然能笑一节课，大概也是个挺好相处的人。
“那你们数学老师怎么说？”
“她说我是‘粗心大王’。她让我在错题本上抄一百遍‘是苹果不是梨’。”
“那你抄了吗？”
“抄了，抄到第五十遍的时候又写成了橘子。”
我笑得更大声了，许彦青在旁边叹了口气，但他也在笑。他的笑跟我第一次见他完全不一样了，以前是冰面上裂一道缝，现在是裂了一大片，露出下面清清亮亮的水。
他说他的同桌周晓军笑完之后跟他说了一句“兄弟你太神了”，然后把自己上次把“三角形”写成“三毛形”的卷子翻出来给他看。三毛形，许彦青说看到那张卷子之后心里平衡多了。
“你看，大家都是粗心大王。”我安慰他。
“你是粗心老王，连乘法口诀都能背串。”
“你再说一遍？”我安慰他还好心没好报，气的我脸红脖子粗。
“老王！”许彦青不知死活地重复。
我抓起一把草往他身上扔，他躲了一下，没躲开，草屑落了一头，他摘掉头发上的草，忽然正色道：“蒋安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朋友多了。最近中午都没来找我吃饭。”
“王大伟拽着我去食堂的。他说一个人吃饭太无聊了。”我有点心虚，都不好意思再攻击他了。
“嗯…我知道。”
他语气有点落寞。
“你想我中午去找你吗？”
“不用，你跟你的朋友吃。”他顿了顿：“反正放学我也能见到你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，但我注意到他把手里的书翻来覆去地搓了好几遍。他又在搓东西了。这是他紧张时的老毛病，搓裤腿，搓书角，搓树皮，把一切能搓的东西搓出毛边来。
“许彦青。”
“嗯？”
“他们是我在学校的朋友，但你是……”我想了想，“你是不一样的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“你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。也是最好的！”
他低下头，抠着树皮上的疙瘩。过了好久好久，久到我觉得他已经不想说话了，他才轻轻说了一句。
“你也是，第一个，最好的。”
我怀疑他是为了在转移话题才这样说的，但他的耳朵红得像秋天的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