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芦跪在刘二狗身边，两只手紧紧攥着他的胳膊，指甲掐进他烧烂的皮肉里，掐出了血，他没觉得疼，或者说他没在意。她的脸埋得很低，低到快要贴到地面，阿荼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只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孟媖说完“到你们了”之后，刘二狗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锅里的汤从咕嘟咕嘟变成了小声的咕噜。
“我爹娘死得早。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我记不清他们的脸了。有人说我爹是病死的，有人说是在外面跟人打架被打死的。我娘在我三岁那年走了，改嫁了，没带我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那只完好的眼睛眨了一下，又眨了一下。
“我是在街上长大的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平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忆无关的事。一个孩子，三四岁，穿着不合身的破衣裳，站在街角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一眼。饿了翻垃圾堆里的剩饭，渴了趴到河边喝水，冬天缩在别人的屋檐下，被主人拿着扫帚赶走，像赶一条流浪的狗。
有人给过他一口吃的，他就记着。有人打过他，他也记着。后来他不记了。因为记着也没用，没有人为他撑腰，没有人问他疼不疼，没有人会在天黑的时候找他回家。
他一开始偷东西，是被逼的。不是那种小偷小摸的“偷”，是饿极了、冷极了、活不下去了的那种偷。偷包子摊上的包子，偷别人晾在院子里的衣裳，偷药铺里的药，不是自己吃，是拿去卖。被人抓住过，被人当街打过，打完了扔在路边，他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继续走。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也没有别的办法活着。
后来他长大了，不再偷包子了，偷更大的东西，比如金银、首饰、银子等值钱的东西。他手快，眼睛毒，知道什么人有钱、什么时候下手不会被发现。他靠这个活着，活了很多年，直到他遇见了阿芦。
阿芦是隔壁村卖豆腐的老李家第七个女儿，因为家里穷，养不起那么多孩子，偏偏老李又重女轻男，有的女儿被卖到了城里当丫鬟，有的给人当了童养媳，到了阿芦时，老李早就对卖女儿一事轻车熟路，连价都没怎么还，就把人交给了张家。
那年阿芦十四岁。
张家在三十里外的镇上，有田有地，开着一间油坊。据村里人说阿芦比她几个姐姐命好，这家公婆老实本分，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家境殷实，不愁吃喝。阿芦嫁过去的那天，穿着借来的红衣裳，盖头是块红布，边角都磨毛了。她一个人坐在新房里的床沿上，攥着衣角，等了一夜，而她的丈夫那个体弱多病的独生子，在前厅喝了几杯酒就晕过去了，被人抬回了屋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阿芦在张家待了一年，日子不算好过，也不算难过。她的丈夫是个药罐子，三天两头咳嗽，咳起来没完没了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。阿芦伺候他，给他熬药、捶背、端痰盂，什么都干。婆婆对她不好不坏，像对待一个长工，该使唤就使唤，该骂就骂，但从没动过手。
公公平日里不怎么讲话，她给公公端饭的时候，公公低着头接过去，说一句“放那儿吧”，但等她转身走的时候，公公的目光落在她背上，她总觉得那目光像一只黏糊糊的触手，贴在她身上。
她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她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她想多了，也许公公就是那样看人的，也许是她自己多心了。
十五岁那年秋天，丈夫的病加重了，日日咳血。婆婆整日整夜守在药房里熬药，公公一个人在院子里喝酒。有天晚上，阿芦去给公公送饭，但公公喝多了，也许是酒撕开了他所有的伪装，这次看向她的目光不再像之前那样遮遮掩掩，看得她毛骨悚然，手止不住在抖，碗里的汤洒出来，烫了她的手背，她没觉得疼，公公把碗接过去，和往常一样放在了桌上，但不一样的是这次他抓住了她的手，她想逃却不料对方的力气竟会如此之大……
后来的事，阿芦不想说，她把脸埋得更低了，低到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。
刘二狗替她说了。
“她公公强占了她。”他咬着牙说，“不止一次。”
阿芦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大到藏不住了。
婆婆是在她弯腰舀水的时候发现的。
那天阿芦蹲在井边打水，站起来的时候衣裳绷在肚子上，鼓鼓的，圆滚滚的，像揣了一个小南瓜。婆婆的目光从她脸上慢慢移到她肚子上，停住了。阿芦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脸一下子白了，水桶从手里滑下去，砸进井里，咚的一声，水花溅上来，溅了她一脸。
婆婆没有当场发作，她放下手里的针线，站起来，走到阿芦面前，伸手摸了摸她的肚子。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，隔着薄薄的衣裳，贴在阿芦隆起的腹部上，停留了三秒。然后她收回手，转身回了屋，关上了门。
那天晚上，阿芦听见婆婆的屋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，断断续续的，像风从门缝里挤进来，又像有人在哭。她听不清说了什么，但她知道婆婆在跟公公说话。她站在门外，手里端着给公公婆婆送的茶，茶凉了，她也没敢敲门。
第二天一早，婆婆把阿芦叫到堂屋里。堂屋的光线很暗，供桌上点着一盏油灯，灯芯烧得老高，火苗一蹿一蹿的，把墙上挂着的祖宗画像照得忽明忽暗，仿佛这些画像在一夜之间都活了过来。婆婆坐在太师椅上，面前放着一碗水，水里泡着一根银簪子。那是她们这地方的老法子，说是能让不干净的东西现形。
“谁的？”婆婆问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阿芦胸口上。
阿芦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她的嘴像被缝住了一样，张不开。她能说什么？说你丈夫的？说孩子是你孙子的？可她的丈夫躺在床上大半年了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让她怀孕？婆婆不是傻子。她知道自己儿子什么样，知道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他的。
“我问你话。”婆婆的声音提高了一些，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。
阿芦还是不说话。她的眼泪掉下来了，一滴一滴砸在脚面上，砸在她那双没穿鞋的、冻得发白的脚上。
婆婆没有再问，她站起来，走出堂屋，穿过院子，去了公公的屋子。阿芦听见隔壁的门开了，又关了。然后是安静，很长的安静。她在堂屋里站着，站了很久，腿都站麻了，不敢动。
然后她听见公公的声音从隔壁传出来，很大，很急，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狗在叫。她听见他说“她勾引我”“她趁我喝了酒”“她给我下了药”“我是清白的”。一句接一句，像倒豆子一样，噼里啪啦地往外倒，倒得又快又多，多到阿芦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了那些事。
婆婆没有说话，她只是哭。阿芦听见她在哭，哭得很压抑，那种捂住嘴、从指缝间漏出来的哭声，细得像刀片，一下一下割在阿芦的心上。
那天晚上，婆婆一个人去了祠堂。
祠堂在村子东头，黑漆漆的，没有灯。她跪在蒲团上，面前是婆家历代祖宗的牌位，一排一排的，高的矮的新的旧的，烛光照着那些黑色的名字，像一双双没有眼珠的眼睛。婆婆跪了一整夜。阿芦不知道她跪着的时候在想什么，是在想自己那个病在床上、连夫妻之实都无法做到的独生子，是在想那个她辛辛苦苦伺候了几十年的丈夫，还是在想自己这辈子，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，结果盼来的就是这些。
第二天早上，婆婆从祠堂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群族里的长辈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叔公，拄着拐杖，花白的胡子在风里一翘一翘的；后面跟着二婶婆，手里捻着一串佛珠，嘴唇不停地动着，不知道在念什么；再后面是几个阿芦叫不上名字的叔伯，一个个面色铁青，像来奔丧的。
婆婆的脸是青灰色的，嘴唇干裂了，起了皮，眼眶红肿得厉害，但已经没有眼泪了。她的眼泪大概在祠堂里就流干了，跪在那些祖宗牌位面前，流了一整夜，流到再也流不出来。
她走进堂屋，把供桌上那碗泡着银簪子的水端起来，猛地将水泼在了地上。水花溅起来，溅到阿芦的脚上，冰凉冰凉的。那根银簪子随着水掉在地上，发出叮的一声，在青砖上弹了两下，滚到墙角，停住了，簪头朝下，簪尾朝上，在微微晃了晃过后，不动了。
“把她关起来。”婆婆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平，平得像一块磨刀石，“关到村口破庙里去。”
身后的几个叔伯互相看了一眼，没有人动。三叔公拄着拐杖在地上戳了一下，咚的一声，像敲在谁心口上。
“还愣着干什么？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像砂纸刮过木板，“这等败坏门风的东西，早该处置了。”
话音刚落，两个年轻点的叔伯走上前来，一左一右架住了阿芦的胳膊。阿芦没有挣扎，她的身体被他们拉得往前踉跄了一步，差点摔倒，但她的手始终放在肚子上，没有拿开。
“明天，”婆婆说，她转过身去，背对着阿芦，看着墙上那些祖宗的画像，“沉塘。”
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她没有看阿芦。她看着那些黑漆漆的眼睛，看着那些画在纸上的、死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脸，像是在等他们点头。他们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他们只是挂在墙上，面无表情，嘴角带着某种古老的、让人不寒而栗的微笑。
阿芦没有求饶。她站在那里，被两个男人架着，低着头，两只手放在肚子上，手心贴着鼓起的肚皮。隔着那层薄薄的皮肉，她能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像一条小鱼在水里翻了个身，水面荡开一圈细细的涟漪。
她把掌心贴在那个地方，轻轻压了压。那动静停了一下，然后又动了，这次比刚才有力了一些，像是在回应她，她的眼泪随之掉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