坦白局结束,我又被鲍里斯关了回去。
真是可恶啊,还以为刚才那一通掏心窝子的话能打动他一丢丢呢,结果全白说了。
没办法,谁让现在的老鲍同志是标准的死理性派呢,加上又是克格勃出身,只认证据不认感觉,更别说什么脑洞大开的穿越了。
不过事情似乎不是没有转机,下午时分,正在看书的我接到了释放通知。
维克多少尉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份文件夹,表情介于“抱歉”和“恭喜”之间,看起来非常微妙。
“陆月小姐,您自由了。”
“……什么?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“您的身份已核实完毕,所有指控悉数撤销,请随我办理释放手续。”
我呆愣两秒,脑子还没转过弯,身体已经极其诚实地从床上蹦了起来,怀着“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先跑了再说”的念头,大咧咧地离开了这鬼地方。
办手续的过程很简单,就是在一张交接单上挨个打勾,签下一份“知情确认书”,承诺对本次调查过程保密、不追究法律责任云云。
(我觉得吧,这大概意思就是:不许来找麻烦,否则就再关你一次,呵呵~ \-∧-/)
“这个拿着。”维克多递来一张证明,“如果您打算暂时留在列宁格勒,务必尽快去辖区警察局办理临时居住登记。”
我低头细看纸面,当看清落款处克格勃列宁格勒州分局的公章时,仍旧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过我。
这上面的内容大致是:“兹证明陆月身份核查无误,准予在列宁格勒州境内临时居留”,落款处还附签着鲍里斯·马尔林的名字。
没记错的话苏联对于人员流动有严格的限制,每个公民都被居住登记制度牢牢绑定在内部护照的登记点,不允许私下流窜。普通人要想更换城市定居,必须先拿到新地方的落户许可,但这比中国男足踢进世界杯还要离谱。
而对于外来人口来说,没有合法登记最多只能在城里待三天,超期不办临时登记者,轻则被警察请去喝茶,重则被内务部按“社会寄生虫”或“流浪罪”论处,最高可判两年劳改。
“不过您这情况比较特殊,”维克多指了指我手里的释放证明,“有克格勃开的这份材料,去警察局办临时登记应该不是问题。记得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登记,别又把自己整回来了。”
我连忙点头应下:“好,我记住了。”
走完流程,我的背包也拿了回来。包里的东西还在,心爱的渐变蓝也完好无损,唯独『克洛诺斯』试剂少了三分之一。
我皱眉,“少尉,我包里的东西有人动过。”
“例行检查需要取样分析。如果您对物品有异议,可以填写申诉表,处理周期大约十五个工作日。”少尉同志的回答滴水不漏。
我把背包拉上,“……算了。”十五个工作日,都够我二进宫了,纯属浪费时间。
走出大门,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身后这座灰扑扑的大楼,看着雨过天晴的太阳深吸一口气——总算活过来啦!
不过问题也接踵而至:接下来去哪儿?
投奔鲍里斯求收留?大概率会被他用一句“公私分明”礼(无)貌(情)拒绝。
漫无目的游荡街头?人生地不熟的,属实有亿点凶险。
思来想去,最靠谱的办法还是去堵一回鲍里斯,好歹也要从他这里讨个临时容身的落脚地。
但是吧,门口的卫兵果断拦住了想折返的我:“同志,这里不允许非工作人员进入。”
“我就找人,找马尔林中校。”我连忙解释。
“请立刻离开!”
“长官,我刚从里面出来的……”
“那您应该知道,出来之后不能再进去。”
“……”
好嘛,进不去那就等吧,说不定可以在门口“偶遇”下班路过的中校同志呢。
约莫十分钟后,沿街巡逻的士兵注意到了驻足不动的我。他们停下脚步,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,然后齐步走来。
“同志,请出示您的证件。”
“我在这里等‘朋友’。”
“请出示证件!”
我露出个标准的文明礼貌好青年微笑,努力掏呀掏,啥也没有。于是乎这两人上前一步,拿出了铐子。
就在我即将二进宫的时候,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:“等一下!”是维克多少尉,他快步小跑赶来,对着士兵们抬手示意,“你们继续巡逻,这里交给我处理。”
对方敬礼,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,这才转身离开。
“您怎么还在这里?”少尉同志不解。
我耸耸肩,准备长叹息以掩涕兮:“我在考虑今晚要不要找个公园长椅凑合一夜……思来想去,只有这片地方比较安全,适合过夜。”
“不用考虑了,这里并不适合过夜。”
“谢谢您的建议,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。”
维克多无奈叹气,从钱包里抽出两张卢布递来:“这是20卢布,先拿着去吃顿饭,然后找一家旅馆住下。别在局门口晃悠了,这对您和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我接过那张钞票,看着票面上的数字心里暖暖的。
虽然不知道这个时期20卢布的购买力有多少,但不管怎样当务之急是干饭。又于是乎,我问少尉同志附近哪儿有能正经坐下来吃东西的地方。
维克多想了想,又摸出5戈比零钱递给我,顺带报了个地名:“面包巷拐角有家‘红星食堂’,价格公道,红菜汤也不错。您可以坐七路电车过去,三个站就到。”
我谢过他的好意,背起包登上电车,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身摇摇晃晃,一路抵达面包巷。
这是一条列宁格勒典型的老式街道,不宽不窄,两侧整齐矗立着斯大林式居民公寓楼,灰红相间的墙体庄重规整,满满都是厚重的时代气息。
沿街底层开满了国营面包房、杂货铺和小吃店,每家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,人声嘈杂,算是这个年代最鲜活的市井烟火。
由于我一心盯着路边招牌,没留意周边涌来的人群,结果在巷口被人撞到墙边摔了个踉跄。待我回过神摸摸空空如也的口袋,才后知后觉自己被偷兜了。
妈蛋!
光天化日,朗朗乾坤!
刚到手的20卢布巨款和证明,就这么没了?!
我愣在原地整整三秒,猛地转身,迅速锁定斜前方一个蹿动的瘦小身影。
喵了个咪滴,就他了!
“站住!”我用中文吼一嗓,又立刻切换俄语追了上去,“抓小偷!苏卡不列,他偷了我的钱!”
·
作为训练有素的高塔特调员,抓个小偷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我还是小瞧了对方的熟练度,那小子专挑狭窄的小巷钻,一路弯弯绕绕,硬生生把我带出了闹市区。
越往前走越偏僻,两侧废弃的储物棚和斑驳的围墙令人心生不安,我不得不放缓速度,留心整条空荡荡的小巷。
反常的是那小偷忽然止步,转过身嚣张地直视着我,全然没有继续逃跑的意思。
下一秒,巷子两侧的废弃棚屋后陆续走出五名身形壮硕的男人,清一色的纹身从手腕密密麻麻蔓延至领口,眼神凶悍,浑身带着股混不吝的痞气。
坏菜了,似乎是惹上了什么不得了的帮派组织?
几人慢悠悠合围上来,堵死了所有退路。而方才偷钱的小子则站在中间,两指夹着我的卢布和证明得意地晃来晃去。
人群中有人吹起了轻佻的口哨:“小丫头,跑得倒是挺快!”
“同志们,有话好好说?”我放下背包,打算先来一个示弱。
可对方不买账,反倒一步步逼了上来。没办法,我只能绷紧身形,摆好戒备姿态随机应变。
见状,一群人笑弯了腰。
领头的高大男人向前踏出一步,眼里满是轻蔑与贪婪。
我往边上挪了挪,对着偷我钱和证明的小偷招招手:“臭小子,你把东西还我,这事就算了。”
可那帮人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笑话,嗤笑声加大:“你以为你是谁?没用的警察还是克格勃?”
“不。”我活动了一下手腕,眼底神色沉定,“我是他们的对立面,也是能把你们踩在脚下的人。”
既然避无可避,那就无须再避!
小偷被我的态度惹恼了,抡起拳头骂骂咧咧地朝我冲过来。
哈哈,这家伙并不擅长打架!我只是侧身避开,脚下顺势一绊,便轻松把他甩倒在地,狠狠摩擦。
切,就这?
“下一个。”
包围圈收紧,有两个人同时从左右两侧扑上来。我矮身闪过左边那人的熊抱,手肘狠狠撞向他的肋下,趁机捡起掉落的棍子,反手砸向右边那人的膝盖。
咔嚓——
棍子应声而断,惨叫连连。
“来,继续啊!”
话音未落,一人突然从身后抱了上来,死死箍住我的手臂。
挣脱无果,我当即后仰,后脑勺狠狠撞向对方面门,趁他吃痛松手的间隙抬脚踹飞迎面冲来的家伙,继尔借力后翻,彻底摔开束缚。
奈何对方人多势众,我刚撂倒一个,又扑上来两个。不知是哪个混蛋抓起生锈的铁片砸来,我躲闪不及,右臂被割出一道又长又深的血口子。
“嘶——”
火辣辣的剧痛顺着手臂蔓延全身,我动作慢了半拍,后腰结结实实挨上一脚,整个人被踹得单膝跪地,差点失去意识。
眼前阵阵发黑。缓了半分钟,我咬牙站起来,甩开滴落的鲜血,对着偷袭我的贼人露出了个阴森森的微笑。
那家伙明显被我的笑容震慑,下意识后退半步。我抓住机会抄起地上半截木棍狠狠砸向他的手腕,又乘势夺去他手中的铁片。
现在,武器平等了。
“咳咳,还……还继续吗?”我捂着血流不止的手臂,忍住痛苦微笑依旧。
余下几人面面相觑,神色忌惮,再也不敢贸然上前。
为首的大块头咬牙切齿,“够了。”
他死死盯过来,弯腰捡起散落在地的卢布和证明,随手扔在我脚边,旋即带着一众同伙消失在巷子深处。
而狼狈的我则站在原地,握着那块铁片,直到确认他们全部离开后才终于松手,慢吞吞坐在地上大口喘气。
嘶……
他爹的,疼疼疼疼疼疼疼死啦!
陆月:今日进账 20RUB,结余 40RUB。
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动笔写文了,最近是真的事多,这几天还碰上了台风天,幸好我住的地方没有内涝。但愿都平平安安的,往后大家好运连连
下章周三更新,感谢友友们的喜欢!
注:①1957年有轨电车票价仅3~5戈比,20卢布属于大额现金了,基本够普通人好几天的伙食 旅馆住宿,可见维克多的慷慨。②“社会寄生虫重判”是60年代之后的规则,陆月这半吊子记混了,不过这个时期倒是有“习惯性流浪乞讨”罪。
【苏联笑话】
①什么是幸福
课堂上,老师让学生们用“幸福”造句。
小伊万举手:“当冬天到来时,外面下着雪,你坐在温暖的家里,喝着一杯热茶,这就是幸福。”
老师说:“很好。拉宾诺维奇,你来。”
拉宾诺维奇站起来:“当冬天到来时,外面下着雪,克格勃敲开你邻居的门,把他拖进了车里——这就是幸福。”
老师不解:“为什么?”
拉宾诺维奇回答:“因为幸福,就是在不寻常中找到寻常,在普通的事情里感到安心。”
老师沉默了一会儿:“所以你的意思是?”
“明天克格勃可能就会敲开我的门,但此时此刻,我看着邻居被拖走,心里还是暖洋洋的。这就是幸福。”
②乐观与悲观
乐观的拉宾诺维奇和悲观的伊万相遇。
悲观的伊万说:“还能更糟吗?物资短缺,排队三小时买不到面包,克格勃到处抓人。”
乐观的拉宾诺维奇说:“别担心,会更糟的。”
“为什么会更糟?”
“因为还能更糟。你没发现吗?‘还能更糟’这句话,在我们国家从来不是安慰,而是预言。”
③定义正确
党校教授伊万问学员拉宾诺维奇:“我们如何定义‘正确’?”
拉宾诺维奇回答:“‘正确’就是苏维埃党说的。”
伊万追问:“如果它说明天会有两个太阳,你信吗?”
拉宾诺维奇肯定道:“当然信,但我会带墨镜去相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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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章 打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