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灯亮了，车子平稳地驶过路口。
后面的路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广播里的歌换了一首，是一首老歌，旋律很慢，钢琴的声音像雨滴一样落下来。林清寒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后退。这条路她走过很多次了——从公司到公寓，从公寓到公司。但今晚坐在副驾驶上，由程子卿开着车送她回去，这条路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街边的每一盏路灯都显得比平时更亮一些，梧桐树的叶子在灯光下泛着暖暖的金黄色。
车子在公寓楼下停稳。程子卿挂了P挡，手刹拉起来，发动机的嗡鸣声熄灭了，车厢里忽然安静得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。
广播还在放，声音变得清晰了许多。那首歌到了尾声，女声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像是不舍得结束。
林清寒没有马上下车。她坐在副驾驶上，手指搭在安全带的卡扣上，没有按下去。程子卿也没有催她，双手还搭在方向盘上，目光落在挡风玻璃外面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“上去坐坐么？”林清寒问。
程子卿没有马上回答。
广播里的歌结束了，换成了天气预报，女主持人的声音变得明快了许多，说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二十四度。
“不了。”程子卿说。
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差点被天气预报盖过去。林清寒转过头看她——程子卿的侧脸被路灯的光从车窗外照进来，一半亮一半暗，表情看不太清楚。
“师姐早点休息。”程子卿说。这次她转过了头，看着林清寒，嘴角扬起一个很淡的弧度。
“那你开车小心。”林清寒说，解开安全带，推开车门。
夜风从车门缝里灌进来，带着初秋的凉意和路边桂花若有若无的香气。林清寒下了车，关上车门，弯腰朝车窗里看了一眼。
程子卿降下车窗，仰起头看她。路灯的光从头顶照下来，在她的发顶上镀了一层暖黄色的光圈。
“上去吧。”程子卿说。
程子卿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半，她没急着洗漱，而是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在想林清寒。
不是那种心慌意乱的想——那是十八岁时候的事了。
林清寒在饭桌上说“对不起”的时候，她心里其实是有些难受的。
不是因为林清寒做错了什么。那台设备的改造，她看过项目总结报告。厂方的验收意见里专门用了一段话来感谢林清寒的“额外付出”，孙总工在技术评审会说这是“最有诚意的合作”。结果是好的，所有人都满意。
但她不能不那么说。
程子卿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的皮质表面。
——“以后要和我报备”“大厂里利益错综复杂”“好心有时候会办坏事”——每一句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每一句都是她应该说的。
可她也知道，那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和从其他上人嘴里说出来，分量是不一样的。
不是因为她是总裁，而是因为她是程子卿。是那个林清寒曾经照顾过一年的小师妹。是这个身份，让那些公事公办的话变得格外刺人。
现在静下来想一想——林清寒绝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。
她做事向来妥帖。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帮程子卿改论文、介绍她认识靠谱的房东、在她生病的时候送她去诊所，每一件事都做得恰到好处，从不让人觉得被冒犯，也从不让人觉得亏欠。她始终有一种边界感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。
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在一个正式的项目里，不经任何沟通就去动甲方的设备？
程子卿睁开眼睛，坐直了身体。
答案其实很简单——林清寒一定是得到了孙总工的默许，甚至是鼓励。那位老工程师在厂里干了三十四年，对那台设备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深。他看懂了林清寒的兴趣和能力，也信任她，所以才会放手让她去试。
林清寒不是不懂规矩。她是被一个同样热爱技术的老前辈“破例”允许的。在那个老旧的车间里，在那些手绘的图纸和锈迹斑斑的设备之间，有一种不属于任何合同和流程的信任在流动。孙总工信她，所以她做了。
但这件事，林清寒没有办法跟程子卿解释。
因为一解释，就变成了辩解。而辩解——在“上级”和“下级”这个框架里——是不合时宜的。程子卿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，从公司管理的角度来说，每一个字都对。林清寒如果解释，就变成了一种推脱，像是在说“不是我的错，是别人让我干的”。
她不会那样做。
所以她说“对不起”。不是因为她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她不想让程子卿为难。
程子卿靠在沙发背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