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子结了，生活还得继续。
我辞掉了父亲公司那份可有可无的工作——自从卷入案件，公司里流言四起，人事主管委婉地建议我“先休息一段时间”。我知道，这是父亲的意思。
也好。反正那份工作，受到的排挤并没有因为我是高堰的儿子而变少。
现在靠接些零工过活：便利店夜班，外卖配送，有时还帮人遛狗。收入不稳定，但自由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用再看我父亲脸色过活。
廖晨尊劝过我：“打那么多零工会不会太累了。”
“总比没钱生活要好”我苦涩的笑了笑。
他看了我很久，最后说：“随你。但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要告诉我。”
团建那天，廖晨尊硬拉我去。
“就吃个饭。”他说，“队里的人都想见见你。”
“见我做什么？”
“见见那个帮我们破了三起案子的‘顾问’。”他发动车子，“虽然还是编外的。”
我坐在副驾驶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。阳光很好，晒得人昏昏欲睡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这样无所事事了——总是忙着打工，忙着应付头疼，忙着……活下去。
饭店很热闹。包厢里坐满了人，大部分我都见过：法医老陈，技术科的小李，还有几个经常跑现场的刑警。他们看见我，眼神里有好奇，有审视，但更多的是……友善。
“这就是高雨樽？”一个年轻警察笑着递过来一杯饮料，“久仰大名。廖队天天在队里夸你。”
我接过饮料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廖晨尊在我旁边坐下，低声说：“放松点。就当吃顿便饭。”
我点点头，埋头吃东西。菜很丰盛，但我尝不出味道。周围的谈笑声像隔着水传来，模糊，遥远。这种热闹的场合让我不安——太正常了，正常得像我这种人根本不该出现。
中途我去洗手间。想用冷水洗把脸，让自己清醒点。
然后我看见了高鑫杭。
他站在洗手台前，对着镜子整理头发。十七岁的少年，已经比我高了，穿着合身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镜子里那张脸，有七分像父亲。
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。
“哥？”高鑫杭眼睛睁大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“我……”我卡壳了，“跟朋友吃饭。”
“朋友？”他上下打量我，目光停在我扎起的辫子上，“你留长发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挺……特别的。”他笑了笑，但那笑容有点勉强，“爸也在隔壁包厢。谈生意，带我出来见世面。”
“今天不要上学吗？”
“请假了。”高鑫杭耸肩，“爸说，课本上的东西不如实战重要。”
这话听起来耳熟。父亲当年也这么对我说过——在我还愿意听他说话的时候。
“你最近怎么样？”高鑫杭问，“爸说你从公司辞职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你靠什么生活？”
“打零工。”
沉默。洗手间里只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嗒，嗒，嗒。
高鑫杭看了看手表：“我得回去了。哥，你……照顾好自己，撑不住了和我说。”
他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镜子里的人——长发，苍白的脸，眼睛里那种挥之不去的疲惫。确实，不像高家人。
也不像任何人。
回到包厢，饭局已近尾声。有人开始敬酒，廖晨尊来者不拒，一杯接一杯。我想替他挡酒，但他摆摆手：“没事，今天高兴。”接着他俯下身，
“回去开车要靠你了。”
他确实高兴。眼角那颗泪痣在灯光下格外明显，笑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亮的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某个地方，轻轻地动了一下。
但这种感觉很快被恐慌淹没。我不该有这种感觉。不应该。
散场时，廖晨尊已经有点醉了。我扶着他下楼，他半个身子靠在我肩上，呼吸里有酒气，还有淡淡的烟草味。
“车钥匙。”我伸手。
他笑了，把钥匙塞进我手里，但脸上还是红彤彤的，充满了酒味。
刚走到门口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
“高雨樽。”
我僵住了。那个声音，我听了十九年。
转身。父亲站在不远处，高鑫杭在他旁边。两人都穿着西装，像刚从某个正式场合出来。
父亲的目光像刀子，从我脸上刮过，然后停在我的头发上。
“你这副样子，”他开口，每个字都像冰碴，“像什么话。”
我没说话。从小到大，面对他的指责，我学会的最好应对就是沉默。
“长发，扎辫子，不男不女。”父亲往前走了一步，酒精让他的脸泛红，“高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”
“爸……”高鑫杭想拉他。
“你别管！”父亲甩开他的手，盯着我，“我问你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勾肩搭背？”
他指的是廖晨尊。廖晨尊这时候抬起头，眯着眼看了看父亲，然后笑了。
“哟，高总。”他舌头有点打结，但话很清晰，“巧啊。您这是……训儿子呢？”
“跟你无关。”父亲冷着脸。
“怎么无关？”廖晨尊站直了，虽然还有点晃，“高雨樽现在是我们警局的特别顾问，协助破案，立功了。您这当爹的不夸两句，还骂人？”
父亲脸色更难看了。
廖晨尊忽然把嘴里叼着的烟拿下来，塞进我嘴里。动作很快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。
“抽根烟，压压惊。”他拍拍我的肩，然后看向父亲，“高总，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路。您管得太宽了。”
烟很呛。我咳嗽起来，想把烟拿掉，但父亲已经看见了。
“你还抽烟？”他的声音在发抖，“好，好得很。高雨樽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儿子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，扔在地上。
“三十万。密码是鑫杭生日。拿着钱，滚。”他盯着我，眼睛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冰冷的、彻底的失望，“以后别再说你姓高。”
银行卡落在地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黑色的卡片，在饭店门口的地面上，像一块墓碑。
高鑫杭想说什么，但父亲已经转身走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很复杂——有歉意，有无奈，还有一种……如释重负？
他们都走了。
我弯腰捡起卡。还有点温度。三十万，买断十九年的父子关系。
便宜吗？贵吗？
我不知道。
廖晨尊的酒好像醒了一半。他看着我，没说话。
“走吧。”我说，“送你回家。”
路上很安静。廖晨尊靠在副驾驶座上，闭着眼，但我知道他没睡。
“你爸……”他开口，又停住。
“没关系。”我说，“早就该这样了。”
“三十万。”
“嗯。”
“够用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实话实说，“但总比没有强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高雨樽。”他说，“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，你无处可去，可以来找我。”
我没回答。眼睛盯着前方的路，但视线有点模糊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是高鑫杭的短信：
「哥，对不起。爸今天喝多了。钱你先用着，不够再跟我说。保重。」
我把手机塞回口袋。
绿灯亮了。
车继续向前开。夜很深了，街道空旷，路灯一盏接一盏向后退去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银行卡。三十万，一个父亲的“补偿”，一个家族的“驱逐”。
也好。
从此以后，我只是高雨樽。
一个十九岁的社畜，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一个警局的编外顾问。
和谁的儿子，再也没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