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屿的案子结了一周后，我收到了高鑫杭的短信。
「哥，爸让我问你，这周末有没有空回家吃饭。」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回家。这个词在我字典里已经消失了很多年。那个房子不叫家，叫“高堰的住所”。母亲走后，那里就只是一栋建筑。
我打了四个字：「不用了，忙。」
发送。
五秒后，鑫杭的回复进来：「哦。那下周呢？」
我没回。
周五傍晚，廖晨尊忽然把车停在我出租屋楼下。
“有个案子。”他在电话里说，“美术馆，死了个保安。”
我下楼时他靠在车门边抽烟，看见我，给我也递了一根烟。
“现场在二楼展厅。”他拉开车门，“死者是夜班保安，今早被发现躺在《暮色》那幅画下面。”
“死因？”我降下车窗方便散烟味。
“钝器击打后脑，失血过多。”他发动车子，“凶器还没找到。”
我夹着烟的手顿了一下。
“你刚才说……哪幅画？”
“《暮色》。”廖晨尊看我一眼，“怎么了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
窗外街灯一盏接一盏向后掠去。我把手按在左侧太阳穴上----不是疼，是某种……预感。
美术馆坐落在城北老城区，一栋改造过的民国建筑。红砖墙，铸铁窗，门廊的罗马柱还留着弹孔的痕迹----解说牌上说，这里一百年前是报社，经历过轰炸。
二楼展厅拉着警戒线，《暮色》被围成一座孤岛。
那是一幅不大的油画，灰蓝调子，画的是江面日落。没有太阳，只有余晖，把云和水染成同一种将暗未暗的颜色。
死者躺在画前三米处，白布已经盖上。法医正在收器械，看见我们，点了点头。
“后脑钝器伤，失血过多。”她摘下沾血的手套，“伤口形态不规则，边缘有直角压痕。凶器应该是质地坚硬的立方体物品，金属或石材。但现场没有找到疑似物品。”
“死亡时间？”
“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。”
“监控呢？”
“坏了。”技术科的小李蹲在墙角，脸色不太好看，“整层楼的监控昨晚都在系统升级，从零点到六点，全是空白。”
“巧合？”
小李没回答。他把笔记本转过来，屏幕上是监控系统的后台日志。
“升级排期是三个月前定好的。”他说，“没有任何人临时干预的记录。”
廖晨尊皱眉，没有说话。
我站在画前，盯着那片灰蓝色的江面。
然后我闭上了眼睛。
画面涌进来的瞬间，我下意识扶住了墙。
不是以前那种汹涌的、淹没式的涌入。是一双手，是中年男人的手，指节粗大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手里握着一尊小雕塑，乳白色，少女形态，底座是方形，边缘锋利。
手扬起，落下。
画面黑了。
再亮起来时，视野很低，仰视的角度。天花板上的射灯还亮着，照在《暮色》的画框上。
有脚步声。很重，像踩在木地板上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
我睁开眼，太阳穴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“雕塑。”我说，“凶器是一尊大理石雕塑，少女题材，底座方形，高度大约二十到三十厘米。”
展厅里安静了几秒。
廖晨尊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
小李犹豫了一下，开口：“三楼雕塑展区……确实有一尊少女像。当代仿作，非馆藏。但是----”
“但是什么？”
“我刚才上去看过。”小李压低声音，“那尊雕塑，不见了。”
三楼雕塑展区正在闭馆维护。展台上蒙着防尘布，地面铺了保护垫。两名修复师正在清理一尊十八世纪的圣母像，空气里飘着细密的大理石粉尘。
空荡荡的展位在展厅东南角。
展位上方的标签牌写着：
《沉睡的少女》----当代仿作，大理石，高28厘米，非馆藏。
防尘布被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。
“这尊雕塑是什么时候入馆的？”廖晨尊问。
年长的修复师推了推眼镜：“不太清楚，但至少不是馆藏，我记得是之前退休的老馆长离任前让人安排的，说是纪念品，是个人物品，不走公账，就一直放在三楼。”
“价值呢？”
“仿作，材质是普通大理石，雕工也一般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市场估价不会超过五千块。”
“有人想买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修复师摇头，“这尊像放在这儿估计也挺久了，从来没人问过。”
廖晨尊蹲在地上，用镊子从防尘布里夹出几根纤维。
灰白色，短发，约一厘米长。
“死者的？”我问。
“送检才知道。”
我站在空展位前，脑海里反复回放那个画面，一双手，大理石雕塑，方形底座。和方卫国枕骨上那道直角形的致命伤。
死者叫方卫国，四十七岁，美术馆夜班保安兼藏品经办人，在这里工作了十一年。
没有前科，没有仇家。同事对他的评价高度一致：老实，话少，从不惹事。
“他儿子下个月结婚。”值班经理搓着手，眼眶泛红，“老方攒了好几年钱，说首付还差二十万，打算明年退休后去看孙子……”
“二十万。”廖晨尊重复。
“他平时挺节省的，带饭上班，抽最便宜的烟，通勤全靠走路。”值班经理叹气，“最近几个月好像更省了，午饭都是一个馒头配咸菜。”
“他有没有提过什么额外的收入？”
“没有。”值班经理摇头，“就三千八一个月，加上加班费，撑死四千五。”
我翻开方卫国的工作证。
照片上的男人法令纹很深，嘴角习惯性抿着，是个不爱说话的长相。
他在这栋楼里走了十一年。
每天经过《暮色》四次：开门，关门，巡夜，交班。
他看过那幅画几千遍。
画里的江水从来没有流动过，和他的生活一样。
方卫国的储物柜在消防通道拐角，编号B-17。
柜门没锁，里面塞着一双旧皮鞋、一件备用的保安制服、半包受潮的香烟，还有一个老式保温杯。
廖晨尊打开保温杯，杯底还剩一口凉透的白开水。
“没有遗嘱，没有日记，没有可疑物品。”小李在旁边记录，“看起来就是个普通老头的普通柜子。”
我没有说话。
我把手伸进储物柜最深处，摸到一个硬物。
是一枚钥匙。
不是这栋楼常见的电子门禁卡，是老式的黄铜钥匙，边缘已经氧化发黑，齿纹磨损得很严重。
“这是什么门？”廖晨尊接过钥匙。
值班经理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变。
“这是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这是地下室的钥匙。档案室。”
“美术馆还有地下室？”
“老建筑了。”值班经理声音发紧，“民国时期是报社，地下室当年是印刷车间。后来改建成美术馆，那里就一直当杂物间用，堆些报废展架、过期展板。十几年没人下去了。”
“方卫国有钥匙？”
“按理说没有。”值班经理擦了擦额头的汗，“地下室的钥匙只有馆长和后勤主任有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……去年后勤主任退休，钥匙好像没收齐。”
地下室在负一层。
楼梯很陡，没有灯。廖晨尊打着手电走在前面，光束切进黑暗里，照出满地积灰和斑驳的水渍。
空气里有浓重的霉味，混着旧纸张和锈蚀金属的气息。
档案室在最深处。
黄铜钥匙插进锁孔，转了两圈，发出沉闷的“咔嗒”声。
门开了。
房间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吊灯，拉绳已经朽烂。小李举着勘查灯照进去，光柱扫过之处，全是积满灰尘的纸箱和生锈的文件柜。但有一块区域，是干净的。
靠墙的桌子上，放着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。电源灯还亮着，屏幕合着，边缘积了一圈浅浅的灰----是这几天落下的。
廖晨尊打开电脑。
没有密码。
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，命名是：
“借展协议”
里面是二十七份文档。
时间跨度从去年三月到今年十月，每隔几周就有一份。文件名格式统一：日期 画作名称 借展方。
《暮色》出现了四次。
最近的这份日期是案发前五天。
借展方一栏写着：新锐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。
廖晨尊皱着眉头把电脑交给小李：“查这个公司，所有人、关联方、银行流水，越细越好。”
小李点头，抱着电脑出去了。
我站在原地，盯着屏幕上那份协议。
借展期限：六个月。
借展费用：二十万元。
备注栏里有一行手写扫描的小字：
“乙方承诺：本画作仅用于企业内部陈列，不进入公开流通市场。”
签字栏有两个名字。
一个是打印体的“方卫国”，字迹工整。
另一个是手写的签名，笔画潦草，像是故意让人认不出来。
但我认得。
那是把这尊《沉睡的少女》留在美术馆的人。
那个退休的老馆长。我年少的时候被母亲带着来参观过，那个老馆长很和善，还给我拿零食。
老馆长姓秦，今年七十八岁，住在城郊一家养老院里。
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，膝盖上搭着一条格子毛毯。护工说他这几年记性不太好，常常想不起昨天吃过什么。
廖晨尊把《暮色》的照片递到他面前。
“这幅画，您还记得吗？”
老馆长盯着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“记得。”他慢慢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这是我退休前收的最后一件作品。作者是个年轻人，没什么名气，画得也不算好。但他穷得快吃不上饭了，我就做主收了，挂在角落里。”
“多少钱收的？”
“三千。”老馆长笑了一下，“他感激得差点跪下。后来听说还是没熬住，转行了，再没画过画。”
“这幅画现在值多少钱？”
老馆长没有说话。
他转头看向窗外。初冬的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把皱纹刻成沟壑。
“有人问过。”他轻声说，“去年，有个自称收藏家的人来馆里，专门问这幅画。我说这是不入流的作品，不值钱。他不信，开价五万。我说不卖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后来又来了一次。开价十万。我说，这是馆藏，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做不了主。”
“再后来呢？”
老馆长沉默了。
他的手在毛毯上摩挲了很久，像在寻找某个遗落的线头。
“再后来，”他说，“有个人来找我。他说他在办一个企业美术馆，需要一批有年份、有格调、但不能太贵的画。他愿意出二十万买《暮色》。条件是——”
他停住了。
“条件是什么？”
老馆长闭上眼睛。
“条件是我不要再过问这幅画的事。我没同意”
他睁开眼，看着我。
“我问他要这幅画做什么。他说，送人。”
“送给谁？”
“他没说。”老馆长低下头，“但他说，那个收画的人，姓周。”
从养老院出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
廖晨尊站在车边抽烟，烟头在夜色里明明灭灭。
“二十万。”他说，“送人。”
我没有接话。
“一幅三千块收来的、挂了十一年的画，突然有人愿意出二十万买走，只是为了送给一个姓周的人。”他把烟蒂碾灭，“高雨樽，你信吗？”
“不信。”
“我也不信。”
他拉开车门。
“所以这幅画，到底值什么？”
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灯。
脑海里反复闪过那些碎片----
一双手。一尊雕塑。一份借展协议。
还有方卫国保温杯里已经不烫的白开水。
他攒了十一年。
就差这二十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