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联韬奋书店在美术馆东街，灰砖外墙，木门框上“生活·读书·新知”几个字是启功的字，笔画温润，像一杯泡了很久的茶。这是北京为数不多还开着的老书店，地上两层地下一层，二楼靠窗的位置能看见街对面的中国美术馆，红墙琉璃瓦，在四月的日头下亮得晃眼。
姜黎知提前二十分钟到的。她穿了件浅灰色的薄风衣，里面是白色衬衫，头发扎成低马尾，出门前对着镜子把双耳的耳钉都取了——今天不是见故人，是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越少特征越好。
二楼人不多，靠墙的长桌坐了几个看书的学生。靠窗的位置空着，桌上放着一杯没动过的美式，杯壁上还凝着水珠——像是有人刚点了又离开。她走过去坐下，把那杯美式往旁边推了推，从包里拿出一本《公司法》翻开，装作在看书。
下午两点五十八分，手机震了一下，不是短信，是来电。屏幕上没有号码，只显示“未知”。她盯着屏幕看了两秒，接起来。
“姜小姐。”
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经过了变声处理，带着电子的嗡鸣，听不出年龄，也听不出音色。背景很安静，只有极轻的翻书声和远处空调的嗡鸣——他就在书店里。
“你到了？”
“到了。”姜黎知的声音很平，“你在哪？”
她的另一只手伸进风衣口袋，摸到那支录音笔——出门前她就准备好了，从接起电话的瞬间就在录。
“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。”对方说，“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”
姜黎知没说话。她的手放在桌下，指尖无意识地摸着桌板的底面——木质的，被磨得光滑。
三天前，她收到一条匿名短信，只有一行字：【想翻案，四月三日下午三点，三联韬奋二楼靠窗。别问我是谁，到了等电话。】 下面跟着一串乱码，三秒后整条短信自动销毁了，她连截图都没来得及。
“十年前，你父亲姜怀安的案子，”对方的语速不快不慢，“一审被判无期徒刑，三年后在狱中病逝。所有人都告诉你，案子是铁板钉钉，但你不信，对吗？”
姜黎知的瞳孔缩了一下，这个人知道她不信。这不是公开信息，连许知遥都只知道她“想翻案”，但不知道她从始至终就没信过。
“你是谁？”她压低声音。
“我说了，你不需要知道。”对方顿了顿，“你低头看一下桌子底下——靠窗那侧的桌板底面。我看着你坐下的。”
姜黎知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他看着她坐下的——他就在二楼。刚才她进门的时候，二楼除了几个看书的学生，还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坐在角落里，背对着她，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书。她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来，那个人一直没有翻过页。
她弯腰，手探到桌板底面——果然，在靠窗那侧的桌板底下，贴着一个东西；是一个U盘，用黑色的电工胶带固定在桌板底面，不仔细摸根本发现不了。胶带是新贴的，边缘还翘着一点。
她把U盘抠下来，攥在手心。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“你父亲当年那桩案子的一部分材料。”对方说，“检察院的案卷副本，还有几个证人的联系方式。这些东西，外面查不到。”
姜黎知的手指收紧了。U盘的塑料外壳被她攥得微微发热。
“你为什么帮我？”她问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因为有些事，不该就这么算了。”对方的声音经过变声，依旧听不出情绪，“姜小姐，你是律师，你应该知道，光有材料不够。你还需要人证、物证、一条完整的证据链，这些，我会陆续给你。”
“陆续？”
“我只在安全的时候联系你。”对方说，“下次的时间地点，我会提前通知。你不用找我，也别试图查我的号码——查不到的。”
姜黎知咬了咬下唇。她做了这么多年并购律师，太清楚这种话术了——对方在掌控节奏，她是被动的一方。
“我凭什么信你？”她问，“万一这里面是假的呢，万一你是来钓鱼的呢？”
“你可以不看。”对方说得很平静，“但你会看的。因为这是你十年来唯一的机会。”姜黎知没说话，他说得对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对方忽然压低了声音，“你回来之后，有人在盯着你，不止一拨人。”
姜黎知的后背僵了一下。
“谁？”
“沈仲礼的人，还有别人。”对方说，“沈仲礼是沈伯言的弟弟，沈砚衡的小叔——这一家子，没一个省油的灯，你自己当心，另外——”他顿了顿，
“沈砚衡，你离他远点儿。”
姜黎知的手指在桌下蜷了一下。
“为什么提他？”
“寿宴上的事，我知道。”对方的声音冷了半度，“你坐在东厢房第三桌，他从西厢房过来，在海棠树下叫住你。你以为只是打了个招呼——可有人盯着呢。因为他是沈伯言的儿子，十年前的案子，沈家脱不了干系，你和他走得太近，只会让自己更危险。”
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姜黎知反问。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，这次沉默得久一点，久到姜黎知以为对方挂了。
“我只是提醒你。”对方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多了一丝她听不明白的东西，像是叹息，又像是别的什么，“姜小姐，你要查的案子，水很深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。”对方说，“你父亲当年就是因为不知道水有多深，才栽进去的。”姜黎知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，
“你认识我父亲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发紧。
“……认识。”对方只说了这两个字，然后很快补了一句，“行了，今天就到这，U盘里的东西你慢慢看，有需要我会再联系你。记住，别查我，也别跟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。”
“等等——”
电话挂了。
姜黎知握着手机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半天没动。窗外的阳光落在书页上，《公司法》的某一页被照得发白，她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
她低头看了看手心——那个黑色的U盘还在，被电工胶带粘过的地方留着一点胶痕。
她把U盘放进风衣内侧的口袋，拉上拉链。然后合上《公司法》，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美式——杯底还沉着一圈深褐色的咖啡渍，是刚倒没多久的量，不是喝剩的。她抿了一口，苦得她皱了皱眉，又放下了。
她在书店又坐了十分钟。这十分钟里，她没有真的看书，而是用余光扫过二楼每一个角落——靠墙长桌那几个学生在翻书，戴鸭舌帽的男人还坐在原地，那本厚厚的书依旧摊在同一页。她注意到他的手指一直搭在书脊上，没有翻页的意思。
确认他没有跟上来的迹象，她才起身离开。
走出书店的时候，四月的风裹着法桐的新叶味扑面而来。她站在人行道上，借路边停着的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筐镜面瞥了一眼身后——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，车窗贴膜很深，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。她注意到那辆车的引擎盖微微发着热，像是停了有一会儿了。
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她没有直接打车。沿着美术馆东街往北走了两个路口，拐进一条胡同，七绕八绕穿了三条窄巷，又折返回来，才在一个红绿灯口拦了辆出租车。做律师的本能——有人盯梢的话，胡同里绕几圈，能把尾巴逼出来。
车开出去，她让司机走平安大街，不要上二环——二环是封闭快速路，不适合甩人。绕几个街口再折返，有尾巴也能看清，车开出去的时候，她摸了摸内侧口袋里的U盘，硬硬的，硌着肋骨。
到了小区门口，她没有立刻进去，在便利店买了瓶水，借着玻璃门的反光看了两眼身后——那辆黑色奥迪没有跟过来。这才刷卡进了楼。
回到家，她把所有窗帘拉上，门反锁，又检查了一遍门锁和猫眼。然后从书柜最底层抽出一个旧笔记本电脑——这是她专门用来处理敏感材料的机器，不联网，不用来做任何日常工作。
U盘插进去，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，命名是一串数字：20160317。
她认得这个日期。那是父亲被带走的日子。
文件夹里有三份文件：一份是当年检察院的起诉书扫描件，一份是法院庭审笔录的节选复印件，还有一份是三个证人的名单和联系方式。
她皱了皱眉。检察院的案卷里不该有法院的庭审笔录——那是两个不同的机构，卷宗不互通。除非这份材料不是从检察院拿的，而是有人从两个地方分别调取，再拼凑在一起。这个人的手，伸得比她想的还要长。
她先看起诉书。和她记忆中的一样——受贿、滥用职权、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。证据链看似完整：转账记录、证人证言、被告人口供。
但她翻到庭审笔录的时候，手指停住了。
笔录里有一段，是父亲的最后陈述。
“审判长，我认罪。但我有一句话要说——我姜怀安这辈子，没拿过一分不干净的钱。我认的不是罪，是命。”
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
“我认的不是罪，是命。”
这句话她从来没在任何公开材料里见过。当年的判决书里没有，新闻报道里没有，连律师给她的案件摘要里也没有。
为什么没有？是谁删掉的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