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三那年，程砚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。
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六点出门，骑二十分钟自行车到学校。早自习，四节课，午休，三节课，晚自习，回家，做题，睡觉。他的生活被切割成精确到分钟的时间块，每一块里都塞满了知识点和习题。他把手机锁在抽屉里，一周只开一次机，用来给家里报平安。林远说他疯了，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他知道自己没有疯。他只是不想停下来。停下来就会想沈渡。想沈渡就会想那些他本来可以说但没有说的话。想那些话就会难受。难受了就会失眠。失眠了第二天就做不了题。做不了题就会掉名次。掉名次就会被赵老师叫去谈话。被谈话就会听到“你爸妈供你上学不容易”。听到这句话他就会觉得自己对不起所有人。
所以他不让自己想。
他做题。他把数学卷子上的每一道大题都做了三遍，第一遍做出来，第二遍用不同的方法，第三遍看答案有没有更优解。他把英语范文背了五十篇，背到任何一篇都能张口就来。他把文综的知识点画成思维导图，贴在卧室的墙上，每天睡前看一遍，醒来再看一遍。
他的成绩从班级第九名，慢慢爬到了第五名，第三名，最后稳定在年级前二十。这个名次在明城一中不算顶尖，但足够让他考上一本。
高考结束那天，他走出考场，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。阳光很大，照得他睁不开眼。周围的学生在尖叫、拥抱、哭、笑，有人在撕书，有人在拍照。程砚谁也没找，一个人走到自行车棚，骑上车，回家了。
到家的时候他妈正在做饭。油烟机轰轰响着，没听见他进门的声音。程砚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妈弓着腰切菜的背影，忽然觉得鼻子很酸。他想说“妈，我考完了”，但张了张嘴，没说出来。他站在那儿看了几秒钟，然后回了自己房间。
他关上门，坐在床边。房间里很安静，窗外有鸟叫。他拉开抽屉，在最里面翻出了那个用纸巾包着的灯罩。纸巾已经泛黄发脆了，他小心翼翼地展开，把灯罩拿出来，放在手心里。白色的陶瓷灯罩，边缘那道裂纹还在。
他把它放回去，关上了抽屉。
暑假里，他填了志愿。本省的一所普通一本，市场营销专业。不是他多喜欢这个专业，是他翻遍招生简章，觉得这个专业的名字听起来“好找工作”。他爸妈不懂这些，只说“你看着填就行”。程砚一个人对着电脑研究了好几天，最后点了“提交”。
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，他正在院子里帮邻居搬东西。邻居家的阿姨拿着一封EMS递给他说：“你们家的。”程砚接过来，看到红色的封面上写着“录取通知书”四个字，心跳了一下，然后很快又平复了。
他拆开看了看，是的，被录取了。
他拿着通知书走回家，放在桌上。他妈从厨房出来，看到那个信封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，拿起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说：“妈给你做红烧排骨。”程砚说“好”。
那天晚上的排骨很咸。他吃了两碗饭，把排骨全吃完了。
大学四年，程砚过得很普通。
大一的时候他加入了学生会，干了一个学期觉得没意思就退了。大二的时候他谈过一次恋爱，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长得挺好看的，说话温温柔柔的。他们在一起三个月，吃了一顿饭，看了两场电影，手都没怎么牵过。分手的时候女生说：“你好像对什么都不太上心。”程砚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可能吧。”
他确实对什么都不太上心。上课、考试、社团、恋爱，他都做了，但都做得“差不多”。成绩中上游，不是拔尖也不是垫底。社交圈子不大不小，有几个能说上话的同学，但没有那种能借钱的朋友。他不是故意疏离，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对人“上心”。
那个女生说的话让他想了很久。他不是对什么都不上心。他上心过。但他上心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再对另外一个人“上心”。
后来他就不谈恋爱了。一个人也挺好的，自由，不用解释自己为什么发呆，不用在对方问“你在想什么”的时候编一个合理的答案。他总不能说“我在想一个七年前从食堂消失的人”。
大四那年，他考研了。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，就是觉得自己这个专业本科学历不够用，市场里一抓一大把。他考了本校的研究生，没有太费力就过了。研究生三年，他跟着导师做了一个企业咨询的项目，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市场策划这个领域。他觉得还行，不算喜欢也不算讨厌，能赚钱就行。
研究生毕业那年，他投了三十多份简历，收到了七八个面试，拿到了三个offer。他选了现在这家公司——一家中等规模的本土广告公司，做市场策划，月薪四千。
他记得自己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，在ATM机前站了很久。四千块钱，扣掉房租和吃饭，剩下的不多了。但他给自己买了一个新的台灯。不是多贵的台灯，就是宜家那种白色的工作灯，几十块钱。他把它放在出租屋的床头柜上，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开一会儿，看看手机就关了。
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个台灯。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盏台灯，还没到手就碎了，只剩一个灯罩。也许不是。
工作的头两年，程砚学会了很多东西。
学会了怎么跟客户沟通，学会了怎么写方案，学会了怎么在提案的时候不被问住，学会了怎么在被领导骂的时候不把表情写在脸上。他算不上聪明，但他肯学。别人不愿意接的活他接，别人不愿意加的班他加。不是因为多上进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除了工作还能做什么。
周末的时候他没事干，就去公司加班。公司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他和清洁工。他坐在工位上，把下周的方案提前写好，把数据分析做得再细一点，把PPT的排版再调好看一点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他就坐在那里发呆，看着窗外的城市天际线。
省城的天际线比明城高了不知道多少。高楼林立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程砚有时候会想，沈渡如果在省城，他会站在哪一栋楼里？这个念头只会停留几秒钟，然后他就会把它赶走。
入职第一年年底，他拿了部门的“最佳新人奖”。奖金三千块，他请了部门所有人喝了奶茶，剩下的存了起来。第二年，他升了资深专员，月薪涨到了六千。第三年，他竞聘上了经理，月薪过万。
每一次升职，他都会给他妈打个电话。他妈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行，说“妈给你炖排骨”。他说“好”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会在工位上坐一会儿，看着电脑屏幕，什么也不想。
二十七岁那年，程砚在省城买了一套房子。
不大，八十多平，两室一厅，首付花光了他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。交房那天他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暖洋洋的。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，把钥匙攥在手心里。
他给他妈打电话：“妈，房子买了。”
他妈在电话那头哭了。程砚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听着他妈哭，没有说话。他想说“妈，你不用再住那个老房子了”，但他没说出口，因为他知道他妈不会搬到省城来。他妈要照顾他爸，要在明城待着，要在那个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里继续过日子。
但没关系。房子在这里，他妈随时可以来。
他买了家具，买了家电，把东西一样一样搬进去。他买了一盏新的台灯放在书桌上，是一盏暖黄色的、造型很简洁的LED灯。他想起了很多年前沈渡说要送他的那盏台灯，想起了那个只剩灯罩的碎片。他把那个灯罩从明城老家带了过来，放在书架最上面一层，用一个纸盒装着，看不到。
他不看，但他知道它在那里。
程砚偶尔会想，如果沈渡知道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会怎么想。
一个普通一本毕业的市场策划经理，每个月还完房贷剩不了多少钱，周末的娱乐是去超市买菜或者在家看电影。生活规律得像上了发条，早上七点起，晚上十一点睡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蹦迪。同事们觉得他“太闷了”，客户觉得他“挺靠谱的”，领导觉得他“能干活但不善于表现”。
他没有什么朋友。林远算是联系最多的一个，但也只是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一年见不了一次面。不是他故意疏远别人，是他不知道怎么维持关系。他习惯了一个人，习惯了沉默，习惯了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最底下。
他有时候会想，沈渡喜欢他什么呢？或者说，沈渡喜欢过他什么呢？他长得不帅，成绩不拔尖，性格不有趣，家庭条件不好。他什么都拿不出手。也许沈渡只是觉得他“安静”，觉得他“不一样”，觉得他“吃饭很认真”。但这些算什么理由呢？这些理由不足以让一个人记住另一个人八年。
沈渡一定早就忘了他了。
这个念头让他松了一口气，又让他觉得胸口闷闷的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同时出现。也许是因为被忘记了就不需要再期待什么了，松了一口气。也许是因为被忘记了就意味着那段日子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当真，所以胸口闷。
他想这些的时候，通常是在深夜里。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手机已经关了灯，天花板上的光影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，像一条细细的、发光的河。他在那条河下面睁着眼睛，想完了，然后翻个身，睡觉。
明天还要上班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年。
七年里，程砚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变成了一个职场经理。他从合租房搬到了自己的房子，从月薪四千变成了月薪过万，从一个人吃饭变成了还是一个人吃饭。他的外表也有了一些变化——比高中时候瘦了一些，轮廓更分明了，穿着白衬衫和西裤走在写字楼里的时候，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、体面的、不引人注目的上班族。
但他的内心没有什么变化。他还是那个不太会说话的人，还是那个不敢想以后的人，还是那个把沈渡锁在抽屉里、不敢打开的人。
那张火柴人便签纸，一直夹在他大学英语课本的第137页。那个课本跟着他从大学宿舍搬到研究生宿舍，从研究生宿舍搬到出租屋，从出租屋搬到新家。每次搬家他都会把那本书拿在手里，不放进纸箱，因为怕弄丢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在保留什么。一张七年前的、字迹已经模糊到看不清的便签纸，一个火柴人端着餐盘，一行字写着“今天的排骨又咸了”。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价值，不值得保留，不值得反复搬家都带着。
但他带着。
因为这些东西是那个人留给他的全部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他二十七岁的时候，地球的另一边，有一个人也正好想起了他。那个人在洛杉矶的社区大学读完了商科，在酒吧里学了一身本事，拿到了那笔锁了八年的钱，开了那家想了八年的酒吧。
那个人把酒吧开在了省城，因为省城是程砚在的地方。
那个人在Midsummer的监控系统里录入了程砚的脸，每天等。
那个人等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