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洛杉矶的第一周，沈渡住在洛杉矶东边一个华人聚居区的亲戚家。说是亲戚，其实是他外婆的表妹的女儿，隔了好几层，算不上近。那家人开了一间中餐馆，后院有一个杂物间改成的卧室，窗户很小，只能看到隔壁房子的砖墙。沈渡和他妈、他妹妹三个人挤在里面，妹妹睡唯一的单人床，他和他妈打地铺。
第二周，亲戚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。不是不善良，是善良也有额度。一个四口之家多出三张嘴，水电费翻倍，伙食费翻倍，谁都不好受。他妈看出来了，第三周就开始找工作。她出国前在省城的一家公司做行政，英文不怎么样，能找的工作只有几种——保姆、保洁、中餐馆收银。她选了保姆，因为包吃包住，可以省下一笔开销。
沈渡想去打工，他妈不让。说他还小，要先上学。他去了当地一所公立高中，全校四百多个人，只有不到十个亚洲面孔。他英文不差，但美式俚语听不懂，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笑话全班都在笑，他不知道笑点在哪。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把下巴搁在手背上，看着窗外加州的棕榈树。
棕榈树很高，叶子像一把把打开的扇子，在蓝得过分的天空下一动不动。他想起了明城的梧桐树。秋天的梧桐叶落一地，踩上去沙沙响。程砚从落叶上踩过去的时候，会把脚抬得很高，好像怕踩碎了什么。
他想起这些的时候，嘴角会弯一下，然后很快又收回去。因为他发现想的过程很快乐，但想完了之后剩下的只有一种钝钝的、说不清是疼还是空的感受。
他说过“我会回来”吗？没有。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。他说过“我喜欢你”吗？也没有。因为他不知道说出来之后，是会给程砚一个等待的理由，还是会让程砚等一个回不来的人。
他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承诺。
但他记住了。
记住了程砚说“嗯”的时候低下去的那颗头，记住了程砚在天台上看雪时鼻尖上那点白色，记住了程砚被他叫“砚砚”时耳朵红得能滴血的瞬间，记住了程砚说“想了也没用”时语气里那种让人心疼的认命。
他全都记住了。背了三个月、三年、三十年都忘不掉的那种记住。
沈渡的妹妹叫沈澄，比他小六岁，出国那年刚上初一。她英文基础几乎为零，被塞进了当地一所公立学校的ELD班——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，专门给非英语母语的学生上的过渡班。班里二十几个学生，说的是西班牙语、韩语、越南语、普通话，英语水平参差不齐，老师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。
沈澄第一天上学回来，书包都没放下就哭了。
“哥，我听不懂。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。”
沈渡蹲下来，平视着她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哭红了，跟他妈的眼睛一样。沈家的女人好像都很能哭，但沈渡发现自己哭不出来。不是不难过，是难过太多了，多到满了出来，反而变成了一种麻木。
“慢慢来，”沈渡说，“哥教你。”
他从那天晚上开始教沈澄英语。从字母开始，从最简单的“This is a pen”开始。他们住的那个杂物间里没有书桌，两个人就趴在地铺上，借着一盏从二手店花了三美元买来的台灯，一笔一划地写。沈澄写字很慢，字母歪歪扭扭的，像刚学走路的小孩。沈渡看着那些字母，忽然想起了程砚写的字。程砚的字也不好看，但很整齐，一笔一划方方正正的，像他这个人一样——不张扬，不花哨，但靠得住。
他把程砚的样子从脑海里赶了出去。不是不想想，是不能想。想一次就会痛一次，痛完了他还得爬起来去上学、去打工、去教沈澄英语。他没有时间去痛。
沈渡读的那所公立高中叫John Marshall High School，在洛杉矶的Los Feliz区。学校不算差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全校四百多个学生，亚裔占比不到百分之三。他走在走廊上的时候，总会有人盯着他看。不是恶意的，更多是好奇——这个亚洲男生怎么这么高，头发怎么这么黑，眼睛怎么这么深。
他不跟人说话。不是不想，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的英文够用，但不够社交。俚语听不懂，流行文化不了解，同学们聊的NBA球队他只听说过湖人，聊的美剧他一集都没看过。他在班上像一个沉默的、不会说话的影子，上课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，放学的时候第一个离开。
他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，四点到晚上十点在华人餐厅打工。那家餐厅叫“鸿运楼”，开在唐人街的一条小巷子里，卖的是美式中餐——左宗棠鸡、芝麻牛肉、fortune cookies，那种真正的中国人不会去吃的中餐。沈渡在后厨洗碗。手套太贵了，老板不提供，他直接用手洗。洗洁精把他的手泡得发白，指腹的皮肤起了皱，虎口处被碗沿磨出了茧。
他用那双发白的手写作业。AP微积分的题目很难，但他在国内的时候数学基础好，勉强跟得上。有时候做到一道题，他会停下来，看着窗外发呆。不是因为题目太难，是因为他忽然想到了程砚。程砚的数学成绩比他好，这种题给他做的话，他一定做得出。程砚做数学题的时候会咬笔帽，那只圆珠笔的笔帽上全是他咬出来的牙印。
沈渡盯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，把那些念头压下去，继续做题。
每个月的十五号，是他最期待也最害怕的日子。期待是因为那天餐厅发工资，现金，用牛皮纸信封装着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。害怕是因为他拿到信封之后要去交房租——说是房租，其实是给他那个远房亲戚的“心意费”，一个月八百美元。亲戚嘴上说“不用不用”，但每次收钱的时候手从来不慢。八百块钱交出去之后，剩下的钱要分成三份：一份给沈澄存着将来交大学学费，一份给他妈补贴家用，一份是他自己的生活费——基本上是零。
他不是没有想过大学的事。他的成绩够申请加州大学系统的学校，但他没有身份，没有绿卡，国际生的学费是他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他开始了解社区大学，两年制的，学费便宜很多，可以先读着，之后再转学分到四年制大学。他把这个想法跟他妈说了，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让他鼻子发酸的话：“妈对不起你。”
“妈，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”沈渡说完这句话，挂了电话。
他坐在杂物间的床上，把脸埋在手掌里。他的手指被洗洁精泡得粗糙了很多，掌心的纹路变浅了，像是被磨平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，也不知道回去之后还能不能找到程砚。他唯一知道的是，他必须活下去，然后把沈澄供出来，让他妈不用再给人当保姆。
这些念头里没有他自己。
他不允许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些念头里，因为把自己放进去就会想到程砚。想到程砚就会想回去。想回去就会知道——他回不去。至少现在回不去。
三年。
沈渡在洛杉矶待了三年。
三年里，他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社区大学的学生。他白天上课，晚上打工，周末教沈澄英语和数学。他的生活单调得像一条直线，从住处到学校到餐厅到住处，四点一线，没有岔路，没有风景，没有意外。
沈澄的英语从完全听不懂进步到了能跟同学做小组讨论。她比他适应得快，毕竟年纪小，语言吸收能力强。第二年的时候她就已经不用上ELD班了，第三年的时候她的成绩单上全是A和B。沈渡看着她的成绩单，比自己考了满分还高兴。
他妈还在做保姆。雇主换了两家，工资从两千二涨到了两千五。她在电话里从来不提累不累，只说“老板人挺好的”、“孩子挺乖的”。沈渡知道那是报喜不报忧，但他没有拆穿。因为拆穿了又能怎样？他帮不上忙。他能做的只是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多省出五十块钱，偷偷塞进他妈的枕头底下。
他每个月还是会给那个已经打不通的号码发一条消息。不是用手机，是用餐厅的座机。他拨出那十一位数字，听筒里传来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的提示音，他听完，挂掉，然后对着那串数字在心里说一句话。有时候是“今天我洗了八百个盘子”，有时候是“沈澄今天英语考了B-”，有时候是“我收到了一所社区大学的录取通知”。
这些话程砚永远不会听到。
但他还是说。因为这是他跟那个回不去的世界之间，最后的一根线。
三年里，他几乎没有笑过。不是故意不笑，是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。他每天醒来面对的是同样灰暗的天花板，同样的地铺，同样的台灯，同样的洗洁精味道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，输入时间，输出生存。机器不需要笑。
但他偶尔会做梦。梦到明城一中食堂的红烧排骨，梦到走廊上那个端着餐盘慢慢走过来的身影，梦到天台上的雪，梦到那句“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”。每次梦到这些，他醒来之后都会在床上躺很久，等心跳平复了再起来。
那层猎手的面具，是他在美国的第三年开始戴上的。
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他发现，当你不再期待任何人来救你的时候，你就学会了怎么掌控局面。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每一个人——餐厅的老板、学校的教授、餐厅的常客、社区大学里的同学。他观察他们的弱点、**、恐惧，然后把那些东西记在心里，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棋手，在脑子里反复推演。
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要用这些东西做什么。他只是觉得，掌握了这些，就不会再被打个措手不及。不会再像十七岁那年一样，被人从教室里叫出来，被告知“你家里出事了”，然后整个世界就塌了。
他不会再让任何人把他从高处推下去。
因为从今往后，他要站在高处，自己推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