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的雪下得晚。
已经是十二月底了，城里的河还没结冰。水塘边上那棵柳树，叶子掉光了，剩一树黑枝，戳在天上。
树皮被人剥掉一圈。
剥在齐着大人腰的地方。一圈，有宽有窄，宽的有一拃，窄的只有三指。剥掉的地方露出里面，白白的，跟旁边那圈黑树皮比着，像树长了一圈白脖子。
剥皮的口子朝外翻着。最下面那一块没有剥干净，还连着一丝，风一吹，那一丝皮就晃。
打捞是第三天下午开始的。
塘不大。
北边挨着一片菜地，菜地荒了，剩几垄干土。南边是一道土埂，埂上长着芦苇，芦苇黄了，风一过哗哗响。水是浑的，看不出深浅，面上漂着一层烂树叶。
塘边拉了带子。带子是蓝白的，系在两根插进土里的竹竿上。看热闹的人站在带子外面，有二十几个，都不说话。
穿橡胶衣的人下去。水到腰，再往前，到胸口。他手里拖着一根绳子，绳子那头是一个铁钩，钩子在泥里一下一下地探。
探到第三趟，钩子挂住了。
不是钩住石头那种死，是挂住了一个沉的东西，往上一提，提不动，再提，动了一点。
上面的人把绳子收。
水响起来。塘里的水破了，一样东西从水面下面上来，黑乎乎的一团。
岸上有人往后退了两步。
拉上来的那个，在水里泡了很久。衣服贴在身上，脸已经认不出来了。
一个女的从人堆里出来，走了一步，又站住。她的手抬起来，捂住嘴，没有声音。
法医的车是半小时后来的。
白色的，没有灯。两个人下来，一个拎箱子，一个拿相机。他们先在塘边铺了一块蓝布，把布的四角用石头压住，然后才动手。
那个女的站在带子外面，一直没有进去。
她穿一件灰棉袄，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来的手腕上，套着一根红绳，红绳上拴着一个小东西，是银的，亮一下。
有人劝她走。她不走。
有人递水。她不接。
她就那么站着，看着塘边那块蓝布，看着布上的那个人。
那孩子是十一月初没的。
七岁。上二年级。放学到家放下书包，说去塘边玩一会儿，就没回来。
家里人找了。当天晚上报了警。派出所出警，问了一圈，塘边那天没有人看见他。调了附近的监控，有一段拍到一个小人往塘那边走，背着一个书包，蹦了两下。
后来就没有了。
这一个月，塘里捞过两次。第一次什么也没捞着。第二次捞上来一只鞋，是孩子的，蓝的，白边。
鞋他妈妈认得。抱在怀里，一直抱到派出所。
那双鞋后来放在证物袋里。他妈妈签字的时候，手抖，字写歪了，出了格子。
程鉴是在案发第三十七天被叫去的。
在这之前，他去过一次水塘。
不是办案去的。是那天他正好送一份材料，路过那片菜地，看见塘边站着几个人，就停了车。
带子已经拆了。塘边恢复了原样，只有土埂上那几根插竹竿的洞还在，洞边一圈土被踩实了。
他走到塘边。
那棵柳树就在那儿。
他看见那圈剥掉的树皮。
剥在齐着大人腰的地方。一圈，露出白的。他伸手摸了摸那圈白的。树的肉是湿的，凉的，像人的皮肤贴着一层薄薄的凉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又抬头看塘面。
塘面上什么都没有。几片烂叶子，被风从这头推到那头。
有一个小孩的声音从菜地那边传过来。是两个孩子，一前一后地跑，跑过一个土堆，不见了。
他站了很久。
后来他上车，把那份材料送完，回所里。那天剩下的时间，他总在摸自己手上那一点凉。那点凉，一直没下去。
专案组在分局四楼。他上去的时候，走廊里全是人，有坐有站，烟味很重。有人喊他，说你过来，这边缺一个记笔录的。
他就去了。
他不是这个案子的。他当时在派出所，管的是片儿警那些事。叫他的原因很简单：会写字，坐得住。
他坐下，把本子摊开，笔帽拔下来。
对面那个男人还没来。
审讯是在拘留所里。
那间屋子很小，一张桌子，三把椅子。墙上有一块双面胶撕过的印子，四四方方，比别处白。
程鉴坐在靠门的那把椅子上。他不是主审。主审是专案组的一个老刑警，姓什么程鉴没记。他手里一个本子，一支笔，负责记。
对面的男人四十来岁。头发是乱的，下巴上有一层青。他低着头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手指绞在一起，绞了又松，松了又绞。
“说说吧。”老刑警说。
男人没抬头。
他说了六个小时。
从中午说到天黑。中间只喝过两次水，一次是老刑警递的，一次是他自己伸手去够那个纸杯，够到一半，又缩回去了。
他说的话很多，也很碎。
说那孩子怎么不听话。说写作业怎么慢。说考了九十分，他问他剩下十分哪去了。说有一回他把孩子的游戏机摔了，孩子躲在被子里哭，他站在门外，站了一夜。
他说那个游戏机。说那是个旧的，一百二十块买的，屏幕裂过，用透明胶粘着。孩子宝贝得什么似的，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。
“我就摔了。”他说，“摔在他眼前。”
“我让他看看，这个玩意儿，值不值他哭。”
他说到这儿，停了一下。
“我不是舍不得那一百二。”
停。
“我是……”
停。
“我是为他好。”
程鉴低头记。
他写字快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。那个声音，在屋子里，比男人说话的声音还清楚。
男人接着讲。
讲他怎么接孩子放学。讲下雨天他把孩子举在肩膀上，孩子揪他头发。讲有一回孩子发烧，他背着去挂水，孩子在背上睡了一路，口水流了他一脖子。
讲这些的时候，他的声音还是平的。
只有一句话，他说了一遍，又一遍。
“我是为他好。”
“我是为他好。”
程鉴记下来。
过一会儿，男人又说。
“我是为他好。”
程鉴又记。
前半夜，这句话出现了七次。程鉴在本子上，一页一页往下记。记到后来，他不再抬头。
他低头看着本子。本子上的字，一行一行往下排。排到某一页，他停下来，把笔尖在纸边上点了点。
那一页上，从头到尾，就四个字，重复了十几遍：
我是为他好。我是为他好。我是为他好。
中间夹着别的，零零碎碎，是男人说的那些事。可那些事写不长，三行五行就没了。只有这四个字，一遍一遍，从纸的这一头，排到纸的那一头。
老刑警问得很少。
问一句，等很久。等男人说完一大段，再问一句。
“孩子平时怕你吗。”
男人愣了一下。
“怕。”他说，“怕我打。”
“打得多吗。”
“不多。”他说，“就打了几次。”
“打哪。”
“打手。”男人说，“打手心。打一下，他哭，我就不打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是为他好。”
程鉴把这一句，写在了这一页的最后一行。
后半夜，男人不说话了。
他趴在桌子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抽了十几分钟，抬起头，脸上是花的。
老刑警问了一句。
“你后不后悔。”
男人看过来。
他的眼睛是肿的，红着。他张了张嘴，像要说什么，最后说出来的，还是那一句。
“我是为他好。”
声音比前面低。低到程鉴要往前倾一点才听得清。
程鉴把这一句，写在了第六页的最后一行。
写完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
三点四十。
六页。
程鉴把本子往前翻，从头数。第一页，第二页，第三页，第四页，第五页，第六页。
六页纸，写了六个小时。
这六页里，属于那个男人的，翻来覆去，就一句“我是为他好”。剩下的，是时间、地点、几次问话、几次停顿。程鉴把停顿也记了。哪里停了，停了多久，他都写了个括号，标上“（停）”。
他数了数，六个小时里，那个男人一共停下来过十九次。
最长的一次，停了两分钟。
那两分钟里，屋子里只有笔不动，和墙上的钟在走。
笔录是程鉴誊的。
正式的那份，字要干净。他把六页草稿摊开，一页一页誊到新的纸上。誊到“我是为他好”的时候，他写一遍，抬头看一眼草稿，再写一遍。
这份笔录最后有十九页。
比草稿多了十三页。多的那些，是誊的时候，把男人的话一句一句补全了。
只有“我是为他好”，还是原样，一个字没多，一个字没少。
他在笔录最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字。签完，在名字后面写了个日期。
十二月二十二日。
案子结了以后，程鉴没有再见过那个人。
听说判了。无期。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站在派出所的院子里，手里端着一杯水。水凉了，他没喝。
那六页草稿交上去，进了卷宗。他留的是那个本子。本子后来写满了别的，翻到中间那几页，那四个字还在，一个叠着一个。
有一回，他在整理旧本子的时候，又翻到那一页。
他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把本子合上了。
两年后，程鉴站在七号仓门口。
那道光从卷帘门缝里切进来，落在鼠群边上。光里那半边，白的；暗里那半边，不是。
他蹲在那儿，看了很久。
风机的响声，七八秒一下。
光里那半边白，和两年前那棵柳树，是一个样。
剥掉一圈皮，露出白的。
柳树他摸过。树的肉是湿的，凉的。这里地上这层白，他还没有摸。他蹲在那儿，没伸手。
他站起来，把本子掏出来，翻到有字的那一页，往下写。
写完，他抬头，又看了一遍那道光。
那道光照在鼠群边上，切出一条线。线的一边是白的，一边不是。
他写的是：
水塘。柳树。剥皮。
三个词，一行。
他盯着这三个词看了一会儿，又划掉了。
划得很轻，隔着纸，还能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