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新家带来的，不全是短暂的甜糖和虚幻的庇护。
妹妹余小妹出生后，家里的轴心不可抗拒地转移了。经济的困窘、空间的逼仄、奶奶与后妈之间因育儿和生活方式产生的、细碎而持续的观念摩擦……像无数颗小石子，日夜不停地投入本就不平静的潭水，激起一层层烦躁的涟漪。
阿福的处境变得微妙而尴尬。他不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一个七八岁的男孩，精力旺盛，爬高上低、玩得浑身是泥——这些在以往或许只会被皱眉说两句的小事，在日益紧绷的家庭氛围里，……被放大了。
后妈心力交瘁，对阿福的耐心更少。奶奶则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，总下意识地想把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拢在羽翼下。两种不同的态度，常常擦出看不见的火花和冷冰冰的沉默。
父亲余建国的脾气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坏了。生活的重担让他像个内部压力不断积蓄、随时可能喷发的闷火山。他开始频繁地打阿福。理由似乎很多：奶奶告状说他野了；后妈抱怨他不听话；老师捎信来成绩下滑；或者，仅仅是他自己在外头受了憋屈，回家看到阿福哪儿都不顺眼。
打骂的工具从扫帚把升级到柔韧的竹条，声音也从带着怒气的骂骂咧咧，变成了彻底失控的咆哮。
我家和他家只隔一堵矮墙。那些声音毫无遮拦地刺过来：
男人失控的怒吼：“我叫你不学好！我叫你贪玩！”
竹条撕裂空气的尖啸。
阿福从强忍的闷哼，到凄厉的哀嚎：“爸！别打了！疼啊！我不敢了！真的不敢了！”
中间穿插着奶奶带着哭腔的、无力的劝阻，后妈时高时低的说话声，还有婴儿被吓醒的尖锐啼哭。
那些夜晚，我常常用被子紧紧蒙住头，蜷缩起来。但那声音像是具有某种穿透力，能钻过砖墙的缝隙，透过棉絮的阻挡，直直地钻进耳朵里，敲打在心跳上。
最惨烈的一次，打骂声持续得格外久，后来突然传来女人尖利的叫喊和激烈的推搡声。第二天，阿福偷偷找到我，我们躲到堆放柴草的老屋后院。他撩起汗衫的下摆，转过身。
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那瘦小的脊背和屁股上，纵横交错布满了深紫色的肿痕。有些地方皮都破了，渗着暗红的血丝，一条叠着一条，密密麻麻，几乎没有完好的皮肤。
“我伯母和奕娥姐冲进来拉的……”他声音沙哑，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，“伯母后来一边给我擦药，一边流眼泪，一边数……她说，有五六十条，她数乱了，最后说是六十六条。”
他放下衣服，遮住那些伤痕，没再说为什么挨打。只是把脸深深埋进膝盖里，肩膀微微地耸动着。
我们并排坐在散发着霉味和干草香的稻草上，很久很久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闷闷地、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：“你说……我亲妈要是知道，会不会心疼？”
我答不上来。
他又低声说，更像是在问自己：“有时候觉得，是不是我真的很讨人厌，所以他们才都不要我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眼睛红肿，望着远处炊烟消散后青灰色的天空，语气里有种被排除在外的失落：
“有了妹妹，家里是热闹了，可是……好像更没我的地方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玩，她太小了，一碰就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