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“办公室”从货栈搬到了一家新开的歌舞厅楼上。歌舞厅叫“夜来香”，是他用积累的资金和董老板的支持，与一个港商合资开的。表面上是正经娱乐场所，灯红酒绿，年轻人在迪斯科的节奏里宣泄着过剩的精力。地下室和后台的隐秘通道，则是更隐秘的交易场所和信息交换中心。
在这里，司徒勉完成了从“打手”到“老板”的蜕变。他学会了穿西装,虽然起初很不自在，学会了在酒桌上用最平淡的语气说最有分量的话，学会了用笑容掩盖算计，用沉默施加压力。
他也学会了利用“华容”这个名字。
有一次，两个外地来的“过江龙”想在“夜来香”卖一种新出的□□，态度嚣张。司徒勉请他们到办公室“喝茶”。
“北城这片，有些规矩。”司徒勉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慢慢擦着一副墨镜。
他眼睛畏光，是当年在码头冻伤的后遗症，“不卖药，是其一。”
“规矩？”其中一个光头笑了，“兄弟，规矩是死的。这药利润……”
“利润很高，”司徒勉打断他，抬起眼，“高到够你们进去蹲十年。知道这片谁管吗？”
他顿了顿，说出那个名字：
“华容。”
两个外地人脸色变了。华容的名字，在道上有分量。不是因为他收黑钱，而是因为他“油盐不进，下手极狠”，栽在他手里的硬茬子不少。
“华容是我老朋友。”司徒勉把擦亮的墨镜戴上，遮住眼睛，声音没什么起伏，“他最近正盯着新型毒品。你们要是想给他送份大礼，我不拦着。”
那两个人当晚就离开了城市。
消息传开：“夜来香”的司徒老板，上面有硬关系，是刑警队的华容。没人敢去求证，也没人需要求证。模糊的威慑，往往比清晰的威胁更有效。
司徒勉知道华容迟早会听说。他甚至期待华容来找他，质问他。那样，他或许可以隔着这些年筑起的高墙，再看一眼那个曾经在馄饨铺里，相信“路是自己走出来”的年轻警察。
但华容没来。
也许他太忙，也许他不屑，也许……他已经忘了那个在风雪夜里消失的馄饨摊主。
司徒勉站在“夜来香”顶楼的办公室窗前，俯瞰着八十年代末日渐繁华的街景。霓虹灯把他的影子拉长，投在昂贵的地毯上。
他成功了，以一种扭曲的方式。他有了钱，有了势，有了让人畏惧的名字。他再也不用为几十块钱的药费发愁，他可以让小禾的墓碑周围种满名贵的花木。虽然她永远看不到了，他可以轻易碾碎当年那些看不起他、欺辱过他的人。
但他心里那个窟窿，却越来越大。
每当歌舞厅的喧嚣散去，每当夜深人静，他总会想起那个冬夜，小禾抓着他冰冷的手指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哥……我不疼了……你别哭……”
他那时没哭。现在也不会哭。
他只是觉得冷。一种穿再多名牌大衣、喝再多烈酒也驱不散的冷。那冷，是从1983年那个雪夜开始，就渗进骨头里的。是他用这十年所有的罪孽、所有的“成功”当柴火，也再也暖不回来的。
窗外，这座城市正在加速度奔向一个光怪陆离的未来。
而司徒勉站在财富和罪恶堆砌的顶端，清楚地知道：
他爬得越高，离那个名叫“司徒勉”的、曾经只想安分守己卖碗馄饨的年轻人，就越远。
远到，连回头的路，都看不见了。
而路的尽头，华容一定会在那里等他。
带着手铐，和一句迟到十年的：
“司徒勉，你被捕了。”
只是不知那时，他们彼此眼中，是否还能映出对方当年，在炉火旁，尚算干净的模样。
其实华容很早就察觉到了“夜来香”和司徒勉的异常。九十年代初，有几起涉及走私和暴力催债的案子，线索隐隐约约都指向那个地方。队里有人提议去查，华容总是以“证据不足，先放放”或者“集中精力办手上大案”为由搁置。
这不是包庇。这是一名优秀刑警本能的危险预感——他嗅到那张网背后有更深的东西，而他与司徒勉之间那段馄饨铺的过往，是他侦查中可能存在的、他自己都无法完全控制的“情感变量”。他选择暂时远离，让其他同事去碰，以确保绝对的专业和冰冷。
直到那次“偶然”的相遇。
1995年深秋，华容下班后独自在一家老字号面馆吃面。司徒勉推门进来，就他一个人，穿着简单的夹克，像个普通的生意人。
两人隔着一张桌子，都愣住了。
司徒勉先反应过来，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在另一张桌子坐下，点了碗最便宜的阳春面。
面馆里只有他们俩和老板煮面的咕嘟声。华容吃得很快，起身付钱时，经过司徒勉的桌子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“司徒。”他叫了一声。
司徒勉抬起头，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筷子。
华容看着他，目光锐利得像手术刀，把他从头到脚刮了一遍。那眼神里没有故人重逢的暖意，只有审视、研判，和一种沉重的、近乎悲哀的了然。
“路，走稳当点。”华容最终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声音很平。
然后他推门离开，走入秋夜的寒风。
那不是警告，也不是叙旧。那是一句划清界限的宣言。
华容在告诉他：我看见了，我知道，我们不再是炉火旁可以分食一碗馄饨的关系。你现在是嫌疑人，而我是警察。
华容走后，司徒勉对着那碗已经凉透的阳春面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。
1997年，专案组正式成立，目标直指以“夜来香”为核心的犯罪网络。华容是副组长。关键的几份财务往来证据和证人线索，指向性非常明确，但获取的过程却总有微妙的“滞后”——不是没有，而是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以某种“偶然”的方式出现。
一份关键的账本复印件，出现在华容匿名使用的邮箱里。
华容从不问来源。他严谨地按照程序，将这些证据转化、核实、形成链条。但在他的工作笔记某一页的角落，用极小的字写着：来源存疑，但真实性可验证。
他利用了这些“馈赠”，却没有追问馈赠者是谁。这是一种职业操守与个人情感的极限平衡——他接受了让案件推进的“帮助”，却绝不因此对司徒勉本人网开一面。他要把案子办成铁案，基于事实，而非人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