萧景曜在蓟州大营待了一个月之后，终于理解了沈时渊为什么要让他来“收拾烂账”。
赵崇海留下的窟窿比他在户部查账时看到的数字更大、更臭、更触目惊心。账面上的数字是死的——粮草差价、空饷名册、军械损耗，写在纸上不过是几行墨字。但蓟州大营的窟窿是活的。它长在士兵碗里的稀粥里，黏在弓弦上的裂痕里，冻在哨兵脚上那双露出脚趾的破靴子里。
他到任第三天就开始清账。职方司郎中管的是军情舆图烽燧斥候，但他从户部带来的习惯改不掉——看什么都先看账。他把蓟州大营过去三年的粮草、军械、被服、抚恤、马料账目全部调出来，堆在职方司值房的地上，一捆一捆地解，一本一本地翻。赵瑾蹲在旁边帮他分类，两个人从早翻到晚，值房里的炭盆灭了又添，添了又灭。翻到第五天，他把账本往地上一摔。
“比户部的账还烂。”
蓟州大营在册兵员四万二千人。按朝廷定额，每年应拨粮草十二万石、军饷二十六万两、军械补充弓三千张箭十五万支火器若干、被服冬夏各一套。但赵崇海在任五年，实际拨付到营的数目连定额的六成都不到。粮仓里的存粮，账面写着一万二千石，实际称了称，不到八千。其中还有至少两千石是前年的陈粮，发了霉，长了虫，炊事营的伙头兵用筛子筛三遍才能下锅。军械库里堆放的火器，账面写着完好可用者一千二百杆，实际能打响的不到四百杆。剩下的要么火绳受潮，要么铳管锈蚀，要么根本就是空筒——木头削成火铳的形状，外面刷一层黑漆，不拿起来拆开看根本分辨不出。
最狠的是抚恤金。阵亡将士家属每人应领二十两抚恤，实际发到手里的只有八两。中间那十二两去了哪里，账面上没有记录，但萧景曜在蓟州待了一个月，已经能闻出味道了——那十二两，一半进了赵崇海的私库，一半被层层经手的吏员分吃了。粮秣官吃三成，军械官吃两成，抚恤官吃一成，剩下的孝敬总督衙门。
他把这些烂账整理成一本清册，然后开始写信。
第一封写给兵部武库司，催军械。第二封写给户部粮料司，催粮草。第三封写给太仆寺，催马料。第四封写给兵部职方司——他自己的顶头上司——催舆图、烽燧用的火油、斥候配发的指南针和千里镜。每一封都写得公事公办，措辞克制，引用定例如数家珍，后面附了他自己整理的缺额清单。写完一封就用火漆封口，盖上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关防，交给驿传。
信发出去之后，石沉大海。
第一批发出去的信有十七封，回来的批文只有三封。三封都是“已悉，候核”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“知道了，等着”。他等了大半个月，什么都没等来。驿站那边他派人去盯过——驿丞说信确实是送到了，送到之后就放在收文衙门的值房里，没有人去拿。他去信问兵部武库司的郎中，对方回了一封客客气气的信，说蓟州今年的军械额度已经在去年拨付过了，今年只能等下一批。他翻出去年拨付记录一看——去年的军械只到了三成，剩下的七成在账面上被登记为“已拨付”，实际上根本没出库。
他拿着那封回信在值房里走了好几个来回，气得灌了两碗凉茶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，把信折起来塞进抽屉里。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赵崇海虽然死了，他的旧部还在。兵部、户部、太仆寺里那些当年跟赵崇海通过气的人还没清干净。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卡蓟州的补给——蓟州是边境重镇，补给断了出了事谁都兜不住——但他们可以使劲拖。拖一天，蓟州的兵就多饿一天。拖一个月，萧景曜在蓟州的日子就多难过一个月。他们就是要让他在蓟州待不下去。待不下去，自己滚回京城，或者死在边境上。哪种结果他们都乐见其成。
春分过后，萧景曜又写了两封信。这次措辞不再克制了——他在信里直接点了武库司和粮料司的名，说若再不拨付，他将以兵部职方司郎中身份直接上疏。然后他顿了顿笔，把“上疏”两个字涂掉，改成了“直接给沈时渊写信”。他把涂改过的信纸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，然后揉成一团，丢进了炭盆里。火苗窜起来，把纸团卷成灰烬。
他重新铺了一张纸。这一次他没有写抬头。没有“某某大人钧鉴”，没有“职方司郎中萧景曜谨呈”。他只写了几行字——蓟州缺粮数目、缺械清单、缺马料的具体数字、缺抚恤的阵亡名单。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个位，每一笔账都在后面注明了原始凭证的编号。最后一行写了八个字：“蓟州告急，请速拨付。”落款只有一个字：“萧。”他把信封好，交给赵瑾。
“送回京城。不走驿站。派快马直送。”
“送给谁？”
萧景曜低头看着信封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沈时渊。这三个字他在心里嚼了很久，嚼到最后也不知道是恨还是什么别的。他恨这个人。恨他把自己从泥里挖出来，恨他把自己推到蓟州来，恨他在朝会上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被人弹劾，恨他什么都不说。但他也知道，能打通这些批文的人，满朝上下只有一个。他恨的就是这个人。他必须求助的也是这个人。
“沈府。”他把信按在赵瑾手里，“给沈时渊。快。”
三天后，兵部加急公文送到蓟州大营。十天后，第一批粮草从宣府调拨到位。半个月后，军械从保定府库发运。一个月后，拖欠了两年的抚恤金悉数补齐。
运粮车到的那天下午，天气难得晴好。营门外的大路上排起了长队——独轮车、骡车、牛车，一辆接一辆，车板上摞着麻袋和木箱。车夫们穿着脏兮兮的皮袄，吆喝着号子把车赶进营门。炊事营的伙头兵全跑出来了，有人跳上粮车帮着卸货，有人蹲在麻袋旁边拿刀划开一条口子，伸手进去抓了一把米凑近了看，是去年的新米，没有发霉，没有掺沙，米粒饱满圆润，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象牙白。那伙头兵把米放回麻袋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扭头朝旁边的人咧嘴笑了。“是好米。”当兵的不容易哭，但那小子笑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。
萧景曜也在卸粮的人群里。
他脱了棉袍，只穿一件贴身的灰布单衣，袖子卷到手肘以上，露出两条已经晒成小麦色的手臂。两个月前那双在户部握笔的手，现在虎口上全是硬茧，指节粗了一圈，小臂上多了好几道练刀时留下的浅疤。他扛着一袋米从粮车上跳下来，麻袋落在右肩上，肩胛骨被一百二十斤的重量压得往下一沉。他闷哼了一声，掂了掂肩上的麻袋，大步往粮仓方向走去。来回扛了七八趟之后，肩膀上的灰布衣料被麻袋的粗纤维磨破了，渗出一小块血迹——不是新伤，是上次跑操时磕肿的旧淤青，被麻袋一压，又破了。赵瑾在旁边卸军械箱，看见他肩上的血迹，走过来想替他扛。萧景曜侧身避开，把粮袋往上颠了颠，说了一句“死不了”，继续走。
周世安站在营门内侧，手里端着那碗永远喝不完的酒，远远地看着萧景曜扛着粮袋的背影。他那道旧刀疤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隐隐的青白色，嘴角挂着一个很难辨认的弧度。赵瑾正巧扛完一箱箭支走回来，从周世安身边经过时被叫住了。
“七殿下在京城的名声，我以前听说过。”周世安的声音不大，每个字都沾着蓟州风沙的粗粝，“现在看来，那名声多半是假的。”
赵瑾停住脚步，把肩上的空箱子放下来。他看着远处正把粮袋扔进仓门的萧景曜，看了一会儿。
“是真的。”赵瑾说，“那些名声是他自己故意传的。斗鸡走狗是真的，吃喝嫖赌是真的——但那些都是他故意让人看见的。在这里的，在他自己人面前的，在他觉得不用再装的人面前的——这个才是真的。”
周世安没有接话。他把酒碗端到嘴边，喝了一口，目光仍然落在萧景曜的背影上。那个人此刻正从粮仓里走出来，肩上没了麻袋，走路的样子比刚才轻松了很多。他一边走一边跟旁边那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新兵说着什么，说到一半自己先笑了。笑声从校场那头飘过来，隔着整片晒着谷物的黄土地，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的。
“这小子，”周世安把酒碗往地上一搁，“能成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