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个客人是周太太带来的。
周太太来的时候，沈其华正在改一件旗袍的腰身。那件旗袍挂在橱窗里三天，路过的人看是看了，没人进来问价。沈其华想，大概是腰身做得太窄。上海的女人，这两年时兴略微宽松的式样。她拆了腰线，重新缝。
“顾太太！”
周太太推门进来，门上的铃铛叮铃铃响。她穿了一件姜汁黄的旗袍，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皮包，一进门就四处打量，眼睛很忙。
“哎呀，弄得好漂亮，”周太太说，摸了摸墙上挂的样衣，“我之前从这儿过，外面看着就觉得不一样。今天总算有空进来。这料子是哪儿来的？这手工——”
沈其华放下针线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旗袍上沾的线头。
“周太太随便看看。”她说，语气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这是她在牌桌上学会的本事——对谁都是一样的笑脸，不给谁多一分，也不少一分。
她注意到周太太身后跟着一个女人，瘦瘦的，穿戴很讲究，但气色不好，像是睡眠不足。女人进门以后没说话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半低着头。
“这是钱太太，”周太太介绍说，“她先生跟我们老周有生意往来。她想做几件春装，我带她来看看。”
钱太太抬起头，对沈其华笑了一笑。那笑容很淡，像一杯泡了三遍的茶。
沈其华领她们看样衣。她说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落在点子上——这件的料子含毛量高，适合初春；那件的领口设计显脖子长；这件的袖口留了放量，穿着不拘束。
周太太连连点头。钱太太听着，偶尔伸手摸一摸料子，手指很轻，像是怕把衣料摸坏了。
“这件，”钱太太忽然指着一件灰蓝色的旗袍，“能试试吗？”
“当然。”
沈其华带她到后面的小隔间。隔间很小，只够转身，但打扫得干净，挂了一块新布的帘子。钱太太在里面换衣服，沈其华在外面等着。
帘子掀开了。
钱太太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旗袍站在镜子前面。旗袍的剪裁恰好收住了她偏瘦的腰身，灰蓝色衬得她的皮肤显白。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亮了一亮。
那亮光很短，但沈其华看见了。
她认得那种亮光。女人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时候，眼睛里就会有那种光。像一根火柴，嗤地划了一下。
“好看，”周太太在旁边说，“这颜色正配你。比你刚才穿的那件精神。”
钱太太没说话，对着镜子左转右转，最后看向沈其华。
“这件的领子，”她说，“能再高半寸吗？”
“可以。”
“袖口加两颗珍珠扣子呢？”
“也可以。”
钱太太点了点头，回到帘子后面换回自己的衣服。沈其华听到里面轻轻叹了口气。
出来的时候，钱太太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定了三件——一件春装，两件夏装。量尺寸的时候，沈其华拿了软尺，让钱太太伸开手臂。量到腰的时候，她的手顿了顿，软尺上的数字让她心里暗暗吃了一惊。
那个腰，太细了。是不健康的细。
她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数字记在一个本子上。本子是新的，这是她的第一个客人。
临走的时候，钱太太忽然回过头来，看着沈其华，说了一句：“顾太太，你做衣服，很替人着想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有一种沈其华看不懂的表情。不是高兴，不是客气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像是委屈的东西。
沈其华说：“应该的。”
周太太挽着钱太太走了。门上的铃铛又响了响。沈其华站在门口目送她们，听见周太太走远了还在说：“我说得没错吧，顾太太这个人，做事稳当……”
她回到屋里，把刚才记的尺寸重新誊了一遍。然后她拿起那件拆到一半的旗袍，继续缝腰线。
小丁从阁楼上探出头，手里拿着两块料子。
“刚才那位太太，腰太细了，”小丁说，“一尺七。我听见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样的身子，怕是有什么病。”
沈其华没接话。她低着头缝衣服，针穿过去，拉线，再穿过去。但她心里知道，小丁说的是对的。钱太太的脸色、手、还有那根极细的腰，都不是正常的。
但这个世界上，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苦处。她替不了别人，她只能替别人把衣服做好，让人家在外面至少体面些。
“料子够吗？”她问小丁。
“够了。上次从码头进的，还能做好几件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傍晚回家，秦妈正往桌上摆菜。顾清严还没回来。
沈其华洗了手，坐在桌前，没有等他。她已经习惯了不等他。秦妈端上来一碗汤，是排骨萝卜汤，汤色乳白，漂着几颗枸杞。
“太太，今天铺子里有生意？”秦妈问。
“有了一个客人，”沈其华说，“定了三件。”
秦妈脸上露出笑意。“那好那好。万事开头难，有了第一个就好。”
沈其华喝着汤，没说话。秦妈对她好，她知道。但这种好，是顾家的好，不是她的。秦妈是顾家的佣人，她是顾家的太太。她们的关心，都系在同一个姓上。
如果是她的铺子，她自己的，那就不一样。
她忽然想起钱太太离开时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你替人着想。”她想，她替谁着想呢？替钱太太？替小丁？替顾清严？替秦妈？
好像都是，又好像都不是。她最想替自己着想。但她还没学会怎么替自己着想。从小到大的教养里，没有这一条。
夜里，顾清严回来的时候，她还没睡，在灯下看一本外国服装杂志。那是她从旧货摊上淘来的，去年十一月号的《VOGUE》，封面磨得起了毛边。
他走过来，看了一眼她手里的杂志。
“你倒是认真。”他说。
她把杂志翻过一页，没抬头。“做一行，总要学一行。”
他站了一会儿。她以为他会走，但他没有。他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松开领带，疲惫地靠进椅背里。
“工厂今天接了一批政府的单子，”他说，“军需。数量大，工期紧。赶不出来要赔钱。”
这是他们结婚三年来，他第一次跟她说工厂的事。沈其华放下杂志，看着他。他的眼底下有青色的印子，瘦了些。
“能赶出来吗？”她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闭了闭眼，“原料缺，人手也缺。日本人那边卡得紧，很多东西进不来。我也不想接这笔生意，但不接——不接厂子就撑不下去。”
沈其华听着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个男人，她嫁了三年，从来不知道他也有扛不住的时候。在她面前，他永远是从容的、冷淡的、一切尽在掌握的。但现在，他坐在她面前，领带松着，眼眶发青，跟她说“不知道”。
她想说点什么安慰他。但张了张嘴，发现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从来不知道怎么安慰他。他也从来没给过她机会。
“总会过去的。”最后她说。
这是她母亲从前常说的话。家里没钱了，母亲说“总会过去的”。她父亲生病了，母亲说“总会过去的”。后来父亲死了，母亲没有再说过。
顾清严睁开眼，看着她。他的眼神跟平时不太一样，少了一点距离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。但她还没来得及看清，他就把眼睛移开了。
“睡吧。”他说。
她吹了灯，躺到床上。黑暗里，他翻了个身，背对着她。她也背对着他。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片冰凉的空地，谁也没有主动去填。
但她想起他刚才说话的样子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一下。像冻了一冬的土，裂了一道极细极细的缝。
第二天早上，她醒来的时候，顾清严已经走了。枕头上留着一个浅浅的凹痕，是他睡过的痕迹。她伸手摸了摸，是凉的。
她下楼，秦妈在厨房里熬粥。灶台上的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汽，米香弥漫。
“先生天刚亮就走了，”秦妈说，声音里有心疼，“说是工厂那边要早去。”
沈其华坐下来喝粥。粥很烫，她小口小口地喝。喝完了一碗，她对秦妈说：“中午能送饭吗？”
秦妈愣了愣。“送到铺子里？”
“不是，”沈其华说，“送到先生厂里。”
秦妈看着她。老佣人的眼睛里有种复杂的表情——意外，还有一点点了然。
“太太——”
“他不回来吃午饭，总是外面的东西对付，”沈其华说，语气平常，“外面的东西不如家里的干净。”
秦妈看了她一会儿。沈其华低头继续喝粥，耳朵微微发红。
“诶，”秦妈说，“我中午就送。太太放心。”
沈其华没再说什么。她喝完粥，换了衣服，出门去铺子。
走在路上，她心里有一点点懊恼。她忽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让秦妈送饭。是真的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？还是昨晚他的那番话，让她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？
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她今天早上摸到那片冰冷的枕痕的时候，心里不是全无波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