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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遥在午后赶回了嘉陵关。
他脚上那双新鞋沾满了泥，鞋帮上的土已经干成了硬壳。他没有先回住处，直接去了关墙东段那棵枯柳树下面。谢时安不在。树干上靠着一张折了两折的纸条，被一块小石头压着，风把纸角吹得微微颤动。沈遥弯腰捡起来展开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，字迹比之前工整了一些：“那人还在。通州东街，第三家，粮行。”
沈遥把纸条折好揣进怀里。没有署名，但他认得出是谁写的。他转身往回走，步子不快，但方向明确——通州。路过军营外面那间脚店时，方砚秋正坐在门口的条凳上剥花生，看见他远远走过来，放下手里的壳，拍了拍碎屑站起来。“通州那边，谢时安今早派人去过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沈遥说着脚步没有放慢，“他派人去查的，还是亲自去查的？”
“他亲自去的。天没亮就出发了，天亮前回来的。”方砚秋剥花生的动作停了一下，“回来之后没歇，在那棵枯柳树底下站了一会儿，留下张纸条就走了。”
沈遥的目光落在那些花生壳上：“他是该歇了。”这句话说出来，语气是平的，像陈述一个事实。他没有等方砚秋接话，继续往前走。
通州离嘉陵关不远，快步走不到一个时辰。东街是一条窄巷，两侧的铺面大多关着门。第三家粮行的门板也关着，但门缝里透出一线光。沈遥敲了两下门。等了一会儿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门缝后面露出一张干瘦的老脸，眼睛浑浊，但目光很快：“找谁？”
“三年前，有人从通州往嘉陵关运过粮。”沈遥说着，没有进来，声音不高不低，“那批粮没有到，换成了石头。运粮的那个人，是你。”
老头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眼神里的光往回收了一点，像一把刀被抽回了鞘里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把门拉开了半扇：“进来说。”沈遥侧身进了粮行。屋内光线很暗，堆着几袋陈粮和空麻袋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谷壳受潮后的霉味。老头关上门，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来，没有问他坐不坐，也没有倒茶。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问。
“叶归的儿子。”
老头的手在柜台上停了一下。他看着沈遥的脸，像是在核对一张很久以前的画像：“你爹是个好官。”他说的不是恭维话，语气像是陈述一个他早就认定的事实，“你来找我，是为了那批粮。”
“你把粮运到了哪里？”
老头没有立刻回答。他低下头，干瘦的手指在柜台上敲了两下，像在数一个早就数过很多遍的数字。敲完第三下，他开口了：“运到了通州城外的河边，孙伯安的人在那里等着，连车带货换了。我没有看见石头，但我知道那批粮没有进嘉陵关。”
“你收了多少钱？”
“一百两。”老头说，“够我死前不愁吃不愁穿。但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批粮是三万将士的口粮。”他敲了敲自己花白的鬓角，“一百两银子，买我后半辈子闭不上眼。”
沈遥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愿意作证吗？”
老头没有回答。他看着沈遥的脸，又低下头，手指在柜台上扣了两下。然后他开口说：“我愿意。但我有一个条件——让我见见我儿子。他在北疆的军营里当了五年兵，我三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。我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，活着的话，过得怎么样。”
沈遥看着他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老头说出一个名字。沈遥没有立刻答应，也没有摇头。他站在柜台前，想了一会儿：“我三天之内给你答复。”他说完转身走了。出门之前，他的脚步停了一瞬，侧过头，问了一句：“那批粮换完之后，孙伯安有没有再找过你？”
老头低着头想了想：“找过一次。他说，这事就烂在肚子里。我说，我嘴严。他说，他知道我嘴严，但他不放心。后来他就没有再来了。”沈遥把这句话收好，推门出去了。门板在身后重新合拢，把那股霉味和昏暗的光一并关在了里面。
他回到嘉陵关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。他没有先去关墙，先去了谢时安的驻地。谢时安正坐在一张矮桌前，桌上摊着那本账册和几页抄好的纸，手里握着一支笔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。他看见沈遥推门进来，笔尖没有落下去，只是停在半空中顿了一拍，然后放下来了：“找到了？”
“找到了。他说愿意作证，但有一个条件——查他儿子下落，在北疆军营，三年没有消息了。”沈遥在桌对面坐下来，“你手上有军籍册子吗？”
谢时安弯了一下嘴角：“我手上没有，但有人有。”他把笔搁下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伸手从桌边抽出一本薄册子翻了两页，指尖停在其中一行上，“这个人两个月前调去了前锋营，前锋营半个月前出去巡边，还没回来。”
“他还在的话，活着的几率多大？”
谢时安合上册子：“那要看巡边遇到什么。前锋营走的那条路线，鸦仪最近活动得比较频繁。”沈遥听完这句话，没有接话。谢时安把册子放在桌上，推到他面前，指尖在封面上顿了一下：“你打算告诉他实情，还是等他儿子回来了再说？”
沈遥看着那本册子：“告诉他实情。”谢时安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。他靠回椅背上，目光落在沈遥的侧脸上，停了一拍，移开了。他没有问这一趟累不累，也没有说“你辛苦了”，只是起身走到屋角的炭炉旁边，提起水壶倒了一杯热水，放在沈遥那侧的桌面上，然后坐回去，重新拿起笔，低头继续抄账册上剩下的那一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