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宁十四年，冬。
大雪下了三天三夜。
顾衡死的那天，沈问正在翻卷宗。是大理寺存档的旧案，永宁九年的劫杀案，卷宗写得很完整，从案发到侦破到定罪，证据链滴水不漏。沈问看了三遍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
第三遍看到末尾，他发现了——证物清单上有一把匕首，匕首的纹饰是西域样式，而死者身上的伤口却是中原制式的刀造成的。两份证据互相矛盾，但整个案卷没有一个人注意到。
顾衡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，沈问正把这一点圈出来。
“师父，永宁九年的劫杀案——”
“别看了。”
沈问抬起头。顾衡站在门口，身上穿着上朝的官服，袍角沾着泥水。他的脸色很白，不是病态的白，而是一种沈问从未见过的、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灰败。
“把所有卷宗收起来，锁进柜子里。明天你去刑部，把上个月那桩银库失窃案的卷宗调过来，重新查。能查多久查多久。”
沈问放下笔，站了起来。“师父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顾衡没有回答。他手里攥着一本空册子，上好的湖州茧纸，封皮被他攥得变形。
“拿着。”
沈问接过来，没有翻开。因为他看到了顾衡的眼睛——那双一向沉稳如水的眼睛里，有沈问从未见过的东西。不是恐惧，比恐惧更重。是绝望。
“回你的住处去。今天晚上，不管听到什么消息，都不要出来。”
“什么消息？”
顾衡没有回答。他转过身，走了出去。绯红色的官袍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风雪里，雪打湿了颜色，变成一种近乎黑色的暗红。
沈问没有追上去。他回到桌前，翻开那本册子。
扉页上，顾衡的字迹很潦草，和他“大理寺第一名笔”的名号判若两人。字迹歪斜，力透纸背，像是在极大的压力下仓促写就——
“我说过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
沈问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然后把册子揣进袖中，开始收拾卷宗。永宁九年的劫杀案卷宗被他压在最底下，锁进了柜子里。
他走出大理寺时，雪小了一些。长安城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只有打更人的梆子声从远处传来，一声一声，像某种不祥的倒计时。
沈问没有回自己的住处。他去了崇仁坊，顾衡的家。管家说顾衡没有回来。
他在巷口等了两个时辰。雪停了。
然后他听到了马蹄声。很急，很多匹马，从皇城的方向来，碾过积雪的长街，像一阵滚雷。沈问侧身藏进窄巷。火把的光照亮了骑兵身上的甲胄——是禁军的服色。领头的那个沈问认识，是禁军副统领韩彰，太子的人。
他们去的方向，是大理寺。
沈问站在原地，心跳如擂鼓。他没有动。他把所有可能性都想了一遍，每一个可能性的尽头，都是同一个结果。
他没有去大理寺。他回了自己的住处，关上门，坐在黑暗中，等着那个消息。
三更时分，消息来了。不是大理寺的人来报信，是隔壁院子的老妇人在院子里喊了一声——
“顾大人坠马了！大理寺的顾大人，在永宁门外坠马了！”
沈问闭上了眼睛。
他没有哭，甚至没有感到悲伤。他感到的是一种更接近彻骨寒冷的东西——他的脑子在那一瞬间变得异常清晰，每一个念头都像刀锋一样锐利。他知道顾衡不是坠马。他知道顾衡的死，和那本册子上的话有关。
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
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。
他没有去永宁门，没有去认领尸体，没有去参加第二天的殓葬。他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、冷静的大理寺官员——他上了呈报，请求接手师父未完成的案卷，继续查办。
所有人都觉得他做得很好。
没有人知道，他在那本册子的最后一页，用和顾衡一模一样潦草的笔迹，写下了三个字。
“包括我。”
然后他把册子锁进了书箱最深处，把钥匙挂在脖子上，贴着心口。
从那天起，沈问再也没有相信过任何人。包括他自己。因为他知道，师父的死，和他有关。和他三年前查的那桩案子有关。和他所有看似无心的“恰好”有关。那些“恰好”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安排。
而那个人，一定已经把手伸到了沈问身边。
唯一能信的，是那本册子。册子上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他自己写的。而册子的最后一页，是他对自己的警告——
包括我。
那是永宁十四年的冬天。
三年后，永宁十七年秋，沈问站在工部侍郎陈鹤龄的停尸房里，看着那具面色青黑的尸体，面无表情。
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。他不需要回头就知道是谁，因为整个刑部，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敢在他身后停得这么近。
“陆昭。”
“沈问。”来人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，“又见面了。”
沈问没有转身，只是微微侧过头。
他没有说话。但册子上那三个字，在这一刻忽然有了另一种读法——
不是警告。是预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