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识从深海浮起的第一感觉，是痛。
不是子弹贯穿胸膛那种炸裂的、终结的痛，而是一种弥散的、沉闷的钝痛，从后脑蔓延至脊椎，像被人用铁锤缓慢地敲打过每一节骨头。
然后是消毒水的味道。
浓烈得刺鼻，混合着老式医院特有的石碳酸皂和地板蜡的气味。
林挽的眼皮颤抖着，努力撑开一条缝。视野里先是一片模糊的白，然后逐渐聚焦——天花板，白色的墙漆有些剥落，露出底下灰黄的水泥。吊扇缓慢地转动，三片墨绿色的扇叶发出规律的“咔、咔”声。铁架床，绿色的油漆磨掉了边角，露出锈迹。
不是码头。
不是血，不是雨，不是吴铭最后那双几乎要裂开的眼睛。
她缓慢地、极其艰难地转动脖颈，听见自己颈椎发出轻微的“咔”声。房间里很静，静得能听见点滴液滴落的声音，和她自己粗重得不正常的呼吸。窗帘是那种老式的蓝色条纹布，洗得发白，阳光从缝隙里透进来，在地板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光痕。
单人病房。窗明几净。床头柜上摆着一束白色百合，插在广口玻璃瓶里，花瓣边缘已经有些卷曲，蔫蔫地耷拉着。
她的目光落在自己手上。
手腕处缠着绷带，白色的纱布有些泛黄，边缘起了毛球。皮肤苍白，能看见青色的血管蜿蜒在皮下，像地图上细小的河流。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但没有涂任何颜色——这是周文彬的要求，他说真正的猎人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装饰。
林挽盯着那只手看了足足十秒。
然后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。
动作太急，眼前瞬间发黑，撕裂般的痛从后脑炸开，像有人用凿子在颅骨里狠狠敲了一记。她咬牙忍住眩晕，伸手去摸自己的胸口。
手指颤抖着解开病号服的扣子。
一颗，两颗。
粗糙的棉布布料下，是平坦的、完好无损的皮肤。胸口正中央，心脏的位置，只有一片光洁的、微微起伏的肌肤，没有任何伤口，没有弹孔，甚至连个疤痕都没有。
她不信邪，手指用力按压，指甲掐进皮肉里。
疼。
但只是皮肉的疼，不是那种子弹撕裂内脏、搅碎骨头的、终结一切的疼。
她跌跌撞撞地翻身下床，双腿软得几乎撑不住身体，踉跄着扑到窗前，一把扯开窗帘——
哗啦。
刺眼的阳光涌进来，像一盆滚烫的水，劈头盖脸地浇了她一身。
她眯起眼，用手挡住光线，然后慢慢适应，看向窗外。
不是红嘴码头那片永远灰蒙蒙的海，不是集装箱堆成的钢铁迷宫，不是雨夜里摇晃的渔火。楼下是修剪整齐的庭院，几棵棕榈树在风里摇晃，叶子沙沙作响。更远处是密集的唐楼和商住大厦，招牌林立——“永隆押”当铺、“陈春记”茶餐厅、“大华戏院”……街道上车流如织，双层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，红色的士在车流中穿梭，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。
阳光灿烂得几乎不真实。
一切都太正常了。
正常得可怕。
林挽转过身，背靠着冰冷的玻璃窗，急促地喘息。冰冷的玻璃透过薄薄的病号服，贴着皮肤，让她打了个寒颤。她的目光在房间里疯狂搜索，像被困的野兽寻找出口。
最后定格在床头柜的电子日历上。
一个小小的黑色塑料外壳，液晶屏，红色的数字清晰无比：
1985年1月15日上午10:37
1985年。
三年前。
她死的那天是1988年11月7日，凌晨两点十七分，红嘴码头三号货舱外，吴铭抱着她逐渐冷却的身体，血浸透了他的皮夹克。
而现在，她回到了三年前，躺在周文彬名下的圣玛丽医院私人病房里，手腕缠着绷带——是了，她想起来了，1985年1月，她从周家老宅的楼梯上摔下来，脑震荡加手腕骨裂，住了半个月院。
这是她“叛逃”警队、正式进入周家核心圈层的第二年。
也是吴铭开始秘密调查他父亲死亡案件的第七个月。
林挽缓缓滑坐在地上，后背贴着玻璃，阳光在她身后烘烤，她却觉得冷，刺骨的冷，从脚底一路窜上脊椎，冻得牙齿都在打颤。
重生了。
她真的重生了。
不是梦，不是死前的走马灯——梦不会有这么清晰的痛感，不会有消毒水呛进肺里的真实，不会有玻璃冰凉的触感，不会有阳光刺眼到让人流泪的强度。
她抬起手，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指尖，然后慢慢收紧，指甲狠狠掐进掌心。
刺痛传来，很真实。
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红痕。
她真的……回来了。
回到一切还可以改变的时候。
回到吴铭的父亲还只是“失踪”，而非确认死亡的时候——不，不对，1985年，吴正雄已经被确认死亡七年了，但案件从未真正告破。吴铭还在查，像一头孤狼，固执地咬着那根早已冷掉的线索。
回到张越还没有彻底倒向周文彬，还会在深夜给她打电话，声音闷闷地问“阿挽，你真的不后悔吗”的时候。那时她总是沉默，然后挂断电话，盯着天花板直到天亮。
回到她自己……还没有在周文彬的棋盘上陷得那么深，还没有亲手沾上那些永远洗不净的血，还没有成为黑白两道都忌惮的“周先生女儿”，还没有站在码头的雨夜里，被一颗子弹结束二十五年荒唐人生的时候。
“哈……”
一声短促的笑从喉咙里挤出来
然后笑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失控，她蜷缩在地上，肩膀剧烈抖动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又死死咬住嘴唇把声音咽回去，最后变成压抑的、痛苦的呜咽，像受伤的动物在洞穴里舔舐伤口。
三年。
她多了三年。
也少了一条命。
多了三年时间，去改变那些曾经以为无法改变的命运。
少了那条命，作为代价。
公平吗？不知道。值不值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这是机会，是老天——或者别的什么东西——给她这个罪人的，最后一次机会。
---
同一时间，西九龙总区警署。
重案组第三队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，像着了火。四张办公桌挤在不到三十平米的空间里，桌上堆着案卷、烟灰缸、吃了一半的菠萝包和冷掉的奶茶。绿色的铁皮档案柜从地板顶到天花板，塞得满满当当，柜门上用白色粉笔写着分类编号。
白板上贴满了照片、地图和时间线，红色蓝色的记号笔画出错综复杂的箭头，像一张巨大的蛛网。最中央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证件照——吴正雄，穿着廉署成立初期的灰色制服，表情严肃，眼神锐利。照片下方用磁铁压着一张泛黄的剪报：“廉署调查主任离奇坠海，警方定□□通意外”，日期是1978年3月18日。
吴铭站在白板前，手里夹着燃了一半的万宝路，烟灰积了长长一截，弯成一个危险的弧度，随时可能掉落。
他盯着父亲的照片，已经看了十五分钟。
照片上的吴正雄，和他记忆里的父亲一模一样。一个沉默、严谨、把警察这份职业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。不，那时父亲已经是廉政公署的调查主任了。他记得1977年，父亲从警队调到新成立的ICAC时说的话：“阿铭，这个位置会得罪很多人，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做。”
那时吴铭十六岁，不太明白那句话的分量。
直到1978年3月，父亲失踪。三天后，他的车在将军澳一处悬崖下被发现，车里有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，DNA确认是吴正雄。案件很快被定性为交通意外，档案封存。
但现场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：刹车痕迹异常，没有紧急制动的拖痕；车内没有搏斗迹象，但吴正雄的配枪不见了；最关键的是，他失踪前最后一份加密报告里，提到了“周氏贸易公司”和“红嘴码头”，以及一个名字——“罗纳德”，当时负责码头片区的英籍警司。
周文彬。
这个名字像一根生了锈的铁钉，扎在吴铭心里七年，每次心跳都扯着疼。
“吴sir。”
陈轩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看到办公室里的烟雾皱了皱眉，但还是没说什么。他跟了吴铭三年，从黄竹坑警校毕业就分到吴铭手下，知道每年一到三月，吴铭就会把父亲的旧案翻出来重新查，像某种固执的、自我惩罚的仪式。
“法证那边刚传过来的，1975年红嘴码头扩建前的原始地形图。”陈轩把档案袋放在桌上，灰尘在阳光下飞舞，“你要这个干嘛？那案子都过去七年了——”
“七年前，红嘴码头还是英资怡和洋行旗下‘九龙货运’的一个老旧码头，濒临倒闭。”吴铭掐灭烟，烟头按进已经满溢的烟灰缸里，转身走到桌边，手指有些僵硬地解开档案袋的棉线，“1979年，周文彬的‘文华贸易’以低价收购码头经营权，三个月后拿到政府改建批文，资金来源不明。1982年，码头扩建完成，成为周氏物流最大的集装箱码头，现在年吞吐量占全港百分之六。”
他摊开图纸。泛黄的纸页边缘已经脆化，手绘的蓝色线条标注着码头旧结构：两个主要泊位，三个仓库，一条通往海里的、标注着“排水管道（已废弃）”的虚线。
“我父亲的车在将军澳被发现，但失踪前最后的活动区域是西贡一带。”吴铭用手指敲了敲图纸上那条排水管道的出口位置，指甲在纸上留下一个浅浅的凹痕，“如果当时有人想处理一辆车，或者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一具尸体。从这条管道把东西推进海里，根据1978年3月的潮汐表，潮水方向正好会把东西带到将军澳附近。”
陈轩愣了愣，下意识地看向门口，压低声音：“吴sir，你是说……”
“我只是说，有这个可能。”吴铭的声音很平静，但陈轩听出了底下那层压抑了七年的、几乎要凝成实质的东西，“周文彬当年那个快要破产的贸易公司，突然拿到码头改建批文，钱从哪里来？我父亲查的就是这个。他失踪前一周，约了罗纳德·哈里森在码头‘谈事情’。”
“但哈里森1981年就调回苏格兰场了。”陈轩说，“去年在爱丁堡死于心脏病。死无对证。”
“人死了，证据不一定死了。”吴铭卷起图纸，动作很慢，像在对待什么易碎的文物，“我需要进码头仓库查那批货。”
“什么货？”
“周文彬从菲律宾运来的‘电子零件’。”吴铭抬眼，眼神锐利，“线报说，里面夹带了别的东西。”
陈轩沉默了。他当然知道“别的东西”是什么意思。八十年代的香港，走私军火不是新鲜事，但直接动周文彬——这个在潮州帮里说得上话、在警队里也有人脉的“正经商人”——需要确凿的证据，更需要上面的支持。而上面……陈轩想起上个月在警察俱乐部听到的闲话，几个英籍警司提到周文彬时那种心照不宣的笑。
“吴sir，”陈轩斟酌着用词，“没有直接证据，我们动不了周文彬。而且他现在……是潮州商会副会长，去年还捐了五十万给东华三院建学校，报纸上都是他的照片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吴铭把图纸塞回档案袋，棉线绕了三圈，打了个死结，“所以我们需要证据。”
“从哪儿找？七年前的相关人员，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剩下的要么闭口不谈，要么早就被周文彬收到麾下。”陈轩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我听说……周文彬身边最近不太平。”
吴铭抬眼看他。
“他那个找回来的女儿，林挽。”陈轩说，“上周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脑震荡，住进圣玛丽医院了。但道上有传言，那不是意外。”
林挽。
这个名字让吴铭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，档案袋发出不堪重负的“嘎吱”声。
他记得她。1982年黄竹坑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，格斗、射击、侦查，所有科目都是第一，破了好几个纪录。他带过她那期三个月的实战训练，印象很深——那女孩眼里有火，烧得又亮又凶，也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狠劲，像一头还没学会收敛爪牙的幼狼。
然后1983年9月，她突然辞职，没有任何预兆，交还警员证和制服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再出现时，已经是周文彬身边最得力的助手，穿着定制的西装套裙，出入半岛酒店和赛马会，脸上带着完美无缺的、属于周家人的微笑。
吴铭见过她一次，在半年前潮州商会的春茗宴上。她挽着周文彬的手臂，穿梭在政商名流之间，敬酒，微笑，应对得体。目光扫过他时，没有任何停顿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，看一件摆设，看宴会厅里任何一根无关紧要的柱子。
那时他站在水晶吊灯下，手里端着香槟，气泡在杯壁上破裂，发出细微的“滋滋”声。他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、荒谬的失望，像精心打磨的刀，还没出鞘就自己锈断了。
他以为她会不一样。
“林挽……”吴铭重复这个名字，语气听不出情绪，“她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圣玛丽医院三楼的私人病房，周家长期包的那间。”陈轩说，“守卫森严，李琦带人守着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”
吴铭沉默了几秒。
窗外传来电车的叮当声，和街头小贩用喇叭喊“马蹄露，清热气”的叫卖声。
“准备车。”他说，“我去看看她。”
陈轩愕然：“吴sir？以什么名义？而且你现在去，周文彬肯定会起疑——”
“就以警队慰问前同事的名义。”吴铭拿起搭在椅背上的棕色皮夹克，拍了拍上面的烟灰，“她毕竟曾经是警察。”
他说完，径直走向门口。
陈轩看着他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
他觉得吴铭今天有点奇怪。
但具体哪里奇怪，又说不上来。也许是眼神，也许是语气，也许是他提到“林挽”时，那一闪而过的、几乎捕捉不到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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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玛丽医院三楼，VIP区。
林挽已经收拾好了情绪。
她坐在病床边，看着护士给她手腕换药。伤口露出来——一道不深的割伤，缝了三针，线头黑黑的，周围有些红肿。
“恢复得不错。”护士轻声说，带着浓厚的潮州口音，“下周可以拆线了。林小姐最近注意不要提重物，伤口不要沾水，天气潮湿，容易发炎。”
林挽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却落在窗外。
她脑子里在飞速运转，像一台重新启动的精密仪器，每一个齿轮都在疯狂转动。
1985年1月15日。这个时间点，她记得很清楚。
三天后，1月18日凌晨，周文彬会有一批“特殊货物”从菲律宾经红嘴码头入境。表面上是“电子零件”——但里面夹带了三十支美制手枪的拆解零件，枪管、套筒、撞针，分开包装，混在音响喇叭和电路板里。
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周家核心的军火走私业务。
前世，她负责了那次的接应和转移。凌晨三点，红嘴码头七号泊位，“金星号”货船靠岸。她带着李琦和另外三个人，用周文彬给的钥匙打开集装箱，清点货物，然后用两辆伪装成海鲜运输车的小货车把货拉走，分别存放在九龙城寨和荃湾的两个仓库里。
一切顺利。周文彬因此对她更加信任，也把她拖进了更深的泥潭
但现在……
“林小姐。”
门口传来低沉的声音。
林挽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，肌肉记忆让她本能地进入戒备状态，然后又强迫自己放松。她缓缓转过头。
周文彬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李琦。他今天穿了身浅灰色的西装，戴金丝眼镜，手里没拿佛珠，而是拿着一份折起来的《华侨日报》。1985年的周文彬，五十二岁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眉眼间仍有潮州帮打手出身的悍气，但已经被这些年精心打磨的“儒商”表象覆盖了大半。
“周先生…”林挽轻声喊，撑着床沿想站起来。
“躺着，别动。”周文彬快步走进来，按住她的肩膀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刚好让她无法起身。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片刻，像在检查一件瓷器有没有裂痕，“脸色还是不好。医生怎么说？”
“轻微脑震荡，需要静养两周。”林挽垂下眼，避开他的审视，语气顺从，“让您担心了。”
“你没事就好。”周文彬在床边的木椅上坐下，椅子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。他把报纸放在膝上，沉默了几秒，才开口，声音平稳得像在谈论天气，“小挽，楼梯那件事……你真的不记得是怎么摔下去的？”
来了。
林挽心里冷笑，像一块冰掉进胃里，冻得五脏六腑都缩紧了。
前世她也在这间病房里，周文彬问了同样的问题。那时她天真地以为真的是意外，还反过来安慰他别多想，说自己不小心。
现在她知道，那不是意外。
是警告。
警告她不要对张越最近接手的那批“电子产品”生意表现出太多好奇。
周文彬在测试她——测试她的忠诚，也测试她的“分寸感”。
“不记得了。”林挽摇头，眼神里适时地流露出一丝困惑和不安，像迷路的小动物，“我就记得当时头晕，脚下一滑……干爹，是不是我最近太累了？码头那边的事，还有上个月那批货的账目……”
她恰到好处地停住，欲言又止。
周文彬盯着她看了几秒，镜片后的眼睛深不见底。然后他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温和，但林挽看见他眼角细密的皱纹没有一丝牵动。
“可能吧。你这孩子，做事太拼。”他伸手，拍了拍林挽缠着绷带的手背，动作像在安抚一只宠物，“出院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码头那边的事，暂时别管了。”
“可是那批菲律宾的货……”
“让张越去处理。”周文彬的语气温和，但不容置疑，像一把裹着天鹅绒的刀，“他刚从泰国回来，也该锻炼锻炼了。你好好养伤。”
林挽抿了抿嘴唇，点头：“好。”
她知道，这是周文彬在切割她和核心业务。楼梯事件是个完美的借口，他需要时间观察——观察她是不是真的“头晕脚滑”，还是有了别的想法，有了不该有的好奇心。
“对了，”周文彬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信封，放在床头柜上，“张越昨晚从泰国回来了，带了点燕窝给你补身体。本来今天要来看你，但码头临时有事——那批菲律宾的船期提前了，他得去盯着。他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”
信封很薄，里面应该不是燕窝，而是钱。周文彬一贯的风格，物质补偿，心理安抚。
“越哥忙正事要紧。”林挽微笑，嘴角弯起的弧度经过精确计算，不能太热情，也不能太冷淡，“我没什么大事，让他别担心。”
“你们哥妹感情好，我很欣慰。”周文彬站起身，拿起报纸，走到窗前看了看天色，“我下午还有个会，跟律政署的人吃饭。先走了。李琦留下来，有事随时叫他。”
“谢谢您。”
周文彬又看了她一眼，那眼神很深，像一口古井，扔块石头下去，要很久才能听到回音。然后他转身，皮鞋踩在水磨石地板上，发出清晰的“咔、咔”声。
李琦跟着出去，轻轻带上门。
病房里重新恢复寂静。
林挽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像面具被一把撕下。她靠在床头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缓缓吐出，像要把胸腔里积压的浊气全部排空。
周文彬在试探她。
每一句话都是试探。
张越在泰国——前世这个时候，张越确实在泰国，但不是“处理业务”，而是去接一批新型毒品样品，去见“金三角”那边的人。周文彬已经开始让张越接触最脏的那部分生意了，而她还被蒙在鼓里，以为周家只是走私和洗钱，以为周文彬不让她碰内部事务，是出于某种底线，或者是对她的保护。
真好笑。
她曾经真的相信过。
相信那个在她母亲病重时出钱救治、在她无家可归时给她一个屋檐、教她格斗和枪法的男人，对她至少有几分真心。
现在她明白了，那只是分工不同，是利益最大化的安排。张越是亲儿子，要继承的是整个黑色帝国，必须熟悉所有肮脏的环节；而她，再好用，也只是一把刀，用完了可以扔，可以折，可以为了更大的利益牺牲掉。
心脏的位置传来一阵闷痛。
不是伤口，是别的什么东西，像一根生锈的针，扎在最柔软的地方，轻轻一碰就汩汩地往外冒酸楚的液体。
林挽抬手按住胸口，指尖冰凉。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很稳，很沉，每一步的间隔都几乎一致，和医院里医护人员轻快的步伐完全不同，也和周文彬那种刻意放慢、彰显威严的步调不同。
是训练有素的步伐。
是警察的步伐。
然后敲门声响起，三下，不疾不徐，力道均匀。
“请进。”林挽睁开眼，看向门口，手指无意识地抓紧了床单。
门被推开。
穿着棕色皮夹克的男人站在门外，身形挺拔得像路边的白杨树。夹克有些旧了，领口磨出了毛边，但干净整洁。他眉骨立体，鼻梁很高，嘴唇抿成一条直线。最让人无法忽视的是那双眼睛——锐利得像手术刀，像鹰隼，像能剖开一切伪装、直抵本质的光。
吴铭。
林挽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止了。
时间仿佛被拉长，又被压缩。她看着他，看着他真实地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——不是1988年码头雨夜那个满眼血丝、抱着她逐渐冰冷身体的吴铭，不是那个在她死后会独自在殓房守一整夜、会对着她的照片抽掉半包烟的吴铭。
而是二十九岁、还在调查父亲案件、对她充满戒备和审视的皇家香港警察刑事情报科督察。
年轻三岁，肩膀还没有被那么多条人命压得微微佝偻，眼神还没有被那么多无解的案件磨出一种深沉的疲惫。但锐利依旧，固执依旧，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、近乎天真的正义感，也依旧。
三年。
她隔了三年的时光，再次见到活着的他。
胸腔里有什么东西狠狠翻涌起来，酸涩的、滚烫的，像火山岩浆，几乎要冲破喉咙，烧毁她所有理智。她死死咬住牙关，牙齿陷进下唇的软肉里，尝到淡淡的血腥味。指甲掐进掌心，旧伤被挤压，刺痛传来，让她勉强保持平静。
不能失态。
不能让他看出任何异常。
不能哭，不能笑，不能扑上去抓住他的手说“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”。
“吴警官。”林挽开口，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平稳，只是微微有些沙哑，“稀客。”
吴铭走进来，随手关上门。他的目光在病房里扫了一圈——床，柜子，椅子，窗，百合花，点滴架——像在勘察现场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最后落回她脸上，停驻。
“听说你受伤了，来看看。”他的语气很官方，甚至有些冷淡，像在念一份案卷的概要，“毕竟曾经是同事。”
“谢谢。”林挽扯了扯嘴角，那笑容很淡，几乎看不见，“坐。”
吴铭没有坐。他站在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那种身高和站姿带来的压迫感，让林挽几乎要蜷缩起来。但她强迫自己挺直脊背，迎上他的目光。
“怎么摔的？”他问，像在审讯。
“头晕，脚滑。”林挽重复刚才的说辞，一字不差，“运气不好。”
“是吗。”吴铭的语气听不出信或不信，像在陈述一个事实，“周先生刚才来看过你？”
“嗯，刚走。”
“你们感情很好。”这不是问句。
“干爹对我有养育之恩。”林挽迎上他的目光，不躲不闪，“吴警官今天来，不只是慰问这么简单吧？”
空气安静了几秒。
只有吊扇转动的声音，和远处街道隐隐传来的车流声。
吴铭沉默地看着她，那双眼睛深得像夜里的海。然后他缓慢地从皮夹克内袋里，掏出一张照片。
不是从证物袋里拿出来的，而是直接从内袋掏出，边缘有些磨损，看得出经常被拿出来看。
他递到她面前，手指很稳。
“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林挽垂眼看去。
照片上是个人物侧影的偷拍照，画质粗糙，颗粒感很重，明显是长焦镜头在远处拍的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瘦削，背有些佝偻，穿着码头工人的蓝色工装，正蹲在码头边抽烟。侧脸轮廓很清晰，颧骨很高，眼窝深陷。
她认识——王水生，红嘴码头的老工人，从七十年代就在那儿干活。老实，胆小，老婆早逝，独自拉扯一个女儿。前世，吴铭在调查他父亲案件时，找到的第一个关键证人。
但王水生在提供证词后的第三天，就“意外”坠海身亡。尸体在码头防波堤外被发现，认定为醉酒失足。
周文彬的手笔。
“不认识。”林挽抬起眼，目光平静，“怎么了？”
“他叫王水生，红嘴码头的老员工。”吴铭盯着她，不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丝肌肉的颤动，“三天前，他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证词，关于1978年3月码头的一起‘事故’。”
“什么事故？”
“一辆车被推进排水管道的事故。”吴铭缓缓道，每个字都像钉子，敲进林挽的耳膜，“他说，那天晚上他因为胃痛提前下工，躲在三号仓库后面抽烟，看见几个人推着一辆车到管道口。车是深蓝色的丰田皇冠，车牌被泥巴糊住了，看不清。其中一个人，他记得很清楚，左手手背上有道疤，像蜈蚣。”
林挽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。
左手手背有疤——那是周文彬早年的一个手下，叫“蜈蚣明”，潮州人，脸上有麻子，左手手背有一条蜈蚣形的刀疤。1979年就因为帮派斗殴，被砍死在旺角的后巷，案子至今没破。
死无对证。
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她问，声音依旧平稳。
“王水生还说，”吴铭的声音很轻，但在这寂静的病房里，清晰得可怕，“当时车里好像有人。车窗是摇上去的，但他看见一只手拍在玻璃上，拍了三下，然后就不动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他在挣扎。”
病房里安静得可怕。
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寸，落在林挽的手上，暖的，但她感觉不到温度。只觉得冷，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。
她看着吴铭，看着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，忽然想起前世，他最后抱着她时，眼里那种几乎要毁天灭地的痛，那种“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”的无声嘶吼。
她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他在想，如果他父亲当时还活着，被推进海里时，经历了怎样的绝望。在想那只拍在车窗上的手，最后有没有抓住什么。在想那声“救命”，有没有人听见。
她在想，如果他知道，她曾经间接参与过掩盖那起“事故”的后续清理——1982年，周文彬让她去“处理”一批码头的老档案，她烧掉了1978年3月的值班记录和货物清单——他会怎么看她。
会恨她吧。
应该恨的。
“吴警官，”林挽轻声说，声音有些飘，“你告诉我这些，是想问什么？”
“我想问，”吴铭向前走了一步，压迫感骤然逼近，像一堵墙压过来，“周文彬到底做了什么？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锁死她的眼睛。
“——而你，林挽，1983年为什么要走？”
林挽的呼吸窒住了。
像被人扼住了喉咙，空气进不来，也出不去。她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曾经是她教官、是她心里最亮那束光、是她偷偷在毕业照背面写下“愿此生无愧这身制服”时心里想着的男人。
看着他眼里压抑的失望，不解，愤怒，和一丝她几乎不敢确认的……关切。
那关切很淡，藏得很深，像深海里一闪而过的微光，但她看见了。
因为她曾经那么熟悉他的眼神。
喉咙发紧，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。
她想说，我不是自愿的。
想说，周文彬用我母亲的命逼我——1983年，母亲肾病恶化，需要换肾，手术费要二十万，我拿不出来。周文彬出现，付了钱，条件是“来帮我做事”。
想说，我这三年没有一天不后悔，没有一天不想回到警队，没有一天不梦见自己还穿着那身制服。
想说，吴铭，教官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
但她说出口的却是：
“吴警官，我现在是周文彬的女儿，文华贸易的董事。你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个问题？”
声音冷硬，像冻过的石头。
吴铭的眼神暗了下去。
像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，沉进深不见底的海里。
他收回照片，手指收紧，照片边缘皱了起来。然后他转身，皮夹克的衣角划出一个利落的弧度。
“好好养伤。”
他说完，拉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，由近及远，最后消失在楼梯口。
林挽坐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
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暖的，但她感觉不到温度。只觉得冷，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，冻得她微微发抖。
她低头，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手，然后慢慢握紧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旧伤崩裂，绷带上渗出一小团鲜红的血渍。
还不够。
现在告诉他，他也不会信。
他只会觉得她在狡辩，在博取同情，在为自己这三年的“堕落”找借口。
她需要证据。
需要能一击致命、把周文彬彻底钉死的证据。需要能证明他杀了吴正雄、走私军火、贩卖毒品、腐蚀警队的铁证。
也需要……一个能重新走到他身边的理由。
一个他不会拒绝的理由。
林挽抬起眼，看向窗外湛蓝的天空，眼神一点点变得冰冷、坚硬，像淬过火的钢。
三天后，1985年1月18日凌晨，红嘴码头。
那批美制M1911手枪零件会到。
她知道接应的船号（金星号）、时间（凌晨三点）、泊位（七号），暗号（今夜星光灿“烂），也知道那批货最后会藏在码头的哪个集装箱。
那是周文彬打通东南亚军火线的第一笔大单，是他黑色帝国的重要支柱，也是……他和那个英籍警司罗纳德勾结的铁证——哈里森的儿子，就在那家菲律宾出口公司担任“顾问”，每个月收五千美元“咨询费”。
前世，这笔交易顺利完成后，周文彬的势力扩张了一倍。
现在，她要亲手毁了它。
那是周文彬最大的把柄之一。
也是她递给吴铭的……第一份投名状。
窗外的香港，1985年的香港。
启德机场的飞机低空掠过屋顶，轰隆隆的引擎声震得玻璃嗡嗡作响。远处钟楼的报时钟声响起，当当当，敲了十一下。
这是一个黑白模糊、机会与危险并存的年代。
而她，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。
林挽慢慢躺下，拉过被子盖住自己，闭上眼睛。
掌心伤口的刺痛一阵一阵传来，像警钟，像鞭策。
睡吧。
养好精神。
三天后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
小宝宝们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看到什么问题可以私信我呀*^◎^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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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 再来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