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是六点二十响的。
江蛰比闹钟早醒了二十分钟。窗外的天刚亮,雨已经停了,云压得很低,像一块没拧干的抹布。第二声雷来的时候,整栋老楼都跟着晃了一下,楼下马路上的电动车警报器响了,一辆接一辆,从街这头响到街那头。
他躺着听完这阵声音,然后坐起来。
二十七岁,他在心里过了一遍这个数字,没有别的东西跟着冒出来。他不算日子,也不太在乎这个日子。他起床,洗脸,剃须刀的声音在卫生间里嗡嗡地响了一阵,像是有别的东西藏在墙后面。
阳台上的蔷薇该剪了。
这面墙他养了八年。蔷薇顺着防盗网往上爬,爬到五楼窗台的边上,枝条压得铁网有点弯。他拿一把小剪刀,从最下面开始剪——黄叶、枯枝、开败了的花头,一样一样往下摘。剪下来的东西不扔,堆在脚边的一张旧报纸上。
他的手很稳。剪枝这件事不能急,急了会剪到新芽。这一点是他自己慢慢摸出来的,没有人教过他。
阳台角落放着一只大陶缸,半人高,缸口有一圈磕掉了的釉。缸里插着一束干花。
八年前的花了。白蔷薇,倒挂着风干过,花瓣早就皱成褐色,捏一下就碎。他每天早上出门前会给它换一次水。
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意义。干花不需要水。
但他还是换。换水的时候他动作很轻,怕碰掉花瓣。水从缸底漏下去一点,沿着缸壁流到阳台的瓷砖上,在晨光里亮了一小会儿。
对面楼的女人也在阳台上。她把被子搭上晾衣杆,甩了两下,被子鼓起来,又落下去。她看见江蛰,冲他抬了抬下巴。
“又剪花啊。”
“剪花。”他说。
“你这花养得真好。”女人说,“我家那盆绿萝都要死了。”
“少浇水。”江蛰说,“十天一次。”
女人笑起来,声音很亮。江蛰把剪下来的碎枝收进报纸里,一起卷起来,扔进垃圾桶。这是他每个早上的半小时:剪刀、报纸、三声雷、一缸没有用的水。做完这些,他这个人就算是醒了。
他锁门下楼。
楼道灯坏了一盏,三楼到二楼之间最黑。他习惯了,脚下数着台阶。出楼道门的时候,早饭摊子的热气正好从对面飘过来——葱油、面汤、油锅。摊主在雾里喊他:“小江,今天不买?”
“队里有。”他说。
他骑着那辆旧电动车去单位。雨后的柏油路是黑的,路边的梧桐树往下滴水,车轮碾过去,水花溅在鞋面上。早高峰的人流在路口等红灯,没有人说话,所有人都低着头看手机,绿灯一亮,一起往前走。
禁毒支队在三楼,最里面那间大办公室。
推门进去,味道先扑过来:烟、泡面、消毒水,还有一点闷了整夜的汗味。三台电脑开着,屏幕上都是蓝的。白板上还留着上周的案子,红笔圈着一个名字,圈外面画了两道,没人擦。
“小江来了。”值班的小民警抬头,眼睛底下两团青,“昨晚下雨,警情多,东边还出了个事。”
“什么事。”
“便利店被抢了。”小民警把屏幕转过来一点,“两个人,戴口罩,拿的好像是玩具枪。一开始报的是持枪抢劫,后来辖区所看了监控,说是□□。”
“抢了多少。”
“收银台的钱,还有店后头仓库一个纸箱。”
江蛰拿过一次性杯子接了半杯热水。他有个毛病,见人先看手。这不是他刻意练的,是办案办出来的——手不会说谎,一个人再怎么编,手指头上的茧、指甲缝里的黑、虎口的磨痕,都老老实实待在那里。小民警的手是干净的白,掌心有一道新的红印,是键盘硌的。
“抢匪抓到了吗。”
“抓到了。”小民警说,“两个小孩。”
走廊里有个女人在跟值班的吵。她声音很高,一句一句往上顶,说的都是同一件事:她儿子昨天被带走了,家里没人知道他吃饭没有。值班的人在解释程序,解释到第三遍,那女人开始哭。哭了两分钟,又接着吵。
江蛰听着那声音,把一次性杯子里的水喝完。这栋楼里每天都有这种声音。有人在这里把生活撕开,撕开之后,还得有人把它缝回去,缝得不好看也得缝。
八点半,晨会。
大办公室的人陆续到齐,椅子拖来拖去,谁的水杯盖拧开了又拧上。副支队长在前面念通报,语速很快,念到“辖区所正在办”的时候,把手里那张纸翻了个面。
“就这些。”他说,“这两天有雨,各片区注意工地和仓库。”
散会的时候,陈佳宽从后头挤过来,把一只塑料袋扔在江蛰桌上。
“包子。”他说,“猪肉大葱的,你上次说好吃。”
塑料袋还是热的,隔着袋子能看见两个圆鼓鼓的白面团,油把袋子渍出一小片透明。江蛰说了声谢,没马上吃。
陈佳宽四十二岁,禁毒支队的老民警,跑了十几年的线人。他坐下就开始翻手机相册。
“你看着。”他把屏幕转过来,照片里是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,站在学校门口举着一张奖状,笑得眼睛都没了,“我闺女,数学考了九十八。下周三家长会,我跟你说,我要是那天出警,她妈能把我煮了。”
“九十八。”江蛰看了一眼那张奖状,“错的那两分呢。”
“错的那两分老师说是笔误。”陈佳宽把手机收回去,很得意,“我闺女。”
陈佳宽说完就出去了。江蛰把那只塑料袋解开,包子还是温的,皮上有点回软。他没有马上吃,先把桌上那份通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:接警时间、出警时间、现场初勘、两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。看完,他才咬了一口。
包子凉了。凉了的猪肉大葱有一种很实在的味道,油凝在面皮里,嚼起来有点黏。他吃得很慢,一边吃一边把通报上的两个字圈了出来——“仓库”。
吃完他起身,走到档案柜前,抽出上一年度的涉毒案件汇编。他翻到包装物那一章,一页一页看下去:塑料自封袋、纸盒、编织袋、茶叶罐、奶粉罐。翻到去年十一月的一份材料时他停了一下——那份材料里提到过一种印着花的成品标签,但没附照片。他把编号抄在一张便签上,夹进通报里。
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门开了。韩守正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份文件,朝江蛰扬了扬下巴。
“你,进来。”
韩守正五十九岁,禁毒支队的支队长,头发白了一半,嗓门大,走路的时候皮鞋跟磕地,整个楼道都听得见。江蛰五岁那年,是他把人从邻居家领回来的。户口本上第一个监护人是他,第二个是他老婆。江蛰叫了他二十二年的“师父”,在单位里也是叫“师父”,谁也没觉得不对。
“坐。”
江蛰坐下。韩守正把那份文件掼在桌上,纸角翘起来。
“体检报告。”他说,“你上个月做的。”
“指标都正常。”
“正常个屁。”韩守正用指头点了点其中一行,“你自己看,睡眠这一栏,我找人问过了,你这叫长期浅睡。二十七岁。”
江蛰看了一眼那行数字,没说话。
韩守正的口气软下来一点:“你师娘给你相了一个,市医院的,三十,护士长。周日下午,两个人都没班。”
“师父。”
“我不逼你。”韩守正往后靠在椅背上,椅子发出一声闷响,“我就问你一句话——你打算什么时候着急?”
办公室窗外,远处又闷闷地打了一声雷,很轻,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挪动一张桌子。
江蛰看着窗外。雨后的城市是灰的,楼顶的水箱亮着一层白。
“我不着急。”他说。
韩守正盯着他看了几秒。那种眼神江蛰熟——不是生气,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的、收了回去的东西。
“你从五岁起就不着急。”韩守正说,“行了,出去吧,把桌上那份通报拿去看看。东边那个便利店,别让人当成小案子压下去。”
十二点差一刻,他去二楼食堂打饭。窗口只剩两样菜:烧茄子和青椒炒蛋。他挑了茄子,坐在靠墙那张桌子。隔壁桌是两个刚下夜班的同事,一个趴在桌上睡着了,一个在给家里打电话,声音压得很低,说的是孩子发烧的事,说到一半停了很久,像是在听那头哭。
他低头把饭吃完,盘子送回窗口,盘子里没有剩的。
中午十一点多,辖区所的现场照片传进了工作群。
一共九张。门口的监控截图、柜台、货架、地上的一只玩具枪、仓库的卷帘门,还有一张拍的是纸箱。
江蛰把屏幕放大。
纸箱是常见的五层瓦楞,四角有轻微的压痕。箱侧面贴着一张标签,标签是深色的底,上面印着花——一片花瓣,半开,线条很细。标签的右下半部分被人撕掉了,撕口是斜的,露出底下纸板的毛毛。剩下的一段里,有两个字露在外面。
三月。
旁边是一个字,被撕掉了一半,只剩左边。
江蛰把手放在鼠标上,停了一会儿。他把照片存下来,又放大了一次。标签上的墨色很正,边缘干净,是工业印刷,不是手写,也不是小作坊自己打的。这种标签,通常是用在批量货上的。
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完,纸杯捏了一下,扔进垃圾桶。
“小江。”隔壁桌的人喊他,“看什么呢,看半天。”
“东边那个案子。”他站起来拿外套,“我去看看。”
“一个小抢劫,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“箱子里装的是什么,没人说得清。”他说,“我去问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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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 惊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