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。
阿满还在灶上熬粥，我已经把烧火棍别到腰后，把“家常琐记”揣进怀里，走到门口了。她头也没回，说了一句：“粥好了，喝完再走。”
“来不及了。”
“不喝粥就别出门。”她把锅盖一掀，热气糊了一脸，语气跟闸口的水位一样硬，“你昨天吃了两碗咸粥，今天要再不吃，我看你到衙门里怎么跟人说话，饿得手抖，数都数不清。”
我坐下喝了粥。这次不咸。她昨天放了两把盐，今天大概放了一把半，还是咸，但能咽。
喝粥的工夫，她坐在门槛上补一张网，头也没抬：“那个客栈的人，我打听了。”
“打听到什么？”
“姓严，说是从南边来的茶商。但客栈老板娘说他一口北方话，连本地茶价都不知道。”她咬断线头，“茶商不知道茶价，跟船夫不认水一样，装的。”
“他出过门没有？”
“出了。昨天傍晚出去了一趟，往漕运衙门的方向走了半条街，又折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就没再出门。”她把网放下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，“他出门的时候，脚上穿的是布鞋。回来的时候，鞋底沾了泥。”
“什么泥？”
“青泥。清闸镇这边只有镇东头烧砖的那片地有青泥。他去过砖窑，不是衙门。”
我把碗放下，脑子里转了两圈。从码头的客栈到砖窑，中间要穿过半条镇子，不会经过漕运衙门。他往衙门方向走，是给谁看的？
“你今天去衙门，别走正街。”阿满说，“从后面巷子绕。”
“你呢？”
“我去砖窑那边转转。”她看我一眼，“你看我干什么。砖窑又不是龙潭虎穴。我爹以前教我看水，砖窑那边也有水——烧砖要用水，窑主跟闸口有往来，我去问问最近有没有生人来买砖。”
我看着她。阿满这个人，你说她胆子大，她其实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。你说她胆子小，她连砖窑那种三教九流的地方都敢自己去。
“带着这个。”我把烧火棍递给她。
“你拿什么？”
“我空手。”我把袖子撸下来，“我去衙门，带家伙反而扎眼。”
她把烧火棍接过去，掂了掂，别在腰后，跟我昨天别它的样子一模一样。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我们俩出了门，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。
齐禄的屋子在漕运衙门的偏院，昨天来过的，今天熟门熟路。但我没走正门——阿满说别走正街，我听了。沿着衙门后面的巷子绕到偏院的后门，门虚掩着，推开来就是齐禄那张堆满文书的桌子。
他已经在等了。桌上多了一壶茶，两个杯子。他给我倒了一杯，推过来：“喝。”
我端起来喝了。味道一般，但没毒——我爹教过，别人给你倒茶，你先闻再喝，闻着不对就别喝。这茶闻着就是普通茶叶沫子，没事。
“昨天让你看的那些单子，你回去想了没有？”齐禄开门见山。
“想了。”
“想出来什么？”
“想出来一件事。”我把杯子放下，“那七份单子，报的都是粮。但货栈的卸货记录上，每次少卸二十石左右，你说过这个。我回去又对了对底册，发现这七份单子的过闸时间，有五次是在夜间。”
齐禄端杯子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清闸镇的闸口，夜间开闸要闸官批条。这五次夜闸的批条上，闸官的签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。”我看着他，“但这个人，去年冬天死了。”
齐禄把杯子放下了。
“你怎么知道闸官去年冬天死了？”
“他死的时候我还在码头上扛包。镇上的人都去了。闸官的葬礼是我帮着记的礼单——我替货栈管账，谁家办红白事，礼单和开销都从货栈走账。闸官是衙门的人，丧事办得体面，花了四十三两银子。我记得清楚，因为那笔账是我对的。”
齐禄盯着我看了很久。他从桌子底下抽出一份文书，翻开，推到我面前。
“这份批条，你看看。”
我看了一眼。上面有闸官的签名，跟我在底册上见过的一模一样。
“这是上个月的单子。”齐禄说，“闸官去年冬天死的。上个月的单子上，他的签名还在。”
“所以要么是有人代签，要么是有人拿了他以前的批条照着描。”我把文书推回去，“不管哪一种，都是假的。”
齐禄笑了一下。他笑起来比不笑还难看，像一只狐狸叼到了鸡，但还没咽下去。“你今天来，本来是我要教你东西。结果你教了我一样。”
“我娘说过，看账不看数，看数背后的人。”我说，“数对不上，背后一定有人。人死了，数还在动，那动的人就是活着的。”
齐禄把文书收回去，锁进柜子里。他站起来走到窗边，往外看了一眼，回过头来压低了声音：“客栈里那个人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“知道。姓严。”
齐禄的眉毛挑了一下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码头上有人告诉我了。”
“那个人今天有没有来找你？”
“没有。”
齐禄在屋里走了两步，停下来：“他昨天傍晚在我衙门外面转了一圈，没进来。今天早上我让人去客栈问，他已经走了。”
“走了？”
“走了。天没亮就退房走了。老板娘说他有急事赶路。”齐禄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桌上，是一块小木牌，巴掌大小，上面刻着一个字，“他留在房间里的。压在枕头底下。”
我拿起来看。木牌是普通的松木，刻工粗糙，上面的字是“顾”。
“他留这块牌子，是给谁看的？”齐禄问。
“给我看的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他留了字条给我，让我小心你。又在你衙门外面转了一圈，让客栈里的人都知道他在盯你。然后他走了，留下这块牌子。”我把木牌放回桌上，“他是在告诉我——他有顾家的东西，但他不想当面给我。他想让我自己去找他。”
齐禄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把木牌收进袖子里，看着我：“你打算去找？”
“不找。”我说，“他要是真想给我东西，不用留牌子。留牌子就是让我追着他跑。我不追。”
齐禄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笑了一声：“你这个人，跟你爹不一样。”
我没接话。他说“你爹”两个字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像是确认了一件早就知道的事。我要是接话，就等于认了。
“行了。”齐禄把袖子整了整，“今天让你来，本来是想问你，昨天那船私盐的事，你在码头上跟多少人说了？”
“一个没说。”
“王胖子那边呢？”
“王胖子胆子小，你吓他一下，他什么都不会往外说。”
“你倒是把他的脉把得准。”齐禄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书，“这份，拿去。漕运衙门要重新核清闸镇近三年的过闸记录。你帮我核。核出来有问题的地方，标红，拿回来给我。”
我接过来翻了翻。厚厚一摞，全是过闸日志的抄件。
“工钱呢？”
“一天十五文。”
“二十文。”
“你倒会讨价。”齐禄眯了眯眼，“十八文。不干拉倒。”
“干。”
从衙门出来，我绕了另一条巷子往回走。走到半路，一个人从巷子口闪出来，拦在我前面。
四十来岁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短打，腰里别着一根旱烟袋，脸上褶子深，眼睛小，笑起来跟哭似的。我不认识他，但他站在那儿的样子，我认识——脚并拢，往前倾，准备硬顶的姿势。
“桢哥儿？”
“你谁？”
“我姓陈，陈老六。闸口边上卖茶的。”他往前凑了一步，声音压低，“你娘是不是姓盛？”
我退了一步。
“你别怕。”他摆了摆手，“我不是来害你的。我是在这个镇上卖了十二年茶的。你娘当年在清闸镇待了半年，天天来我摊上买茶。她不买好的，专买最便宜的茶沫子。我问她怎么不买好的，她说‘家里有个小的，得省着花’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她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陈老六看着我，“她说，‘陈老板，我要是哪天不在了，我儿子要是来了清闸镇，你帮我看着他。别让他饿死。’”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她儿子？”
“你长得跟你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”陈老六笑了一下，露出两颗黄牙，“你第一天在码头上帮王胖子抓那包糊印的粮，我就看出来了。但我没敢认。前两天有人在镇上打听你，我才觉得该跟你说一声。”
“打听我的人，是不是姓严？”
“不是。姓严的那个是后来的。最早打听你的，是上个月来的一个货郎。问的是‘有没有见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半大孩子，长得像官宦人家的’。我当时没搭话。”
“货郎人呢？”
“走了。问完就走了。”陈老六从腰里摸出一样东西，塞进我手里，“这个，你拿着。”
是一把铜钥匙。老旧，锈了一半，但齿口还清楚。
“你娘给我的。说‘陈老板，这把钥匙你替我收着。我儿子要是来了，你交给他。’我一直没想明白这钥匙开什么锁的。你娘也没说。你自己琢磨吧。”
我把钥匙攥在手里。
回到值房，阿满也刚回来，脸上带着汗，手里攥着一把从砖窑那边顺来的湿泥。她把泥往桌上一拍：“砖窑那边有生人。窑主说上个月有个货郎来买砖，说家里盖房子，但只买了三块。三块砖，盖什么房子？”
“那个货郎长什么样？”
“中等个子，左眉上有个疤，说话带南边口音。”阿满把泥掰开，“我让窑主把那货郎买砖的登记簿给我看了，货郎留了个名字，叫‘严四’。跟客栈那个姓严的，一个姓。”
我从怀里摸出那把铜钥匙，放在桌上。
阿满看了一眼：“哪来的？”
“一个卖茶的给的。我娘留给我的。”
她把钥匙拿起来对着光照了照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娘在清闸镇半年，留了一把钥匙给卖茶的，留了一本账册给你，留了一封信给你爹。她到底布了多少局？”
我娘布了多少局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现在手里有三样东西了——一本账册，一把钥匙，一句“你爹没死”的字条。
“还有，”阿满从怀里摸出第三样东西，“砖窑窑主让我带给你的。说那个货郎走的时候，掉在窑上的。”
是一块木牌。跟齐禄给我看的那块一模一样，松木，粗糙，上面刻着一个字。
这次刻的是“盛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