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本不想上那栋实验楼。
昭和三十九年春，我去附属高中做早期生源宣讲，会议室门窗紧闭，空气里浮着粉笔灰、烟草味和老教师们冗长的客套。我中途离席，没带公文包，只在口袋里揣了半盒烟，想去隔壁实验楼的楼顶站一会儿。那栋楼的天台正对高中部的屋顶，没有遮挡，风很干净，是我偶尔躲清净的地方。
推开铁门的那一刻，风先迎了上来。
我抬眼，刚好看见对面围栏外，站着个穿水手服的女孩子。
她裙摆被风吹得扬起，半只脚踩在水泥台沿上，手轻轻搭着栏杆，天台的门在她身后关着，底下挤了黑压压的人影，哄笑声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传过来，模糊得像浸在水里。
那一瞬间，周遭所有声音突然退得很远。
没有来由，也没有预兆，零碎的感官碎片，不受控地往我脑子里撞——
是很淡的、消毒水混着某种花的味道，是金属栏杆冰得硌手的温度，是风灌进喉咙里、喘不上气的窒闷，是很远、很模糊的哭声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还有一片被晒得发暖的布料，蹭过我手腕的触感。我看不见具体的脸，听不清完整的话，甚至分不清这些碎片是发生在白天还是黑夜，是在春天还是秋天，它们只是毫无逻辑地翻涌上来，把我眼前的风、楼下的树，全揉成了模糊的一团。
我像被钉在了原地。
等那阵突如其来的恍惚过去，我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得发潮，风一吹，凉意顺着脊骨往上走。我扶着身边的围栏，指尖微微发僵，我知道自己此刻脸色一定很难看——我在理学部待了二十余年，自认情绪早被年月磨得平稳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失态过，哪怕楼顶空无一人。
我几乎是本能地往前迈了两步，撑着围栏想喊，想找楼下的人，想做任何能拦住她的事。
我刚要加快脚步，却又停住了。
对面那扇紧闭的天台铁门，被人从里面，一脚踹开了。
我不懂剑道，也看不懂街头格斗的门路。
我甚至看不清那个突然出现的高个子女生，是怎么穿过人群、怎么走到围栏边的。我只看见她动作极快地，先把围栏外的女孩子半扶半抱下来，飞快塞到了铁门后、远离人群的死角位置，让她贴着墙根坐好；下一秒，她甚至没回头多看第二眼，转身就迎着人群冲了上去。
她没有把人护在身后，也没有慢慢周旋。
她打的是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的闪电战。
我站在几十米外，眼睛追不上她动作的轨迹，可我教了半辈子力学，做了半辈子实验，我看得懂“效率”两个字。我看见有人抡着铁水管砸过去，她抬手里的竹剑去挡，竹片断裂的脆响隔着风都隐约能听见，剑断的瞬间她已经贴到了对方面前，前一秒还举着武器的人，下一秒就弓着腰倒了下去。
她不缠斗，不废话，甚至不追着已经倒下的人补第二下，脚步一刻不停地往下一个人身边走，每一次抬手，落点都刚好在腕关节、膝盖、脚踝这些位置——那是人最吃痛、会瞬间失去行动力，却绝对不会危及性命的地方。她抢来那根铁管，动作始终稳得惊人，半分都没有乱，像在心里把最短的路径、每一分力道，都提前演算过千百遍。
我后来才想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急。
她不敢拖。天台上人太多，乱起来的时候，飞出去的武器、慌不择路的人，随时可能伤到门后那个已经站不稳的女孩子，她只有最快速度清掉所有能动手的人，才能真的安全。
不过几分钟，天台上能站着的人，只剩她一个。
我嘴里叼着的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水泥地上，烧出一个极淡的黑印，我没有察觉。
我看着她立刻转身走回门后，蹲下身，抬手，动作有点生硬地，给那个瘫在墙根的女孩子擦眼泪。她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，背对着满场倒地的人，像刚才那阵快得看不清的动作，只是一件必须做完的事。
风卷着远处的警笛声，飘了过来。
我没有立刻过去，也没有出声喊她，转身慢慢走下了实验楼。
回到传达室，我关上门，打了三个电话。
第一通打给校长，我请他在十分钟之内，把这两个学生——桐生静，池内咲子——从入学至今的档案、成绩单、所有课堂笔记和作业，全部送到传达室。我语气很平，没有发火，只在末尾补了一句：如果东西送不齐，他去年递到我办公室的保送推荐，就不必再递了。
第二通打给警署的署长，他早年在东大听过我的函授课，我请他先让警员在楼下稍等，没有我的话，暂时不要上天台带人。
第三通打给我理学部的助理，我让他立刻查这两个名字，竞赛记录、实验项目、任何能找到的资料，半小时之内，我要知道结果。
传达室的校工给我端了一杯温茶，放杯子的时候手有点抖。他大概从来没见过我这个样子——我从来不爱为学生的事多费心神，院里人人都说我刻板、刻薄，只认成绩不认人。
我没有解释，坐在桌边翻着校长匆匆抱来的资料：半张写满火药配比的草稿，字迹跳脱，数字旁边画了个歪脸的小武士，药量算得比我带的研一学生还稳妥；另一整册热力学笔记，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，纸边写着零散的受力分析，和我刚才在对面楼顶看见的动作，分毫不差。
我指尖轻轻点在那两个名字上，胸口那点被零碎回忆掀起来的涩，还没完全压下去。
我本来只是想躲半小时的客套，吹一阵干净的风。
结果风没吹成，那些没头没尾的旧感官碎片，先把我拽进了一阵没来由的失神里，我也捡到了两个我根本没办法转身不管的孩子。
后来的事，办得很顺利。
我把事件定性为霸凌引发的正当防卫，垫付了所有伤者的医药费，和学校沟通，抹掉了本该记进档案的处分。深夜在警署的走廊里，我把两套密封的早期选考试卷，放在了两个孩子面前。
我没有说安慰的话，也没有提我在对面楼顶站了多久，只告诉她们：一周之内考到及格线，手续我来办，她们一起进东大；考不过，后续所有后果，我不会再管。
那个叫桐生静的孩子，张了张嘴，那句道谢卡在喉咙里，耳尖慢慢红了，最后只对着我，很轻地鞠了一躬。
我把她们散落在地上的笔记捡起来，拍了拍灰，递回去，转身离开了警署。
走出大门的时候，我又点了一根烟，风把烟雾吹得很散。
那时候我以为，我只是一时被旧情绪影响，捡了两个难得的好苗子。
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，后来会记得我喝茶的温度，会把我那间常年冷清的办公室，染上橘子糖和实验药剂的甜香；不知道那个爱闹的小姑娘，会没大没小地趴在我桌边喊我老头子，而那个嘴笨的孩子，会在我咳嗽的时候，默默把温好的水放在我手边。
我更不知道，我最终还是要看着她们，一步步走向那列脱轨的列车，走向我拼尽全力，也没能拦住的结局。
烟烧到了滤嘴，我把烟头按灭。
后面两年的日子，说来话长。
从两张试卷，到她们真心实意喊我一声先生，再到我看着桃红色的倒计时，走到最后一页——这些，都留到接下来，慢慢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