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渡没有打那个电话。
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
他把“围巾”这两个字存在手机里，存了整整七天。七天里他打开通讯录看了几十次，手指悬在“呼叫”键上方，悬了很久，最后每次都按了返回。
他说不清楚自己在怕什么。
怕打扰对方？怕无话可说？怕那条围巾还回去之后，两个人之间就再没有任何联系了？还是怕还了围巾还不够，还欠着那顿饭、那辆车、那句“别哭了”，欠着一笔他算不清楚也算不完的账？
他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他这辈子最怕的事情就是欠别人的。
爸爸欠了他一条命，外婆欠了他一身病，妈妈和哥哥欠了他一个完整的家——不，不对，不是他们欠他的，是他欠他们的。他欠妈妈一条命，欠哥哥一条命，欠爸爸一个让他骄傲的儿子，欠外婆一个不用操心的晚年。
他欠了太多人，太多了，多到他还不起。
所以他不能再欠了。
不能再从任何人手里接过任何东西。
那条围巾是个意外。那顿饭是个意外。那个电话号码更是个意外。意外应该到此为止，不能再多了。
他把手机放进口袋，背上书包，出门上学。
日子照旧。
早上五点五十起床，煮粥，吃完，洗碗，收拾屋子，出门坐公交。车上背书，到学校上课，课间做卷子，中午吃压缩饼干，下午放学去打工。
这周他在一家快递站分拣包裹，夜班，晚上七点到凌晨一点，一个小时八块钱。他算了算，干五天能挣三百二，够交下个月的房租了。
快递站在城东的一个仓库里，很大，铁皮屋顶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周渡穿着那件灰色旧棉袄，戴着手套，站在传送带旁边，一件一件地把包裹从传送带上拿下来，看地址，分到对应的区域架子上。
动作要快，慢了包裹就会堆起来，堆起来后面的就过不来了。他手快，眼也快，干了三天就成了这条线上最快的分拣员。带他的老员工姓刘，四十多岁，话多，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唠嗑。
“小伙子，你多大了？”老刘问。
“十七。”
“十七就出来干夜班？不上学？”
“上，白天上。”
老刘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。“你爸妈不管你？”
周渡的手顿了一下，拿起一个包裹，看了看地址，放到右边的架子上。
“不管。”
他说的是实话。没有人管他了。
老刘大概听出了这两个字底下的意思，没有再问，把嘴里的话咽了回去，换成了一声叹息。
晚上十一点多，仓库里的活少了一些，老刘去抽烟了，让周渡歇一会儿。周渡没歇，坐在传送带旁边的塑料凳子上，拿出手机。
通讯录，“围巾”。
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，然后退出，打开短信。
上一次的对话还停在七天前。
他说：“我是那天晚上的人。围巾怎么还你？”
对方说：“不用还。”
就这些。
周渡把短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然后锁屏，把手机放回口袋。
他拿起下一个包裹，看地址，放到架子上。
一个包裹，两个包裹，三个包裹。
他分了二百七十三个包裹。
每一个包裹都有名字和地址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被一个人寄出，被另一个人签收。它们在路上走，经过很多人的手，最后到达该去的地方。
他想，人和人之间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。有始有终，有来有回，寄出了就有签收，不会丢在半路上。
他又看了一眼手机。
还是没有消息。
苏莫言没有等周渡的电话。
他等了三天，没等来，就把这件事放下了。不是不在意，是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母亲去世后，他开始着手整理她留下的东西。
那个铁皮盒子里的存折他查过了，钱不少，但取不出来，被外公那边的人冻结了，要等他十八岁才能解冻。苏成远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——或者说他知道，但他动不了。母亲生前在这方面做得很绝，所有的法律手续都办好了，把苏成远排除得干干净净。
苏成远对此很不满。
他旁敲侧击地问过几次，先是温和的，“莫言，你妈有没有留什么遗物给你”，后来变成试探的，“你外公那边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”，再后来变成暗示的，“你现在还小，有些东西放在大人手里比较安全”。
苏莫言每一次都说“没有”。
苏成远不信，但他没办法。苏莫言不跟他吵，不跟他闹，甚至不跟他说话。父子俩住在同一栋房子里，碰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苏莫言刻意错开了他的作息时间，早上他出门的时候苏莫言还没起，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苏莫言已经锁了门。
这种冷战比吵架更让人难受。吵架至少还有声音，有情绪，有某种还在乎的证明。冷战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沉默，像一堵看不见的墙，一天比一天厚。
温淑试图打破这堵墙。
她每天早上都会多做一份早餐，放在苏莫言门口的小桌子上。有时候是粥和咸菜，有时候是面包和牛奶，有时候是馄饨和小笼包，换着花样来。苏莫言每次都会把早餐拿进去，但他从不当着她的面吃。他把门开一条缝，把早餐拿进去，关上门。吃完以后把碗筷洗干净，放回门口的小桌子上。
他不说谢谢，不说不客气，什么都不说。
但他吃了。
温淑觉得这算是一个信号。一个很弱的、很微小的、随时可能熄灭的信号，但至少是个信号。她跟苏然说：“你哥哥吃了我的饭。”苏然说：“那他不生气了？”温淑想了想，说：“不是不生气了，是他在试着不那么生气。”
苏然不太懂这些，但他记住了他妈妈的话。
他在学校学了一首诗，老师说这首诗是写兄弟的，让他背下来。他背了一整天，背得滚瓜烂熟，回家以后站在苏莫言的房门口，犹豫了很久，敲了门。
门没开。
“哥哥，我在学校学了一首写给兄弟的诗，我背给你听好不好？”
没有回应。
苏然站在门口，攥着拳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背。
“桃夭...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——”
背到第二句的时候，门里面传来一声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扔到了地上。苏然吓了一跳，闭上了嘴，站在那里不敢动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。
苏莫言站在门口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他没有发火。他看着苏然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“这首诗不是写兄弟的。是写新娘的。你们老师教错了。”
然后关上了门。
苏然站在门口，愣了半天。
不是被凶了，是被指正了。他以为苏莫言会吼他、骂他、让他滚，但苏莫言没有。他只是说了那句话，用那种很平的、不带任何情绪的、像在陈述一个事实的语气。
苏然跑下楼，跟温淑说：“妈妈，哥哥跟我说了好多话！”
温淑问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苏然说：“他说我背的诗不对，是写新娘的。”
温淑听完，笑了，笑着笑着眼眶红了。
她跟苏然说：“你以后每天给他背一首。”
苏然说：“他会不会烦？”
温淑说：“烦了再说。”
周渡在快递站干到第五天的时候，出事了。
不是大事，但让他觉得有些东西真的躲不掉。
那天晚上他在分拣包裹，拿起一个的时候，手滑了一下，包裹掉在地上，摔开了口子。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——一双鞋，白色的运动鞋，男款，码数不小。
他蹲下来，把鞋塞回包裹里，把口子用胶带粘好，放回架子上。
动作很自然，旁边的人什么都没发现。
但他蹲在那里的时候，膝盖软了一下。
白色运动鞋。
他想起爸爸死的时候手里攥着的那个塑料袋，里面也是一双鞋，白色的运动鞋，买给他八岁生日的。
他把胶带放回桌上，站起来，继续分拣。
手没抖，眼睛没红，呼吸没乱。
但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：你看，你永远都躲不掉。你以为你好了，你以为你把那些东西压下去了，但它们一直在那里，在任何你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突然跳出来，给你一拳。
他分了三百多个包裹，干到凌晨一点，打卡下班。
走出仓库的时候，外面下雪了。
不大，细细的，在路灯下飘着，像碎掉的棉花。他站在门口，仰起头，让雪花落在脸上。
凉凉的，不像疼。
他把棉袄的拉链拉到最上面，缩着脖子，往公交车站走。
夜班公交车半个小时一趟，他到车站的时候上一趟刚走，下一趟要等二十多分钟。他在站牌下面站着，跺了跺脚，把手揣进袖子里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
他掏出来一看，是一条短信。
“围巾：你在干嘛？”
周渡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好几遍。
你在干嘛。
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句，普通到像是一个闲得无聊的人群发的。但他知道不是。他知道这个“围巾”是谁，知道这个人不会闲得无聊，知道他发这四个字之前可能也犹豫了很久。
他在干嘛？
他站在一个没有人的公交车站，刚干完五个小时的夜班，手上有胶带留下的黏腻，肩膀上还有搬运包裹蹭的灰。雪落在他头发上，落在他肩膀上，落在他没有围巾的脖子上，凉飕飕的。
他在干嘛。
他在活着。在用一种很笨拙的、很狼狈的、不太体面的方式活着。
但这些他没法写进短信里。
他想了很久，打了几个字，删了，又打了几个字，又删了。
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两个字。
“等车。”
发完他就后悔了。
等车。这两个字太干了，干得像一块砖头，拍过去，对面的人不知道该接还是该躲。他应该多说一点的，比如“刚下班”“今天下雪了”“你呢”，随便什么都行，但他没有。
他把手机揣回口袋，靠着站牌，看雪。
公交车来了，他上了车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窗上全是雾气，他用手擦出一小块，看着外面模糊的街景。
手机又震了。
“围巾：哪路车？”
周渡看着这个问题，嘴角动了一下。
哪路车。
这个人不是随口问问。他是真的想知道。知道周渡在哪路车上，就知道他在哪条线上活动，就知道他大概住在哪个方向，就知道他可能在哪里打工。
他是在收集信息。不是在搭讪，是在试图理解——这个在巷子里哭的人，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
周渡发了两个字。
“三十七。”
三十七路公交车，从城东的快递站开到城中村的巷口，一共十七站，四十分钟。他每天晚上都坐这趟车，从终点坐到终点，车上的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常常只剩下他和司机。
“围巾：冷吗？”
周渡看着这个问题，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围巾还回去了，但对方说不用还，所以那条深灰色的羊毛围巾现在还躺在他的枕头旁边。他每晚睡觉前都会摸一下，但没有戴过。
“还好。”
他发了两个字。
然后他又打了一行字，删了，又打了一行，又删了。反复了几次，最后发出去的是四个字。
“你早点睡。”
发完他就觉得不对。这话说得太像长辈了，像外婆以前跟他说的那种话，语气不对。
但已经发出去了，撤不回来了。
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，对面没有回复。
他把手机放进口袋，靠在车窗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公交车晃晃悠悠的，暖风开得很足，吹得他昏昏欲睡。他的头一点一点地往下栽，栽到肩膀的位置又猛地抬起来，反复了好几次，像一只打盹的鸡。
到站的时候，司机喊了他一声：“小伙子，终点站了。”
他醒过来，擦了擦嘴角，拎起书包下了车。
雪还在下，地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，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。他踩着雪走回巷子，走到门口，掏钥匙，开门，进屋。
脱鞋，脱棉袄，洗脸，刷牙。
躺到床上的时候，已经快两点了。
他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。
有一条新短信。
“围巾：嗯。”
就一个字。
嗯。
不是“好”，不是“知道了”，不是“你也早点睡”，就是一个“嗯”。像是一个句号，画在了一天的末尾。
周渡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侧过身，脸朝着那条叠好的围巾。
他想，这个人说话的方式真奇怪。话很少，少到每一个字都像是想了很多遍才说出来的。不浪费任何一个字，也不多余任何一个字，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干净，冷，但又让你觉得这不是拒绝，是一种不会表达。
周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这些。
他只知道，在今天晚上，在快递站蹲下来捡那双白色运动鞋的时候，在分拣了三百多个包裹的时候，在站在雪地里等公交车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一件事——那个人会不会发消息来。
他想了，然后那个人真的发了。
像听到了他心里的声音。
这种巧合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。
他闭上眼睛，把被子拉到下巴。
外面的雪还在下，没有声音，只有偶尔从屋顶上滑落的积雪，噗的一声，闷闷的，像谁在叹气。
他听着那些声音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睡着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周渡在公交车上背书的时候，收到了一条短信。
不是“围巾”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看了两秒钟，才反应过来是“围巾”——他换了个号码？
不对，不是换号码。他之前用的是手机号，现在这个也是手机号，但不一样。他有两个号码？
短信内容只有一句话。
“中午十二点，你们学校门口的牛肉面馆。我有事找你。”
周渡看着这条短信，脑子里转了三个念头。
第一，他怎么知道我在七中？
第二，他怎么知道我中午十二点有空？
第三，什么叫“我有事找你”？
他没有问这些问题。因为他大概知道答案。第一个问题，那天晚上在车里，他告诉过苏莫言自己是七中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中午十二点是七中的午休时间，任何一个学生都知道。第三个问题——他不知道。
他不知道苏莫言找他有什么事。那天晚上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，短信也发得不多，客气、疏离、保持着一种“我们还不熟”的安全距离。现在他突然说要见面，还说“有事”，这让周渡有些紧张。
他想了很久，回了两个字。
“好的。”
发完他又觉得这两个字太干了，但想不出加什么，就没再加。
上午的课他上得有些心不在焉。不是听不进去，是脑子里总在想中午的事。他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老师在讲台上讲电磁感应，左手拿课本右手拿粉笔，在黑板上画着磁感线。周渡的眼睛跟着粉笔走，但脑子没在。
他在想自己要穿什么衣服去。
这个念头一出来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。他什么时候在意过穿什么衣服？他总共就那么几件衣服，换来换去都是那几件，没有什么可选的。但今天他不一样，他把两件外套拿出来比了比——一件是那件灰色的旧棉袄，另一件是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也是旧的，但比棉袄干净一些。
他选了夹克。
选完了又觉得自己有病。
见一个人而已，又不是相亲，穿什么不一样。
但他就选了夹克。
中午十二点，周渡站在学校门口的牛肉面馆外面，没有进去。
他早到了十分钟，站在面馆门口的梧桐树下，手插在裤兜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。面馆不大，门脸窄，招牌是白底红字的，写着“老字号牛肉面”，字迹已经褪色了。里面飘出来的味道很香，牛肉汤的味道混着香菜和辣椒，闻着就饿了。
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过一顿午饭了。压缩饼干吃了三天，吃得他胃里泛酸，看见饼干就想吐。
但他没有进去。他在等苏莫言。
十二点过五分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面馆门口。
不是那天晚上的那辆，但也是黑色，也是干净的，也是那种不张扬但一看就不便宜的牌子。苏莫言从驾驶座下来，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羽绒服，里面是深灰色的卫衣，下面是黑色的裤子，脚上是一双深色的运动鞋。
他比那天晚上看起来更清瘦了一些，但精神还好，眼睛没有红，嘴唇也不干，像是好好吃饭了，又像是没怎么吃。
他看见周渡站在梧桐树下面，走过来，点了点头。
“进去吧。”
没有寒暄，没有“好久不见”，没有“你最近怎么样”，直接就是“进去吧”，好像他们昨天刚见过，好像他们之间不需要那些客套的废话。
周渡跟着他走进了面馆。
面馆里人很多，正是饭点，几乎坐满了。空气里全是牛肉汤的热气，窗户上蒙着一层白雾，人们说话的声音很大，掺着碗筷碰撞的声音，闹哄哄的。苏莫言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，靠墙，能看到整个店面的全景。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周渡，自己在对面坐下。
服务员过来了，围裙上沾着油点子，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。
“两位吃点啥？”
苏莫言看着周渡。
周渡看着菜单。说是菜单，其实就是一张塑封的纸，上面印着几行字：牛肉面大碗十二，小碗十块，加牛肉五块，加鸡蛋两块，加青菜一块五。
他在大碗和小碗之间犹豫了几秒钟，最后说：“小碗牛肉面。”
苏莫言没看菜单，跟服务员说：“大碗牛肉面，加一份牛肉，加一个鸡蛋，加一份青菜。再来一份拍黄瓜，一份酱牛肉，两瓶水。”
服务员记下来，走了。
周渡看了苏莫言一眼，想说“点太多了”，但张了张嘴又闭上了。他想起那天晚上在车里，苏莫言说“吃”，那种不跟你商量的语气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
他没有说谢谢。
因为他说了谢谢，苏莫言会说“不用谢”，然后又是一阵沉默。
还不如不说。
面很快上来了。两大碗，热气腾腾的，汤底清澈但浓郁，上面飘着几片香菜和葱花。苏莫言的那碗明显比周渡的大了一圈，面上还盖着一层牛肉片，旁边卧着一个荷包蛋，蛋白煎得焦黄，蛋黄半熟，微微颤着。
苏莫言把那碗大的推到周渡面前，把自己面前的小碗拉过来。
“吃。”
周渡看着那碗面，没有动。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苏莫言已经拿起了筷子，听到这个问题，停了一下。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
“为什么找我？”
苏莫言把筷子放下，看着他。
面馆里的声音很大，旁边桌子有人在讲电话，对面的桌子有两个大叔在聊足球，服务员端着托盘穿梭在过道里，喊着“让一让让一让”。但在他们两个人之间，这片小小的角落，安静得像被隔离开了。
“我有事找你帮忙。”苏莫言说。
周渡愣了一下。
他以为苏莫言会说“来看看你”或者“一起吃个饭”或者什么都不说。他没想到是“帮忙”。
“帮什么？”
“帮我查一个人。”
周渡皱了皱眉。
“查人？怎么查？”
“那个跟苏成远——跟我爸在一起的女人，”苏莫言的语气很平，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，“我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来路。她自己说的那些我不信。我需要有人帮我查清楚。她叫什么，以前住哪儿，做过什么，有没有案底，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苏成远的。”
周渡听着这些话，慢慢明白了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能查？”
苏莫言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种目光不带审视，不是在上上下下地打量，是那种很专注的、像是在确认什么的注视。
“因为你需要钱，”他说，“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。”
周渡的心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
不是疼，是一种说不清的、闷闷的震动。
需要钱，信得过。
这两个短语放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——等价交换。不是施舍，不是同情，不是“我看你可怜所以帮你一把”。是交易。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给你钱。公平的，对等的，不需要谁欠谁的。
“多少钱？”周渡问。
苏莫言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片酱牛肉，放进周渡的碗里，然后才开口。
“先吃。吃完再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