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走后的第一个星期，周渡没有去上学。
他把自己关在那间老房子里，关了整整七天。窗帘拉着，门锁着，电话线拔了。他像一只受了伤的动物，本能地缩进洞里，不让人看见，不让人靠近，独自舔舐伤口。
二姨婆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没人接。她从老家坐火车赶过来，敲门敲了半天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她吓得差点报警，后来是邻居王婶说看见周渡早上出来倒过垃圾，她才稍微放了心。
“这孩子，一个人在里头待着，能行吗？”二姨婆站在门口，急得直搓手。
王婶叹了口气：“不行又能咋办？他外婆没了，他就是户主了。你不让他待在这儿，他能去哪儿？”
二姨婆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，最后把一袋吃的挂在门把手上，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：“渡儿，二姨婆在招待所住三天，你有事就来找我。”
三天后二姨婆走了，周渡没来找她。
那袋吃的在门把手上挂了整整一天，第二天早上不见了。
第七天，门开了。
周渡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瘦了一大圈，眼眶凹陷，嘴唇干裂，衣服皱得像咸菜。但他的眼睛是干的，表情是平静的，走路的步子虽然慢，但很稳。
他锁好门，把钥匙揣进口袋，去了学校。
班主任李老师看见他的时候，愣了好几秒。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，比如“你还好吗”或者“节哀顺变”，但她看着周渡那张脸，把那些话全咽了回去。
她只说了一句：“座位还是原来的，课本我给你留着了。”
周渡点了点头，走进教室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，翻开课本。
前排的同学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有好奇也有同情。周渡低着头，像是没感觉到那些目光。
他不想被同情。
同情是一种很重的东西，他背不动了。
从那天起，周渡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。
他把每一天都切成了很多块，每一块都要精确地利用，不能浪费一分钟。
五点起床。
五点十分到六点：给自己做饭，同时准备中午要带的饭。他吃得很少，一碗粥或者一碗面条，加一个鸡蛋就算是奢侈。他正在长身体，营养跟不上，身高蹿得很快，但瘦得像一根竹竿，校服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，风一吹就贴在身上，能看见肋骨的轮廓。
六点到六点半：收拾屋子。外婆走后，他一个人住，房子不大，但打扫起来也不轻松。他每天都会擦一遍桌子、柜子、窗台，把东西归置得整整齐齐。不是因为他爱干净，是因为他怕闲下来。一闲下来，那些念头就会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六点半出门，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去学校。
他在车上不睡觉，也不看手机——他买不起手机。他背书。语文的古诗词、英语的单词、历史的大事年表、地理的省份简称。他把所有能背的东西都背得滚瓜烂熟，每天在公交车上来回背两遍，雷打不动。
八点到下午四点：上课。他听课很认真，从不开小差，笔记记得密密麻麻，比老师的教案还详细。课间他也很少跟同学聊天，要么继续写作业，要么趴在桌上闭一会儿眼。他不是不合群，是没有时间合群。交朋友需要时间，出去玩需要钱，这两样他都没有。
下午四点到五点半：放学后的时间。他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，不参加任何课外班，放学铃一响他就走。他要去菜市场，买最便宜的菜——土豆、白菜、豆芽，偶尔买一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。菜市场收摊前最便宜，他摸准了那个时间点，每次都赶在收摊前去，总能买到别人挑剩下的、但还能吃的东西。
六点到七点：回家做饭、吃饭、洗碗。他一个人吃饭从来不坐桌子，端着碗在厨房站着吃完，吃完马上洗，不给自己磨蹭的机会。
七点到十点：写作业、复习功课。他把每一科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语文一小时，数学一小时，英语四十分钟，其他科目四十分钟。时间一到就换，精确得像一台机器。
十点到十点半：洗漱、收拾第二天的东西、把外婆的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。
十点半：关灯，睡觉。
这是他的作息表，精确到分钟，雷打不动。
看起来井井有条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张作息表是他用来对抗崩溃的铠甲。一旦停下来，一旦没有事情做了，那些被他强行压下去的东西就会翻涌上来——爸爸被抬回来的样子，外婆在厨房晕倒的声音，墓碑上冰冷的字，空荡荡的屋子，一个人的饭桌，一个人吃饭时筷子碰到碗沿的回声。
那些声音太大了，大到能把人吞没。
所以他不能停。
外婆走后的第一个月，周渡算了算自己手头的钱。
外婆留下了一笔存款，不多，一万两千块。加上之前工地赔的那一万块，这几年陆陆续续花了不少，剩下的全部加起来，不到一万五。
一万五千块钱，够他生活多久？
他算了一笔账：房租三百一个月，一年三千六。水电煤气一年大概一千。吃饭一天控制在十块钱以内，一个月三百，一年三千六。公交卡、日用品、学习用品，一年再省也要一千。学费虽然免了一部分，但书本费、校服费、活动费，杂七杂八加起来，一年也要一两千。
加起来，一年至少要花一万。
一万五，撑不到两年。
他必须赚钱。
十四岁的周渡，开始找工作。
说“工作”不太准确，是“零活”。他太小了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学历，没有任何一技之长，正规的地方不会要他。他能做的只有那些给钱就干、没人管的活。
他的第一份“工作”，是在学校旁边的一家早餐店洗碗。
那家店叫“王记早点”，老板姓王，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圆脸，爱笑，但笑起来眼睛不弯，是那种嘴角在笑但眼睛没笑的笑。周渡去的时候，王老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问他多大了。
“十六。”周渡说。
他看起来不像十六。十四岁的周渡又瘦又高，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脸上带着一种不属于少年的疲惫和沧桑。王老板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追问年龄，说了句“先干着试试”，就让他去后面洗碗了。
一碗盘子三毛钱，一碗碗一毛钱，筷子免费洗。
周渡每天放学后去洗两个小时的碗，周末洗一整天。他洗得很认真，每一个盘子都要洗三遍——洗洁精一遍，清水两遍，然后用干布擦得锃亮，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。
王老板有时候会给他留一碗豆浆、两根油条，说是卖剩下的，不吃也浪费了。周渡每次都吃得很干净，吃完把碗也洗了，把桌子擦了，把地拖了。
他在早餐店干了三个月，每天放学都去，风雨无阻。
有一次下大雨，他骑自行车去店里，雨大得像天漏了一样，他浑身湿透了，雨水顺着裤腿往下淌，在脚边汇成了一小摊水。王老板看见他的样子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去后面找了一件旧T恤让他换上。
“你这孩子，下雨就不会歇一天？”王老板的语气里有责备，但更多的是不解。
周渡没回答，穿上那件旧T恤，大了好几号，像一件袍子。他卷起袖子，把手伸进洗碗池里，开始一个一个地洗。
他不是不想歇。是不能歇。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，少一天的钱就早一天坐吃山空。
他不能让那一天到来。
在早餐店干了三个月，他攒了六百多块钱。
然后那家店关门了。
王老板说不干了，房租涨了，生意不好做，不如回老家种地。关门那天，王老板多给了周渡两百块钱，说：“孩子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叔叔帮不了你太多，这两百你拿着，以后好好读书。”
周渡接过那两百块钱，说了声谢谢，把店里的最后一批碗洗了，把地拖了，把围裙叠好放在案板上，然后背着书包走了。
他走出店门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“王记早点”四个字的招牌还挂着，但里面的灯已经灭了，锅灶都凉了，空气里还残留着油条和豆浆的味道。那个味道他记了很久，久到很多年以后，他路过任何一家早餐店，闻到油条和豆浆的味道，都会想起那间小小的店，那个圆脸的王老板，那个大雨滂沱的下午。
他又开始找新的活。
洗过碗，搬过货，发过传单，跑过腿，送过外卖，在工地上搬过砖——这是跟爸爸干过的活，他觉得自己也算接了爸爸的班。
他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肯干，给钱就干。
有人说他“没有下限”，他不生气。因为他知道，那些人说得对。他确实没有下限。不是因为他没有自尊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在活下去面前，自尊是一件奢侈品。
他买不起。
十五岁那年，周渡在搬货的时候伤到了手。
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他在一家批发市场帮人搬西瓜。西瓜一袋一袋地码在货车上，每袋大概四五十斤，他要一袋一袋地扛下来，搬到仓库里摞好。他已经搬了两个多小时了，肩膀磨破了皮，汗水浸进去火辣辣地疼。
最后一袋的时候，他的手滑了一下，西瓜袋子从肩膀上滑落，他的右手下意识地去挡，手掌撞在了货车的铁栏杆上，撞出了一个口子。
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。
老板走过来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先去医院吧，今天的工钱照算。”
周渡说不用去医院，拿了工钱就走了。
他找了一个公共厕所，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伤口。伤口不深，但很长，从左到右横贯整个掌心，像一条红色的蜈蚣。他用纸巾压了一会儿，血止住了，又去药店买了一卷纱布和一瓶碘伏，花了十二块钱。
碘伏擦上去的时候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但他忍着没叫出声。
他把纱布缠好，用牙咬着一端，右手笨拙地打了个结。那个结打得很丑，松松垮垮的，第二天就散了。他重新缠了一遍，这次打了一个死结。
那道疤留了下来，成了一个永久的印记。
后来每次有人问他手上的疤是怎么回事，他都说“干活碰的”，轻描淡写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，看着手上的纱布，想着爸爸也是在工地上受的伤，只不过爸爸的伤比他重得多，重到好不了了。
他盯着那条纱布看了很久，然后把袖子拉下来盖住手，去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。
面煮糊了，但他还是吃完了。
十六岁，周渡上了高中。
学费更贵了，即使有减免，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他开始打更多的零工，放学后、周末、寒暑假，只要能赚钱的活他都接。
他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端过盘子，一个小时五块钱，老板管一顿饭。那顿饭是他一天里吃得最饱的一顿，所以他总是吃得很慢，把每一粒米都嚼很久，把每一口汤都喝得干干净净。
他在快递站分拣过快递，夜班，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，一个小时八块钱。他干了一个暑假，瘦了十斤，但攒了三千多块钱。那三千块钱他存起来了，一分都没花。
他在工地上搬过水泥，就是爸爸生前干活的那种工地。他戴着安全帽，穿着劳保鞋，混在一群成年男人中间，一袋一袋地扛水泥。那些人看他年纪小，有时候会帮他一把，但也有时候会欺负他——把最重的活分给他，把最难搬的东西丢给他，他什么都不说，扛起来就走。
他想，这也许是爸爸走过的地方。爸爸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工地上，也是这样扛着水泥，流着汗，一步一步地走。他踩在这些地上，说不定哪一步就踩在了爸爸当年踩过的地方。
这么一想，他觉得那些水泥没有那么重了。
但他从来不让自己想太多。
想太多了，就走不动了。
每个月，周渡都会做一件雷打不动的事。
去三个地方。
第一个地方，是城郊那片小山坡上的桂花树。
那是妈妈的树。
他不确定妈妈是不是真的“在”那里，但外婆说这棵树是爸爸为妈妈种的，那他就把这棵树当成妈妈的化身。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，带上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他从菜市场买的最便宜的水果——有时候是几个苹果，有时候是一把香蕉，有时候是几个橘子，买到什么带什么。
他给树浇水、除草、清理落叶，然后把水果摆在地上，蹲下来，跟树说几句话。
“妈，这个月月考我考了年级第三十二名，比上个月进步了八名。”
“妈，外婆走了，我把她葬在离你不远的地方，你们娘俩能互相照应。”
“妈，我现在一个人，你别担心，我过得还行。”
他从来不在这里哭。
这里是他跟妈妈说话的地方，不能哭。哭了妈妈会担心，会睡不着觉，会在天上翻来覆去地想她的孩子是不是过得不好。他不能让妈妈担心。
所以每次来，他都说“过得还行”。
即使有时候，他过得一点都不行。
他不知道爸爸在哪，所以看妈妈的时候，顺便也给爸爸的那份也说了。
“爸，你送我的鞋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...”
第二个地方，是城东的公墓。
外婆在这里。
外婆的墓碑不大，是那种最普通的灰色花岗岩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周渡每次来都会带一束花，有时候是菊花，有时候是康乃馨，有时候是路边野地里采的小野花。外婆生前喜欢花，阳台上种过几盆，后来没人浇水就枯了。
他会蹲在墓碑前，用手把碑面上的灰尘擦干净，然后把花放在前面。
他跟外婆说的话比对妈妈说的多。
“外婆，我今天找到了一份新活，给一家公司发传单，一天六十块，周末两天就是一百二，一个月能多挣四百八。”
“外婆，我学会做红烧肉了，我自己琢磨的，味道还行，就是有点咸。”
“外婆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给我做了糖醋排骨，那个味道我到现在还记得。”
“外婆，我好想你。”
最后这句，声音很小，小到风吹过来就散了。
但每次都说。每次说完，鼻子都酸，但都没有哭。
第三个地方，是大槐树。
那棵槐树在城东的一个老小区里，很大，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抱得住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，夏天的时候能遮出一大片阴凉。外婆说，周渡那个没来得及出世的“哥哥”，就安息在这里。
外婆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，只是说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呼吸，医院里的人说按规矩处理了。至于是怎么处理的、处理到了哪里，她不知道，也不忍心问。她只是听一个老护士说，像这样的孩子，大多会埋在城东那棵大槐树下面，那是个老规矩，让没活成的孩子有个安身的地方。
所以周渡每个月都会来这里。
他不浇水，不除草，不放花，因为他不知道具体的位置。他只是在树根下站一会儿，站多久看心情，有时候十分钟，有时候半个小时。
他站那里的时候，不说话。
他只是在心里想，哥哥，我把养分都用光了，我活下来了，你的那一份我也帮你活了。我会好好活的，你放心。
他想不出别的词。
他觉得“哥哥”可能也听不懂，毕竟他没来得及出生，没来得及学会听话说话。但周渡还是想。
想了，就好像有人听到了。
想了，就好像他不是一个人。
十七岁那年的冬天，周渡的钱包空了。
不是一下子空的，是一点一点地空，像沙漏里的沙，不知不觉就漏完了。
他算了算，下个月要交房租，三百块；下下个月要交暖气费，虽然那间隔断间根本没有暖气，但房东收的“暖气费”实际上是“供暖管道维护费”，不管你有没有暖气都要交，一百五十块；再下个月要过年了，他得给外婆、爸爸、妈妈、哥哥都买点东西去祭拜，不能空着手去，那太寒碜了。
手头的钱不够。
他已经很省了，省到不能再省了。他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中午不吃，饿着。他冬天不买棉袄，把两件单衣叠在一起穿。他出门基本靠走，能走路就不坐车，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。
但还是不够。
他找了快一个月的新活了，要么是招满了，要么是嫌他年龄不够，要么是嫌他看起来太瘦小干不了重活。他在寒风中跑了一家又一家，腿都快跑断了，还是没找到。
天越来越冷。
那个冬天的冷，不只是冷在身上，是冷在心里。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凉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结了冰，冻住了所有的热气。
农历十一月十七，周渡的十七岁生日。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没有人可以告诉。他不知道妈妈的生日是哪天，不知道爸爸的生日是哪天，不知道外婆的生日是哪天，他们从来没有过过生日。他也不知道“哥哥”的生日——如果算生日的话，应该是和他同一天。
他不觉得这天有什么好过的。这天是妈妈的忌日，是哥哥离开的日子，是他来到这个世上、却带走了一切的日子。他不应该被庆祝。
他应该被忘记。
那天晚上，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风很大，吹在脸上像刀割。周渡一个人走在街上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。
他走着走着，走到了一条没有人的巷子。
巷子很窄，很暗，路灯坏了一盏，只剩下一盏在远处苟延残喘，发出昏黄的光，照不亮几步远。墙根下堆着几袋垃圾，空气里有腐烂的菜叶子和潮湿的泥土味。
他在墙角蹲了下来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蹲下来了。
他想哭。
他忍了一整天，忍了一个星期，忍了一个月，忍了三年，忍了十七年。
他不想忍了。
他想哭一次，就一次，不用憋着，不用压着，不用把眼泪咽回肚子里。就这一次，让他哭出来，让他把这个世界的所有委屈、所有不甘、所有说不出口的话，都化成眼泪，一滴一滴地流干净。
他哭了出来。
起初是无声的，眼泪一颗一颗地掉在地上，砸在干燥的泥土里，砸出小小的坑。
然后声音出来了，先是哽咽，然后是啜泣，最后他放开了声音，像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他哭爸爸护着那双鞋的样子，哭外婆在厨房无声的眼泪，哭妈妈那棵孤独的桂花树，哭那个没有名字的哥哥，哭自己这十七年。
他哭得太大声了。
大到那条巷子装不下，大到那个黑夜装不下，大到传到了一个路过的少年耳朵里。
他不知道，那个少年正在巷口的一辆黑色轿车里坐着，没有开灯。
他不知道，那个少年的人生也在这天碎了，碎得比他更体面一些，但碎得更彻底。
他不知道，那个少年听见了他的哭声，推开了车门，走进了黑夜里。
他不知道，那个少年正在向他走来。
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只是在哭。
十七年来，第一次，完完整整地、毫无保留地、像一个孩子一样地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