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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 最后一个人

外婆是在周渡九岁那年开始真正变老的。

不是那种慢慢的白头发多了、皱纹深了的自然衰老,是一种急转直下的、像山体滑坡一样的垮塌。周远山死后第三个月,她还能每天早起给周渡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,虽然动作慢了些,但好歹能把家撑起来。到了第六个月,她开始咳嗽,起初是早晚咳几声,后来变成了整夜整夜地咳,咳得弓着腰,像一只煮熟的虾。

周渡那时候已经上了三年级,学会了认更多的字,也学会了看人的脸色。他知道外婆不舒服,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把热水瓶放在外婆床头,把药片按剂量分好,放在一个小碟子里,旁边再放一块冰糖——外婆怕苦,吃药要含一块糖。

“渡儿,你不用管我,”外婆靠在床头,声音哑得像是砂纸磨过的,“你好好上学就行。”

周渡点点头,把书包背上,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,在外婆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
这是他跟电视里学的。电视里的小朋友出门前都会亲妈妈一下,他没有妈妈,但他有外婆。

外婆愣了一瞬,然后笑了,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。她伸手摸了摸周渡的头,说:“去吧,路上慢点。”

周渡跑出去了,脚步声在楼道里咚咚咚地响,越来越远,最后消失了。

外婆听着那串脚步声,把被子拉到下巴,闭上了眼睛。

她知道自己不行了。

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死的那种“不行”,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流失,像沙漏里的沙,你知道它总有一天会漏完,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。

她不怕死。她早就想女儿和女婿了。她怕的是周渡。

怕她走了以后,这孩子就真的一个人了。

九岁的周渡,比同龄人矮半个头,瘦得像一根豆芽菜,但那双眼睛不像九岁的孩子。那里面有太多东西了,多到不该装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。

外婆想起周远山刚走的那段日子,周渡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。他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,大口大口地喘气,瞳孔涣散,浑身发抖,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。外婆抱着他,一遍一遍地说“外婆在,外婆在”,他才会慢慢缓过来,然后把脸埋在外婆的怀里,一句话也不说,就那么安静地待着,直到重新睡着。

他从不尖叫,从不哭喊,连做噩梦都是无声的。

这一点最让外婆心疼。

孩子,你倒是哭出来啊。哭出来会好受些。憋在心里,会烂掉的。

可周渡不会。

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咽进肚子里,好的坏的,甜的苦的,全部咽下去,消化不掉的就堆在那里,堆成一座沉默的山。

周渡十岁那年,外婆的身体更差了。

她的腿开始疼,走路一瘸一拐的,从家门口到巷口的菜市场,原本十分钟的路,现在要走半个小时。她不肯去医院,说医院太贵,挂号费就要十几块,够买两斤鸡蛋了。周渡说外婆你去看看吧,我有钱。外婆问他哪来的钱,他说他放学后帮学校旁边的小卖部搬货,老板一天给他五块钱。

外婆听完沉默了很久。

那天晚上,她趁周渡睡着以后,在被窝里哭了一场。

她哭的不是自己的身体,是周渡。这孩子才十岁,就要开始赚钱了。她活着,是在拖累他。她死了,他就没人管了。不管活着还是死了,她都是这孩子身上的一个包袱。

她想了很久,第二天早上跟周渡说:“渡儿,外婆想回老家住一阵子。”

周渡正在喝粥,碗举在嘴边,听了这话顿住了。他把碗放下,看着外婆,眼神里没有惊慌,没有挽留,只有一种她看不懂的平静。

“外婆不想跟我住了吗?”他问。

“不是,”外婆赶紧说,“外婆身体不好,在老家有人照顾,你二姨婆就住隔壁,她能帮我。你一个人在这儿上学,外婆不放心,你跟外婆一起回老家吧,转学的事外婆去办。”

周渡低下头,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粥,想了很久。

“外婆,”他说,“我不回老家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爸爸和妈妈在这儿,”他说,声音很轻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,“我不想走。”

外婆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

她知道周渡说的“在这儿”是什么意思。不是指这个城市,是指那些痕迹——爸爸在工地上留下的脚印,妈妈那棵桂花树的方向,那张贴了两年多的“我的家”的画,那个掉漆的绿色铁门,那条窄得只能走两个人的巷子。

这些痕迹都在这里,在周渡心里的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。

如果回了老家,这些痕迹就断了,就找不到了。

“好,”外婆说,“不回去。外婆也不回去了。外婆陪着你。”

她留下来了。

她咬着牙,把自己的病痛咽进肚子里,像周渡咽下那些心事一样,用全部的力气撑着自己,撑过一天又一天。

她学会了不在周渡面前咳嗽。

每天早上周渡出门以后,她才放开声音咳,咳得天翻地覆,咳得眼泪鼻涕一把流。她把用过的纸巾藏在垃圾袋最下面,怕周渡回来看见。她把药瓶藏在柜子最深处,把标签撕掉,怕周渡看见上面的字。

她不想让一个十岁的孩子,整天惦记着一个老人什么时候会死。

周渡十一岁那年,外婆有一次在厨房晕倒了。

她正在炒菜,突然眼前一黑,整个人就往下栽。锅铲掉在地上,锅里的菜糊了,烟雾报警器没响——这个房子太老了,根本没装那东西。

周渡正在屋里写作业,听见厨房里传来一声闷响,跑过去一看,外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他叫了一声“外婆”,没反应。又叫了一声,声音大了些,还是没反应。

他没有慌。

他蹲下来,把手放在外婆的鼻子前面,感觉到还有呼吸,然后跑回屋里,拿起电话,拨了120。他的声音很稳,把地址说得很清楚,连巷口的标志物都交代了——巷口有一个修鞋摊,摊主姓王,拐进来第三家,铁门上贴着一对褪色的福字。

挂了电话,他又跑回厨房,把灶火关了,把糊了的锅端到一边,然后回到外婆身边,握住她的手,安静地等着。

救护车来的那几分钟里,他一直在跟外婆说话。

“外婆,没事的,救护车马上来了。”

“外婆,你上次不是说想看我画的画吗?我画了一张新的,等你好了给你看。”

“外婆,你别睡了,地上凉。”

外婆其实没有完全失去意识。她能听见周渡的声音,能感觉到那只小小的手握着她的手,手心全是汗,但握得很紧很紧,像是在握着一根随时会断的绳子。

她想睁开眼睛,想说话,但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,动不了。

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着:渡儿,外婆没事,外婆不走,外婆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

那一次,外婆在医院住了三天。

诊断结果是肺炎加上营养不良,医生说老人家身体底子太差了,需要好好休养,不能再操劳了,再这样下去,下一次就不一定醒得过来了。

周渡坐在病床旁边,认真听着医生说的每一个字。

外婆出院以后,周渡做了一个决定。

他不让外婆做饭了。

“我会做。”他说。

外婆说:“你才十一岁,站灶台都够不着。”

周渡搬了个板凳踩上去,证明自己够得着。

他开始学做饭。第一顿饭是煮面条,水放少了,面煮成了糊,黏成一团,筷子都挑不起来。外婆要帮忙,他不让,硬是把那碗糊状的面条吃了下去,吃得满脸都是,还对外婆说:“好吃。”

外婆看着他,又心疼又想笑。

后来他慢慢学会了。煮粥、炒青菜、煎鸡蛋、炖汤,一样一样地学,一样一样地练。他的手被油溅过,被刀切过,被锅沿烫过,手上多了好几道疤,但他没喊过疼。

他把饭菜端到外婆床前,外婆吃一口,他就问一句“好吃吗”。外婆说好吃,他就笑一下。那笑容很淡,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,但外婆每次都看见了。

她心里想,这孩子笑起来真好看,像他妈妈。

周渡十二岁那年,上了初中。

初中离家远,要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。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,先把早饭做好,端到外婆床前,把中午的药和饭都准备好,放在保温桶里,然后才出门上学。

中午他不能回来,因为路太远了,来回一个半小时,来不及。但他会打电话,用学校的公共电话,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打,问外婆吃饭了没有,药吃了没有,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

外婆每次都笑着说:“吃了吃了,都好着呢,你别惦记。”

挂了电话,她就把保温桶里的饭拿出来,吃几口就放下了。不是不饿,是吃不下。她的胃已经不行了,吃什么都没味道,吃了就想吐。但她不敢告诉周渡,怕他分心。

周渡的成绩一直很好。

不是那种天资聪颖的好,是拼命的好。他每天放学回家,照顾外婆吃完晚饭、洗漱、睡下以后,才开始写作业。往往写到十一二点,第二天五点半又要起床。

他的书包里永远装着一包压缩饼干,是他在学校旁边的小超市买的,三块钱一包,能撑一天。他不吃学校的午餐,因为要花钱。他把午饭钱省下来,给外婆买药、买补品、买那些她舍不得买但医生说需要吃的东西。

班主任李老师发现了这件事。

有一天中午,李老师在教室里看见周渡一个人坐着,面前摊着课本,嘴里嚼着什么。走近一看,是一块压缩饼干,干得掉渣,噎得他直喝水。

李老师问他:“你怎么不吃饭?”

周渡说:“吃过了。”

李老师看了看他桌上那包压缩饼干的包装袋,什么都没说,转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她端着一盒饭回来,放在周渡桌上。

“学校发的,多了,你帮我吃了。”

周渡看着那盒饭,没有推辞。他小声说了句“谢谢老师”,然后把饭吃了,吃得很干净,一粒米都没剩。

从那以后,李老师每天都会“多”一盒饭。

周渡知道那不是多的。但他没有说破。他只是每次吃完以后,把饭盒洗干净,放回李老师办公室门口,然后在下一次考试里,考出一个比上一次更好的分数。

这是他唯一能回报的方式。

周渡十三岁那年,外婆已经很少下床了。

她的身体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,火苗越来越小,越来越暗,风一吹就摇摇欲坠。她已经不能自己走路了,上厕所要周渡扶着,吃饭要周渡喂,洗澡也要周渡帮忙。

周渡做得很好。

他把外婆照顾得干干净净的,床单每周换一次,衣服每天换一次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。邻居们看见了,都说这孩子懂事得不像话,十三岁的男孩子,哪个不是在外面疯跑疯玩的,他倒好,放学就往家跑,一分钟都不耽搁。

有人问周渡:“你累不累?”

周渡说:“不累。”

不是不累,是不能说累。外婆已经那么难了,他不能再让她觉得自己是拖累。

但外婆什么都知道。

有一天晚上,周渡给外婆擦完身,收拾好东西,准备去写作业。外婆突然拉住了他的手。

“渡儿,”她说,“你坐下,外婆跟你说说话。”

周渡坐下了,坐在床沿上,手被外婆握着。外婆的手很凉,皮包着骨头,青筋凸起,像干枯的树枝。

“外婆可能陪不了你太久了。”外婆说。

周渡的手僵了一下,然后说:“外婆,你别这么说。”

“你听外婆说完,”外婆的声音很轻,轻得像风吹过麦田,“外婆这辈子,没什么本事,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。你妈妈的命我没保住,你爸爸的命我也没保住,就剩下你了。你是外婆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人。”

周渡的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堵住了,发不出声音。

“但是渡儿,外婆不担心你,”外婆看着他,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,“你比外婆硬。你比你爸妈都硬。你能活得好好的,外婆知道。”

“外婆——”

“你听我说完,”外婆握紧了他的手,用了很大的力气,好像要把这辈子最后的力气都用在这一握上,“你记住几件事。第一,你不是灾星。谁跟你说你是灾星,你就骂回去。你妈妈走,不是你的错。你爸爸走,也不是你的错。那个没见着的哥哥,他能愿意把养分给你,是因为他希望你活着,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欠了他的。你不欠任何人的。”

周渡的眼眶红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说“不是你的错”。这五个字,他等了很多年。

“第二,”外婆继续说,“你以后不管多难,都不要走歪路。穷不怕,苦不怕,但心不能坏。你爸爸妈妈都是好人,你也得是好人。”

周渡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第三,”外婆的声音越来越轻了,周渡要凑得很近才能听清,“你以后……要找个人。别一个人扛着。太累了。”

周渡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不是嚎啕大哭,是无声地流泪,一颗一颗,砸在外婆的床单上,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。

外婆伸手摸了摸他的脸,用大拇指擦掉他脸上的泪。

“渡儿,你不是来还债的,你是来渡劫的,”她说,“渡完了,就好了。”

那天晚上,周渡在外婆的床边坐了一整夜。

他握着外婆的手,看着她的脸,看着她在睡梦中微微皱起的眉头,看着她干裂的嘴唇,看着她稀疏的白发。

他想起了很多事。

想起外婆第一次来的时候,蹲下来喊他“渡儿”,他一开口就叫了外婆。

想起外婆教他写字,外婆没什么文化,只认识一些简单的字,但她教得很认真,一笔一划地写他的名字,“周”字外面是一个框,里面是土和口,“渡”字左边是水,右边是广字头下面一个廿。

想起外婆给他做的棉袄,针脚密密实实的,穿在身上暖和得像揣了一个小太阳。

想起外婆在他发烧的时候,整夜整夜地不睡觉,用酒精给他擦手心脚心,一遍一遍地试他额头的温度,直到退烧了才合眼。

想起外婆在爸爸刚走的那段日子,一个人躲着哭,哭完擦干眼泪出来笑着跟他说话,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
他什么都知道。

他知道外婆在厨房里无声地哭,知道外婆把药藏在柜子深处,知道外婆咳血后把纸巾冲进马桶,知道外婆站不起来了还在说自己没事。

他都知道。

他只是不说。

因为说了,外婆就会更难过。

周渡十四岁那年的春天,外婆走了。

那天早上,周渡像往常一样五点半起床,给外婆热了牛奶,煮了粥。他端着粥走进外婆的房间,看见外婆还睡着,姿势和昨晚一模一样,手还放在被子外面,好像一直在等他来握。

他把粥放在床头柜上,轻声喊了一句:“外婆,吃饭了。”

没有回应。

他又喊了一声,声音大了些。

还是没有回应。

他伸出手,放在外婆的手上。

那双手很凉,凉得不像只是睡着了。

周渡站在那里,手里握着外婆的手,站了很久。

他没有哭。

他没有喊。

他只是握着那只手,握了很久很久,像是在握着一根最后的线。

然后他把外婆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,把被子往上拉了拉,掖好被角,把粥端走了。

他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,看着灶台上那口用了十几年的铁锅,看着案板上的菜刀,看着墙上的那排挂钩——上面挂着外婆的围裙,蓝白格子的,洗得发白,边角都磨毛了。

他把围裙取下来,叠好,放在外婆的枕头旁边。

然后他拿起电话,拨了二姨婆的号码。

他的声音很稳,稳得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。

“二姨婆,外婆走了。”

他没有哭。

从外婆闭上眼睛,到外婆下葬,到所有人都在哭,他都没有哭。

他把外婆葬在了城东的那片公墓里,和妈妈的那棵桂花树隔得不远。他想让她们母女近一些,可以互相做个伴,像生前一样,说说话,聊聊天。

下葬那天,下着小雨。

二姨婆拉着周渡的手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说这孩子命太苦了,这么小就没爹没妈没外婆了,以后怎么办啊。

周渡站在那里,没有哭。

他一直撑着。

撑到所有人都走了,撑到墓园安静下来,撑到雨停了,撑到天快黑了。

他蹲在外婆的墓前,伸出手,摸了一下墓碑上的字。墓碑很新,字是刻上去的,凹进去的地方还有白色的粉末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着,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
然后他终于哭了。

他趴在外婆的墓碑上,哭得浑身发抖,哭得像要把这辈子所有的眼泪都在这一刻流干。他哭得很大声,大到整个墓园都能听见,大到惊起了远处树上的几只乌鸦。

他哭了很久。

久到天彻底黑了,久到墓园的管理员来催他走,久到他的嗓子哑了,哭不出声音了。

他才站起来。

膝盖跪麻了,蹲太久了,他踉跄了一下,差点摔倒。他扶着墓碑稳住了身体,然后低下头,对外婆说了一句话。

“外婆,你骗人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,轻得只有他自己和外婆能听见。

“你说渡完劫就好了。可是外婆,我的劫什么时候才能渡完啊?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风吹过墓园,吹动了墓碑前那束已经枯萎的菊花,花瓣一片一片地飘落,落在湿漉漉的泥土上,落在他那双旧球鞋的鞋面上。

周渡擦干了眼泪,转身走了。

他没有回头。

十四岁的周渡,从那天起,成了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