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轮预算被砍，
又是几次深夜加班，
又是几次甲方电话打到凌晨。
他没有再去找顾总聊，也没跟任何同事透风。
只是某个星期一的早上，早会过后，他觉得有些麻木，打开电脑，打了一封很短的邮件：
“顾总您好：
因个人发展规划考虑，拟于5月10日起辞去在核心传播与软文化工程工作室的工作。
感谢这段时间的指导与照顾，我会在离职前配合完成工作交接。
此致
敬礼。”
收件人填好，抄送给行政邮箱，按发送。
邮件飞出去的一瞬间，他反而很平静。
当天中午，顾总把他叫进办公室，说了一些你大概也能猜到的话：
“现在外面工作不好找，你再考虑考虑。”
“你在这边做得挺好的，我本来还想给你更多机会。”
“年轻人急什么，再熬几年，平台一起来，你的价值就看出来了。”
他一句句听下来，只是点头，重复那句：
“我已经考虑好了。”
到最后，顾总叹了口气：“那……按流程走吧。交接这块你帮我盯紧一点。”
那一周，他确实把交接盯得很紧。
不是因为对核软有多留恋，而是想干干净净地离开，不给自己留下“是不是该多做一点”的借口。
最后一天，他交回门禁卡，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块长得过于正经的牌子：核心传播与软文化工程工作室。他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“再见”，然后转身走出大门。
没拿走任何东西，
但好歹把自己从那块牌子底下撤出来了。
后面的日子，并没有马上变成光辉大道。
刚离开核软那阵子，靠之前积攒下来的人脉，他一边继续跑酒吧场，一边接零碎文案，日子勉强够用：不富裕，但没有人再用“平台”“机会”这些字来给他算账，这一点已经很值。
那时候的灯湾，有一种挺典型的生态：
白天的“正经工作”，工资压得很低；
反而是各种副业、小活儿，东一块西一块拼起来，常常比底薪更像“主心骨”。
写一篇商场宣传软文，钱可能没多少；
给同一个商场顺手录一条广播、唱一句促销广告短曲子，反而更好结。
他就这么在各个小活儿之间来回穿。
有一天，李海给他转了一个招聘链接：“我们一个客户的小广告加音频工作室在招人，好像挺适合你。”
他点开看了看——十几个人的小团队，主要接本地项目，白天写 copy、做海报，晚上有时候进棚录音。
面试那天，对方老板翻着简历，停在“核心传播与软文化工程工作室”那一行，愣了一下：“这什么单位？”
他想了想，笑了，“主要做传播、策划那一挂，再之前我在酒吧驻唱过，业余也会自己写歌。”
“嗯。”老板关上简历，“背景挺杂的，我们这地方也刚好缺这种什么都能搭两句的人。”
就这么着，他进了现在这家公司。
办公室挤在一栋老写字楼的中层，窗户推开能看到一小块河和远处的桥。白天几台电脑一起嗡嗡响，晚上录音房门一关，外面只剩隔音棉上的灯。
钱依然不算多，但账目干净，谁做了多少东西，月底一目了然。
更重要的是，大家嘴上念叨的“副业”不是用来压人的，而是用来自嘲的：
“这条片子剪完，周末去跑个婚礼 DJ，补补房租。”
“你那首给烤肉店写的歌好洗脑，客户说要再加两句辣椒。”
就在这种忙里带点笑的气氛里，有一天，老板把一叠打印好的 brief丢到公共桌上：
“市里搞元宵灯会，‘灯湾不夜’，这个案子我们也分了一小块。还有个部分需要新歌，谁愿意试着写一下，也可以自己试试。”
纸上几个关键词醒目地躺着：
“灯湾”、“不夜”、“团圆”、“相逢”。
看得人下意识打了个哈欠。
“要不你来。”旁边同事推了他一下，“你不是刚写了那首很烦的‘还要我如何’吗？这次写个不烦的。”
“灯会要的是团圆，不是叹气。”他笑，“我尽量写得喜庆一点。”
他把那叠纸拿上回到工位，耳机里正在随便播歌，播着播着突然换成自己的 demo，那句“究竟究竟还要如何才好”轻飘飘地钻进来，跟纸上那些“团圆”“相逢”撞在一起，有点怪。
他拿起笔，在纸背面写了三个词：灯湾、歌声——恋情？
“恋情”两个字一写完，他自己先笑了一下，有点土，但顺口。
接下来几天，他在工作和小活之间一点一点把旋律拼出来。
主歌刻意写得简单，副歌往八十年代那种探戈节奏靠，方便广场上跟唱；
歌词收了力，不再大段问“还要我如何”，而是往“相逢”“歌声”“不用千言万语”这种安全的方向拐。
虽然只想录个demo，但这次还是去了录音棚。熟人价，也不贵。棚里只有他和音频师。
“demo也得好好唱。”林宇秋和录音师都这么说，情绪也努力调节得欢快一些。
一遍、两遍，副歌那句“真心真意又何须千言万语，此刻我要用这份歌声，庆祝我们的心万里相逢”终于收在一个既不太肉，又刚好能被记住的地方。
剪出来十五秒地铁铃声版、三十秒广告片尾版，还有完整版，再将文件统一打上项目编号，交给客户对接。从这之后，《歌声恋情》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——
变成灯湾码头站顶上的老喇叭里挤出来的声音，
变成龙跃洲站屏幕前循环的 BGM，
变成出租车广播里某个司机顺手调高了一点点音量的那截副歌。
后来，每当他偶尔在城里的某个角落突然听见这首歌，心里都会短暂地意识到：当年那句“究竟究竟还要如何才好”，绕了一圈，真的被这座城接住了一小点。
哪怕甲方只是觉得它“够洗脑”。
顾总最后一次出现在他手机里，是在一个中午。
他正对着电脑赶一个卖家电的短视频脚本，脑子里全是“性价比”“限时优惠”，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。
屏幕上弹出那个熟悉的备注名。
顾总：“上次那个项目的源文件你再找一找发我一下？你之后在新公司会更忙，早点把这笔账算清楚，对你也好。”
就这一条，没有“最近好吗”，没有“忙不忙”，语气平平淡淡，好像他们昨天才刚在走廊碰过面。
他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几秒。
没有惊讶，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怒气。反而是有一种非常干脆的确认感——在对方的世界里，从头到尾，他只是“账本”上的一行：可以被写成“欠我的”。
他点进对话框，没回任何字。
手指滑到右上角，只简单地点了两下，删除联系人，确定。
几秒钟的事情。
屏幕恢复到刚才那条工作群消息：
“灯会项目文案第二稿下午五点前交。”
他把手机扣回桌上，继续对着文档改词。
等到再一次看时间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。看着窗外的夜色，他不禁有点恍惚。很多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了，还是会在心底激起涟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