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盐与蝎子
扎黑丹的风是有形状的。它不是德黑兰那种裹挟着雪松香气的微风，也不是里海边带着咸味的湿润气流。这里的风是粗糙的、棱角分明的，像是用砂纸打磨过每一寸裸露的皮肤。风里填满了细小的沙砾，以及一种若有若无的、类似于烧焦电线皮的焦糊味。
法拉姆在废弃的土坯房里躲了三天。这栋房子位于扎黑丹镇的最边缘，再往外就是无边无际的俾路支沙漠。房子没有门，窗户框上空荡荡的，像是一个个黑洞洞的眼眶，注视着这片被遗忘的土地。凯蒂斯发高烧了。
那个在卡车废墟里还算安静的婴儿，此刻正浑身滚烫，在法拉姆怀里剧烈地颤抖。他那双漂亮的、带有明显东亚特征的单眼皮紧紧闭着，睫毛湿漉漉地黏在一起，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呓语，那不是波斯语，也不是任何一种法拉姆能听懂的语言，更像是一种源于血脉深处的痛苦哀鸣。
法拉姆摸了摸他脖子后面，那里有一层细密的、令人心悸的热度。没有药，没有水，甚至连一块干净的布都没有。她把仅有的一点点备用水省下来，用破布蘸湿，敷在孩子的额头上。水很快就干了，蒸发带走热量，但孩子的体温似乎还在攀升。
“别死，”法拉姆低声说，声音干涩得像是在摩擦砂纸，“我也想死，但你不能死。”
她把他放在那块相对干净的、铺在地上的旧帆布上，自己走出屋子。外面的阳光刺眼得让人流泪。扎黑丹的正午仿佛要把整个世界烤化，远处的地平线在热浪中扭曲、晃动。她必须找点吃的，找点药，或者至少找点干净的水。
她裹紧了那件已经看不出原色的罩袍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向着镇子的方向走去。越往里走，街道越是拥挤和嘈杂。这里不像德黑兰那样有秩序，也没有那种虚伪的现代文明。泥砖砌成的房屋挤挤挨挨，狭窄的巷道里流淌着生活污水和不明废弃物。驴子和山羊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，苍蝇成群结队地飞舞。
法拉姆走进一个小小的集市。摊位上摆着干瘪的蔬果、散发着腥味的羊肉，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香料。她身上的钱只够买半个馕，但她需要奶瓶，需要退烧药。
“那个……那个给小孩的糖浆，”她怯生生地拦住一个卖杂货的老头，指着货架上一瓶贴着阿拉伯文标签的棕色药水，“多少钱？”
老头抬起浑浊的眼睛，上下打量她。他的目光像一把剃刀，刮过法拉姆全身。即使隔着厚厚的布料，她也感觉到那种被剥光的羞耻感。
“你是外地人。”老头不是问句，是陈述句。
法拉姆低下头，把兜里仅剩的几张里亚尔攥得更紧了。
“那是给牲口治病的，女人。”老头冷笑一声，转过身去，不再理她。
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。在这个保守的地区，一个没有男性陪同的女人独自出现在集市，本身就是一种罪过。法拉姆感到后背发凉，她抓起半个馕，扔下钱，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男人们暧昧不清的哄笑声和议论声，她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那种语调让她胃部痉挛。
回到土坯房时，天色已经擦黑。凯蒂斯不再呻吟了，他静静地躺着，呼吸急促得像破旧的风箱。法拉姆掰开馕，嚼碎了，试图喂给他。但孩子紧闭着牙关，碎馕渣掉在他的脸颊上。
绝望像一只冰冷的手，扼住了她的喉咙。她想起了阿卜杜勒，想起了那个充满暴力和压抑的家。她宁愿回去挨打，也不愿看着这个小生命在她眼前一点点熄灭。至少在那个家里，还有屋顶遮风挡雨。
不。她甩了甩头。哪怕死在外面，也好过在那个地狱里腐烂。
法拉姆突然想起白天路过的一户人家。那是一栋稍微像样的房子，院子里有一口压水井。当时有个当地的俾路支妇女正在井边洗衣裳，身边跟着几个皮肤黝黑的孩子。
或许，或许她可以去讨一点水？
夜晚的沙漠气温骤降。法拉姆用破布把孩子裹好，抱在怀里，走向那栋房子。院门没关，虚掩着。她犹豫了很久，终于鼓起勇气轻轻推开。
院子里晒着衣服，那个妇女还在忙碌。她看到法拉姆，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警惕的神色。
“我是……我是路过的人，”法拉姆用尽可能谦卑的语气说，“我的孩子病了，能不能……能不能给我一点干净的水？”
那个妇女名叫古尔娜，四十岁上下，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。她没有立刻拒绝，而是走近了几步，目光落在法拉姆怀里的婴儿身上。当她看清孩子的脸时，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“这是哪里的孩子？”古尔娜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口音。
“我在路上捡到的，”法拉姆实话实说，“他的父母……不在了。”
古尔娜伸出粗糙的手，轻轻碰了碰凯蒂斯的脸颊。孩子的热度让她皱起了眉头。“这是个中国人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你知道现在外面在杀谁吗？”古尔娜压低声音，眼神闪烁，“革命卫队在抓间谍。凡是以前给国王干活的外国人，还有那些不信真主的人，都在抓。你带着这个异教徒的孩子，是想被一起吊死在广场上吗？”
法拉姆的腿软了一下。她当然知道。德黑兰每天都在处决人。但她没想到，这种仇恨会蔓延到无辜的婴儿身上。
“他只是个孩子……”法拉姆哀求道。
古尔娜盯着她看了许久，叹了口气。她转身进屋，拿出一个旧的玻璃瓶，接了一瓶清水递给法拉姆。然后，她又从一个陶罐里挖了一勺黑乎乎的糖浆，递过来。
“这是给羊退烧用的甘草膏，”古尔娜说，“我不知道对人有没有用。快走吧，别让我丈夫看见你。这里不留外人。”
法拉姆接过水和药膏，手指颤抖着。她想道谢，但喉咙哽咽，发不出声音。她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转身冲进了黑暗里。
那一夜，法拉姆用那瓶珍贵的水化开甘草膏，一滴一滴地喂进凯蒂斯嘴里。她整夜未眠，守着他，就像守着一盏随时会熄灭的油灯。
也许是那原始的土方起了作用，也许是沙漠的寒气逼退了高烧。第二天清晨，当第一缕光线照进破屋时，凯蒂斯睁开了眼睛。他不再那么滚烫，虽然虚弱，但眼神恢复了清明。
法拉姆瘫坐在地上，哭了。这是她自从父亲被处决后，第一次流泪。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一种荒谬的、劫后余生的庆幸。
然而，生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钱花光了，食物也没了。法拉姆必须想办法弄到钱。
她不敢再去镇中心，那里太危险。她开始在附近的垃圾堆里翻找还能换钱的东西。废铜烂铁，塑料瓶子，旧报纸。她像个幽灵一样在扎黑丹的角落里游荡。
有一天，她在一家修车厂的后面翻到了一个几乎全新的轮胎内胎。那是值钱货。她刚想把内胎拖走，几个半大的男孩冲了上来，对她拳打脚踢。
“小偷！是这个女人偷的！”
“打死她！打死这个外乡女人！”
法拉姆护着头，蜷缩在地上。那些坚硬的皮鞋踢在她的肋骨上，疼得她眼前发黑。但她死死抓着那个内胎不放。那是凯蒂斯明天的口粮。
混乱中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走了过来，呵斥住了孩子们。他就是这家修车厂的老板，叫贾瓦德。
贾瓦德看着趴在地上的法拉姆，又看了看她身后不远处土坯房里探出头的凯蒂斯。
“那是你的孩子？”贾瓦德问。
“是。”法拉姆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，艰难地站起来。
“中国人？”贾瓦德眯起眼睛。
法拉姆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她准备迎接审判，或者是驱逐。
但贾瓦德只是摆了摆手：“这内胎值不了几个钱。你把这堆废铁搬到车上去，我给你两百里亚尔。”
法拉姆不敢相信。她像疯了一样干了起来。废铁很重，划破了她的手，磨破了她的肩膀。汗水混合着血水顺着胳膊流下。但她咬着牙，一趟又一趟。两百里亚尔，足够买一袋面粉，吃上半个月。
从那天起，法拉姆成了贾瓦德修车厂的临时工。没有工资，只有计件的一点零钱。她干着男人干的活，搬运零件，清洗油污，甚至帮着修补轮胎。她变得沉默寡言，动作却异常麻利。镇上的人都叫她“中国娃的娘”，语气里带着嘲讽，但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——这个瘦弱的女人，干起活来像头骆驼。
日子就在这种高强度的劳作中一天天过去。凯蒂斯渐渐长大了。他长得很快，不像当地孩子那样黝黑粗壮，而是纤细、白皙，五官轮廓分明，像极了那些古老瓷器上的娃娃。
法拉姆开始教他说话。她教他的第一种语言，不是波斯语，而是中文。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在修车厂刺耳的噪音间隙，法拉姆会把凯蒂斯抱在膝上，指着天上的月亮，用一种生涩的、几十年未曾用过的腔调说：“月……亮。”
那是她父亲曾经教过她的几个中文词之一。侯赛因·巴赫蒂亚里年轻时曾接待过中国代表团，他觉得那是一种神秘而优雅的语言。
“月……亮。”凯蒂斯跟着学，发音奇怪，带着奶声奶气的卷舌。
“对，月亮。”法拉姆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眼泪无声地滴在他的领口，“记住这个词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只要抬头看见月亮，就知道你在被看着。”
除了中文，法拉姆还教他识字。她用炭块在废弃的水泥块上写字。她写的第一个波斯字母是“?”（F），代表法拉姆（Faram）。第二个字母是“?”（K），代表凯蒂斯（Katis）。
“我们不一样，凯蒂斯。”有一次，法拉姆一边给他洗脸，一边严肃地说，“这个世界不喜欢不一样的人。他们会因为你长得像东方人而恨你，也会因为你母亲曾是贵族而鄙视你。所以，你要学会藏起来。把你的锋芒藏起来，把你的聪明藏起来，像灰尘一样，落在角落里，谁也看不见你，你才能活下去。”
凯蒂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他那时候大概三岁，已经学会了在这个世界里察言观色。他知道不能在修车厂大声喧哗，知道看到贾瓦德老板手里拿着酒瓶时要躲得远远的，知道别的俾路支孩子朝他扔石子时，不能还手，只能跑。
有一次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追着他打，骂他是“中国猪”。凯蒂斯跑得很快，钻进了废弃的卡车底盘下面。那些孩子找不到他，气急败坏地把他的破毯子抢走烧了。
那天晚上，法拉姆回来得很晚。她带回了一小块珍贵的糖，想哄哄受惊的儿子。但当她看到凯蒂斯蜷缩在墙角，身上盖着一堆破布，眼神空洞得像个老人时，她手中的糖掉在了地上。
她冲过去抱住他。凯蒂斯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他只是把小脸埋在母亲的颈窝里，身体在微微发抖。
“娘……”他第一次清晰地叫出了那个字。
法拉姆僵住了。她在这个荒凉的边境小镇生活了三年，从未想过自己还能被称为“娘”。这个字，这个由她教给他的中文词汇，此刻像一把锤子，重重地敲击在她那颗早已硬化的心上。
她紧紧抱着他，在黑暗中哼起了一首歌。那是德黑兰还没陷落时，母亲唱给她听的摇篮曲。歌词是关于石榴树，关于夜莺，关于逝去的春天。
但歌声在沙漠的冷风中，显得那么单薄，那么无助。
几个月后，贾瓦德修车厂来了一个新伙计。他叫纳西尔，是从北部逃难过来的。纳西尔身材瘦削，眼神阴鸷，总是带着一种受过高等教育却无处施展的愤懑。他一眼就看出了法拉姆的不凡。
“你不像这里的女人，”纳西尔一边擦拭零件，一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，“你的手太嫩了，虽然粗糙了，但骨节细长。你是读书人。”
法拉姆没有理他，低头继续干活。
“那个孩子也是，”纳西尔笑了笑，笑意不达眼底，“长得真像那些该死的援建者。你知道吗？我哥哥就是被那些外国工程师抢了饭碗。现在好了，他们都死了，连带着那个该死的国王一起。”
法拉姆停下手中的活，抬起头，第一次正视纳西尔。她的眼神冷得像冰。
“你最好闭上嘴，”法拉姆的声音很低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寒意，“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厂子里待不下去的话。”
纳西尔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。“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一个修车的女人，威胁我？”但他确实没再说什么。
然而，危险已经在暗处滋生。纳西尔开始暗中观察法拉姆和凯蒂斯。他发现法拉姆在偷偷教那孩子写字，发现她会在夜里对着月亮祈祷，姿势不像□□，倒像基督徒或者拜火教徒。
一天晚上，纳西尔趁着法拉姆出去倒垃圾，偷偷溜进他们暂住的棚屋。凯蒂斯正坐在地上玩石子。纳西尔凑过去，用蹩脚的中文对他说：“小朋友，你好啊。”
凯蒂斯惊恐地抬起头，往后缩了缩。
“别怕，”纳西尔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，“你妈妈是不是以前的大人物啊？她是不是藏着很多钱？”
凯蒂斯摇摇头，抓起身边的炭块，在纳西尔面前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——那是法拉姆教他的第一个汉字，虽然画得很难看，但纳西尔认出来了，那是“逃”。
纳西尔的脸色变了。他意识到，这个女人和孩子不仅仅是落魄的外乡人，他们背负着秘密。一个足以让他勒索，甚至换取荣华富贵的秘密。
就在这时，法拉姆回来了。她站在门口，正好看到纳西尔那张贪婪的脸和凯蒂斯惊恐的表情。
那一刻，法拉姆知道，扎黑丹不能再待了。
当晚，她收拾了仅有的几件破烂。她把凯蒂斯叫醒，给他穿上最厚的衣服。
“我们要去哪里，娘？”凯蒂斯揉着惺忪的睡眼问。
“去一个更远的地方，”法拉姆背起他，推开那扇破门，“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”
夜色如墨，沙漠的冷风呼啸而过。法拉姆背着凯蒂斯，走在通往巴基斯坦边境的公路上。这条路漫长而凶险，前方是未知的深渊。但她没有回头。
在她身后，贾瓦德修车厂的阴影里，纳西尔正叼着烟，冷冷地看着母子俩远去的背影。他掐灭了烟头，转身走向镇中心的革命卫队哨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