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像浸了水的棉纸，沉甸甸地、无声无息地一页页翻过。
西关大屋里只剩下叶兰君和女佣两人。老李每日清晨依旧会来，打扫庭院，检查门窗，偶尔买些必需的米菜，然后便沉默地离开。厅堂里再没有报纸翻阅的沙沙声，书房也再没有亮至深夜的灯光。偌大的宅子，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每隔五日，叶兰君会去一次城西那家精神病院。
探视时间被严格限定在周日下午的两点到三点，只有一小时。每次去，都要经过门卫审视的目光，在会客室等待王医生或护士的引领，然后走过那条总弥漫着消毒水与甜腻熏香气味的、安静得过分的走廊。
何宁玉的状况时好时坏。
好的时候，她能认得叶兰君，说的话很少，只问考试如何，录取了没。坏的时候，她谁都认不得，躺在床上直挺挺地看着天花板，睡着睡着突然会整个从床上跳下来，大喊着“有贼！捉贼啦捉贼啦！”。那声音尖厉得不像人类能发出的，像什么东西被撕裂了一样。有一次，反应非常剧烈，她从床上一跃而下往病房门外飞奔。叶兰君愣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母亲冲向门口，然后被闻声赶来的医护团团围住。母亲惊恐地瞪大眼睛四处张望，彷如活见鬼。医生考虑到她存在攻击性且无法沟通，只能使用保护性约束带，将她的四肢分别约束在保护床上，然后使用镇定剂。
叶兰君只能隔着一段距离看着。看着母亲在药物的作用下逐渐安静，眼神涣散，最终昏沉睡去。看着她身上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，衬得她日渐消瘦的肩膀轮廓嶙峋，肩胛骨在薄薄的布料下支棱着。看着她散乱花白的鬓角，几缕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濡湿了，黏在苍白的皮肤上，那是从前一丝不苟的发髻下绝不可能出现的景象。
每次离开，王医生都会递给她一份新的费用清单。药费、治疗费、床位费、特护费……名目繁多，数字累积起来，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。母亲那本所剩无几的存折，早已在第一周就见了底。她不得不开始动用父亲那笔微薄的抚恤金——那是母亲曾说过要留给她将来读书、成家用的，动一分都像是从母亲最后的期望上剜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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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眼已是夏末。空气中的灼热开始消退，早晚有了些许凉意。天井里那株玉兰早已开败，只剩下墨绿的叶片，边缘开始泛起一点焦黄。
这天下午，邮差在趟栊外喊了一声，塞进来两封信。
叶兰君正在天井里晾衣服，听见喊声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，穿过厅堂去开门。趟栊是酸枝木的，很沉，推开时会发出吱呀的声响。她推开门，地上躺着两封信，阳光直直地照在上面，白得刺眼。
一封是寻常的白色信封，左下角印着“岭南大学”的红色楷体字。那红色很正，在阳光下鲜艳欲滴。
另一封则是牛皮纸的商用信封，落款处印着那家私立精神病院的名字，字体工整而冰冷。
叶兰君站在厅堂中央，一手拿着一封。阳光从满洲窗斜射进来，在她脚边投下斑斓的光影。
她先拆开了那封白色的。
里面是一张印制考究的硬纸，边缘烫着金色的校徽。上面用清晰的宋体字写着她的名字，告知她已被岭南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系录取，并列明了注册日期、所需携带材料及第一学年学杂费用。纸张挺括，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，拿在手里，有一种沉甸甸的、属于希望和未来的质感。
她看了很久，指尖抚过“录取”那两个庄重的字。这是父亲生前对她的期望，是母亲在神智尚清时反复叮嘱的唯一该走的路。
如今，路标清晰地竖在了眼前。
然后，她拆开了那封牛皮纸信封。
里面是几张打印清晰的账单和一封简短的信函。账单详细列出了过去半个月母亲在精神病院产生的各项费用，末尾的总金额，比她上次预缴的款项又高出不少。信函语气客气而疏离，提醒她账户余额已不足，请于三日内续缴下一阶段费用，以确保治疗的连续性。末尾还附了一句：“鉴于何女士病情复杂，后续可能需引入海外新型药物，费用或有上调，敬请知悉。”
费用或有上调。
这四个字像四根针，扎在她心上。她不知道“上调”会是多少，不知道“海外新型药物”要多少钱，她只知道，她已经快撑不住了。
两张纸，一薄一厚，一轻一重，静静地躺在她手中。
薄的那张，通往一个清晰可见、却被现实阻隔的未来。厚的那叠，维系着母亲此刻冰冷而脆弱的生存。
阳光在纸面上跳跃，将那些黑色的数字和文字照得清晰无比。学费的数目对于一个家境尚可的学生家庭而言，并非无法承担。可当它叠加在精神病院那张不断加码的账单上时，就变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天文数字。
叶兰君抬起头，目光空洞地扫过空荡的厅堂。酸枝木家具沉默地立在原地，青砖地面光洁如镜，五彩玻璃投下的光影缓慢移动。一切都和从前一样，又一切都已不同。那些光影曾经是彩色的，好看的，现在看起来却像一地的碎玻璃，尖锐而冰冷。
父亲不在了。母亲被困在遥远的白色病房里。她孤身一人，站在这个曾经充满温度、如今只剩回音的宅子里，手里握着两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纸。
站了不知多久，直到腿脚传来麻木的刺痛，她才缓缓走到书桌前坐下。
将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仔细对折，放进抽屉最里层。然后，她摊开那叠账单，拿起钢笔，在空白的信纸上开始书写。
不是写日记，也不是抒发悲苦。
她写的是清单。
第一行：父亲抚恤金剩余数额。已经用掉大半了，剩下的，还能撑多久？
第二行：家中可变现物品估算（母亲的几件首饰、一些相对值钱的摆件、父亲留下的部分藏书和绘图仪器）。
第三行：母亲在《南华日报》社可能结清的薪金与补偿（需要去问）。
第四行：可求助之人名单。
笔尖在第四行停住了。
她脑中快速闪过一张张面孔：叶仕桥、周蕴秀、何宁辉、柳见微、报社的王芸生总编、父亲工程局的几位旧同事、母亲早年的一些朋友……
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。
伯父伯娘那边，在母亲出事后，除了最初派人送来一点象征性的慰问，再无声息。舅舅何宁辉……她想起母亲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日的家属，想起那封将她诱去的“母病急”便笺，心头一阵冰冷的刺痛。
报社王总编或许会同情，但报社不是慈善堂，母亲又是主动辞职。他或许会帮一点，但能帮多少呢？
父亲的那些旧同事，大多早已疏远，即便有个别念旧情的，又能帮衬多少？杯水车薪。
母亲的朋友……大多嫁作人妇，各有家庭牵绊，况且母亲性格刚硬，真正交心的并不多。有几个小时候见过的阿姨，这些年也断了联系。
笔尖悬在纸上，迟迟落不下去。墨水滴落，在纸上洇开一小团黑色的晕痕，像一滴无奈凝固的泪。
最终，她还是写下了几个名字。不是基于情分，而是基于或许还有一线可能的微弱估算。笔迹很轻，仿佛怕惊动了什么，又仿佛自己都不抱希望。
写完，她看着那张清单。左边的收入项，数字小得可怜，且是不断消耗的存量。右边的支出项——精神病院的账单像一头贪婪的巨兽，学费是另一座必须翻越的山。中间的差额，是一个触目惊心的、几乎无法填补的黑洞。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暮色像稀释的墨汁，从四面八方的天际线漫上来，吞没了最后一点天光。屋里没有点灯，她独自坐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，只有手中那支钢笔冰凉的金属笔夹，硌着指尖，带来一丝真实的触感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终于动了。
将账单和清单一起锁进抽屉。然后，她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着天井里那株在暮色中只剩剪影的玉兰。
夜色彻底笼罩了西关大屋。远处传来隐约的市声，模糊而遥远，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微弱回响。
叶兰君静静地站着。
她知道，从明天起，她必须走出这栋宅子，走向那些或同情、或冷漠、或别有心思的面孔，去开口，去请求，去尝试抓住任何一丝可能支撑下去的微光。
为了墙上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，更为了城西那间白色病房里，那个需要昂贵药物才能维持片刻安静的母亲。
路很难，但，没有退路。
她深吸一口夜晚微凉的空气，转身，走向自己的房间。脚步踩在青砖上，发出清晰而孤单的声响，在空旷的宅子里，一声，一声，敲打着这个漫长而艰难的开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