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：童年
4. 初生
一九八一年，大凉山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，也更狠。
十月刚过，风就不再是呼啸，而是成了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，贴着山脊梁子割过来。从海拔四千米的龙头山往下，冷意一层叠一层地压下来，像是谁把整座雪山的寒气都倒进了山谷。先是山顶覆上一层厚白，再是半山腰的冷杉裹上银装，最后连山脚的村寨都被一层薄薄的白霜糊住，连屋檐下的枯草都冻成了脆生生的冰条。地里的荞麦早就收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光秃秃的黑褐色茬子，像一排排被剃了光头的脑袋，杵在风里，一声不吭，任由山风把它们的枝干吹得东倒西歪。
整个大凉山，都陷在一片死寂的冷与荒芜里。
就在这片死寂里，县城菜市场的窝棚深处，突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那声音细得像根针，又像被什么死死掐住了喉咙，断断续续、微弱得几乎听不见，在空旷的菜市场里飘着，像是随时会被山风吹散。窝棚外头，是卖猪肉的案板，案板上还摊着半扇去了毛的猪肉，暗红的血水顺着木板的纹路往下渗，滴在泥泞的地上，砸出一个个黑褐色的小坑，很快就被冻成了冰碴。再往四周看，是卖土豆的、卖白菜的、卖豆腐的摊贩，一个个缩在厚重的军大衣里，双手拢在袖子里，脑袋缩着肩膀耸着，眼神麻木地往窝棚的方向瞟，那目光里没有多少心疼，更多的是见惯了底层苦难的漠然，像看一场无关紧要的戏。
窝棚里，接生的是隔壁卖豆腐的杨婆。
杨婆五十多岁了，满脸皱纹像老树皮，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刮出一层泥，据说年轻时给半个县城的大小孩子接过生。她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热水，脚步蹒跚地钻进窝棚，嘴里不停嘟囔着彝语夹杂的汉话，怨声载道：“这大冷天的，生什么孩子？造孽哟……”
窝棚里没有一盏正经的灯。
唯一的光，是从破旧塑料布的缝隙里漏进来的，灰蒙蒙的，像蒙了一层雾，勉强照亮了角落里的一张木板床。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瘦得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得渗着血丝，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，混着灰尘，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脏污的光。她叫杨秀英，彝族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汉话说得磕磕绊绊，带着浓重的山腔。她从八十里外的深山寨子嫁过来，嫁给了村小的民办教师姚德柱——一个瘦得像根竹竿，却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的男人。
此刻，姚德柱不在。
他跑出去了，跑出去找接生婆，又跑出去找烧酒。大凉山的风俗里，女人生孩子要喝滚烫的苞谷酒驱寒，也能壮胆。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他跑了一趟又一趟，回来的时候，怀里紧紧揣着一瓶苞谷酒，酒瓶贴着胸口，用体温焐了一路，酒壶都被捂得温热。
等他跌跌撞撞钻回窝棚时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。
杨婆正倒提着婴儿的双脚，在孩子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。这一下，像是敲开了孩子紧闭的喉咙，哭声猛地炸开——比刚才响亮了数倍，尖锐又有力，像一把小锤子，狠狠敲碎了窝棚里的死寂。那声音尖尖的，穿过塑料布的破洞，穿过猪肉案板的腥气，穿过菜市场里麻木的人声，一直飘向远处灰蒙蒙的大凉山脚下，在冷风中荡出一圈圈无声的涟漪。
姚德柱浑身一震。
然后，他笑了。
那是他这几个月来第一次笑。笑容很淡，像山缝里勉强挤出来的一缕光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带着说不清的苦涩与释然。他把怀里揣着的苞谷酒轻轻放在旧木桌上，酒瓶撞在木板上，发出闷响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是凑到木板床边，死死盯着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。
孩子的脸皱成了一团，像一颗被山风风干了的野核桃，眼睛紧紧闭着，眼皮肿得像核桃皮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一条被扔上岸的小鱼，费力地呼吸着。小小的身子上，只裹着一块杨秀英从自己打满补丁的夹袄上撕下来的粗布，布上还沾着暗红的血渍，被冷风一吹，瞬间就冻得发硬。
“是个儿子。”杨婆一边收拾着手里的东西，一边平淡地说，语气像在说今天的豆腐卖了几毛钱，没什么波澜。
姚德柱伸出那双冻得开裂的手。
他的手背上满是冻疮，裂着一道道血口子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垢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，又怕碰碎了这团小小的生命，指尖微微发颤。这颤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抱——他教过书，写过字，算过田亩的账，却从未抱过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一个属于他的儿子。
奇怪的是，孩子到了他怀里，反而安静了。
哭声停了，嘴巴也不张了，小小的身子轻轻蜷了蜷，像是本能地感受到了什么，紧紧贴在他粗糙的掌心。
姚德柱低下头，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窝棚里的冷风从塑料布缝隙钻进来，吹得他打了个寒颤，他却浑然不觉，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——有初为人父的茫然，有对未来的惶恐，还有一丝藏得极深的、说不清的愧疚。
良久，他缓缓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说出了一句让杨婆后来念叨了十几年的话。
“叫远。姚远。遥远的远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重复了一遍，一字一顿，像是刻在木板上的字，又像是说给孩子听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：“走到遥远的地方，别回来。”
杨婆当时没听懂。
她只当这是山里父亲对儿子的普通祝福，是盼着孩子将来有出息，走出这穷山恶水，去更远的地方过好日子。可几十年后，当她老得走不动路，只能坐在菜市场门口晒太阳，回忆起当年那个窝棚里的场景时，才突然想明白那两个字背后的深意。
那哪里是祝福。
那是一个父亲，对刚出生的儿子，最卑微、最沉痛的道歉——对不起，我把你生在了这样的地方，生在这吃不上饱饭、走不出大山的大凉山。所以，你走吧，走远点，永远别回来，永远别走我走过的路。
一九八一年的大凉山，窝棚外面的世界，是被贫穷和寒冷包裹的偏远角落。
那一年，包产到户的政策刚刚传到这个连电话都没有的山区。生产队的木牌子还立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油漆都掉光了，却依旧醒目；仓库里的粮食早就分得七七八八，每家每户都揣着少得可怜的荞麦和玉米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姚德柱分到了三亩地、一头瘸腿的老黄牛、还有半袋荞麦种子。
三亩地，在半山腰的乱石堆里，土薄得像一层皮，石头遍地，种什么都长不好。那头瘸腿的老黄牛，拉不动沉重的犁，最后被宰了，一家人分着吃了，算是勉强过了个年。半袋荞麦种下去，收上来也就一袋半，刚好够吃到明年开春，没有一点余粮。
姚德柱不只种地，他还教书。
他读过初中，在那个年代的大凉山，一个读过书的男人，就是村里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他本来有机会去县城的供销社当会计，端上铁饭碗，可因为家里成分不好，被人顶了名额。最后，到村小当民办教师，每月工资十五块钱，外加三十斤粮食，这就是他全家唯一的收入。
十五块钱。三十斤粮食。
要养一个老婆，一个刚出生的儿子，还要养七十多岁、常年咳嗽的老娘。
村小的教室，是村里废弃的仓库改造的。墙是黄土夯的，坑坑洼洼；屋顶的瓦片有些疏松，漏风漏雨；窗户上没有玻璃，冬天只能糊一层牛皮纸和塑料纸，风一吹，牛皮纸就破了，冷风直往教室里灌。姚德柱每天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去上课，冬天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他就得摸黑出门，走到学校时，眉毛上都结了白霜。到了教室，他先点起煤油灯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备课，手指冻得握不住笔，就放在嘴边哈几口热气，再继续写。
他教的课，是语文、数学、常识，三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，混着上课。教具简陋得可怜：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当黑板，几支短得快捏不住的粉笔，一把掉了漆的破尺子。粉笔冻得像冰棍，握在手里扎得慌，写在黑板上，字迹歪歪扭扭，风一吹，粉笔灰就飘得满教室都是。
他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，翻来覆去就一句：“你们好好学，将来考出去，就不用在这山沟里刨食了。”
这句话，他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说过，说了一年又一年。可真正听进去的，没几个。因为孩子们的父母，也在耳边说同样的话，而他们的父母，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，又怎么能相信，孩子能真的“考出去”？
姚德柱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，是他最期待也最忐忑的一天。
十五块钱到手，他会先拿出五块，塞进床底下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子里。
杨秀英问过他好几次：“存这钱做啥子？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”
姚德柱总是低着头，沉默半晌，才挤出两个字：“读书。”
给儿子读书。
杨秀英就不说话了。她是个山里女人，不懂多少大道理，却知道这大山里的孩子，要想“考出去”，要读多少书，要花多少钱。而她的男人，只是一个每月拿十五块钱的民办教师，五块钱，攒了一年又一年，也攒不出多少。
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，姚德柱又走了。
这次不是去买酒，是去乡里办户口。
他揣着村里开的证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三十里山路。等他走到乡政府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了，太阳偏西，冷风吹得人骨头都疼。
乡政府的院子里，晒着金黄的玉米棒，一只瘦黄的土狗趴在台阶上晒太阳，懒洋洋地眯着眼睛，看见姚德柱来了，只是抬了一下眼皮，又耷拉下去，连尾巴都懒得摇一下。
办公室里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办事员坐在桌子后面，翻着报纸，头都没抬。姚德柱把村里的证明递过去，办事员接过来，扫了一眼，随口问：“叫什么？”
“姚远。”姚德柱的声音很轻，却很坚定。
“哪个远？”办事员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漫不经心。
“遥远的远。远方的远。”姚德柱一字一顿，重复了一遍。
办事员愣了一下，又低头看了看证明，然后拿起笔，在表格上工工整整写下两个字——姚远。
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
办完户口，他没有急着赶回去。
他站在乡政府的院子里，抬头望向远处的大凉山。太阳正在慢慢落山，橘红色的光一层层染在山脊梁子上，像有人用巨大的红色笔刷，一遍又一遍地涂抹，从山脚到山顶，最后融进山顶的白雪里，美得苍凉，也美得绝望。
他看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完全沉进山底，天色彻底暗下来，才转身迈开脚步。
回去的路，比来时更长，也更难。
天很快黑透了，山里起了雾。雾浓得像煮稠了的牛奶，白花花的，连脚下的路都看不清。姚德柱在山路上摸摸索索地走，好几次踩进路边的浅沟里，裤腿都磨破了，他也只是拍一拍土，继续往前走。走到家门口的窝棚时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浑身湿透，冻得牙齿都在打颤。
杨秀英还醒着。
窝棚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火苗颤巍巍的，映着她疲惫的脸。孩子躺在她怀里，小小的身子轻轻蜷着，呼吸细细的，像一只刚出生的小兽，微弱却顽强。
姚德柱站在窝棚门口，没有进去。他想在外面站一会儿，想吹一吹冷风，再静一静。因为他心里清楚，从今天起，他要多养一个人了，要多一份责任了。而他的十五块钱，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孩子，就多一分。
他蹲下来，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张户口证明。
证明上的字迹清晰：姚远，男，1981年10月17日生，彝族，住址：XX村XX组。
他把证明小心翼翼地折好，塞进贴身的衣袋里，用手按了按，确保不会掉出来。然后，他缓缓站起来，推开了窝棚的门。
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晃了一下，又慢慢稳住，昏黄的光，照亮了窝棚里小小的一方天地。
杨秀英抬起头，声音沙哑地问：“办好了？”
“办好了。”姚德柱的声音依旧很轻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安稳。
“吃饭了吗？”杨秀英又问，眼里满是担忧。
“吃了。”姚德柱回答，语气没有丝毫迟疑。
他没吃。
从早上出门到现在，他只在路上喝了两口路边的冰水，什么都没吃。他不想让杨秀英知道，不想让她担心，也不想让这窝棚里，再多一分沉重。
他走到木板床边，低头看了一眼孩子。
孩子睡得很沉，小小的嘴巴微微张着，露出一点粉嫩的舌尖，手指攥成小小的拳头，紧紧蜷在胸前，像是在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姚德柱伸出手，指尖轻轻碰了一下儿子的手指。
那根小小的、软软的手指，立刻攥住了他的食指。
攥得很紧。
像不肯松开，像要抓住这世间唯一的依靠。
姚远的手指，被儿子攥着，没有抽回来。
他就那么蹲着，蹲在木板床边，让儿子攥着他的手指，蹲了很久很久。
窝棚外面，风又大了。
破旧的塑料布被山风拍打得哗哗作响，像是在拍手欢呼，又像是在拍打这穷极了的窝棚，拍打这沉默的大山。
远处，大凉山的群山，在夜色里沉默着。
一座连着一座，像一堵永远也翻不过去的高墙，横亘在天地之间，挡住了所有的远方，也挡住了所有的希望。
而在这堵高墙的脚下，在这简陋又寒冷的窝棚里，一个刚出生才三天的孩子，正攥着父亲的手指，呼吸细细的，像一只小小的、顽强的兽。
他不知道自己生在什么地方。
不知道这连绵的大山，意味着什么。
也不知道，那个叫“远”的名字，藏着父亲怎样的心事。
他只知道——冷。
冷得刺骨，冷得钻心，冷得让他拼命攥紧了那根属于父亲的手指。
这是他人生学会的第一件事。
也是这大凉山，给他的第一份，冰冷的、沉重的礼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