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馨从没试过这样的身心劳累，她想家，想爷爷，想父母和妹妹，但就是不哭，她知道，这个残酷的年代不会相信眼泪。
为了省钱，她规定自己每天只能吃一顿，饿就忍着，渴了就去在建工地，找能开着的水龙头喝上一肚子。
为了省两元的车费，那么大的太阳，她拖着已走麻木的脚从一个工业区走到另一个工业区，鞋子每一个星期就要换一双，脚上的水泡更不用说有多痛。
这一天，文馨实在走不动了，一屁股坐在一个工厂外围的花坛上休息，喝了几口军水壶里的水。一抬眼，就看到对面的马路上很多人往前跑。她知道，一定是前面有工厂在招工。
三个月的流浪生活，她睡过桥洞，躲过查证的治安队，被人从工厂门口撵走过无数次。她学会了看人脸色，学会了听见摩托声就跑，学会了把馒头掰成三顿吃。
她也学会了——这么多人赶着去的地方，一定是好工作。
她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也加入了跑的队伍。大中午的，也许排队的人会少一点，机会会大一些。可等她跑到，队伍已是里三圈外三圈了。
这是一间规模很大的日资厂，正在招流水线工人。招工条件贴在斑驳的黑板上：
“招收流水线操作工，限女性，18-22岁，身高155cm以上，视力良好，无色盲。需笔试（初中文化程度）及面试。日班月薪400元，夜班月薪900元（加班补贴另计）。”
“九百”这个数字，被人群用各种方言反复传递与羡慕。都说这间厂是出了名的待遇好——别的工厂拖欠工资，这里准时；别的工厂吃得像猪食，这里能吃饱；别的工厂住得像贫民窟，这里干净。加班费也高，每年只招一次工，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。
文馨一边跟着队伍往前挪，一边听前面的姐姐们八卦。
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，每一次挪动，都伴随着推搡和低声的咒骂。文馨边排队边双手合十祈祷。
终于轮到她了，招聘的文员一看到她，就皱了皱眉头，文馨斜挎着一个很老旧的军用水壶，脸色蜡黄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文员看了看她的身份证——18岁，但人看着小得多。
“姐姐，”文馨舔舔有点干燥的嘴唇，低声哀求：“别不要我，我很需要这份工。”
那位招聘的文员沉默起来，文馨站在窗口前，不敢动，也不敢再开口，更不敢和招聘文员对视。
一秒。
两秒。
三秒。
旁边有人挤上来催。
也许是那双眼睛太真诚，也许是文员看到她那双开了裂缝的布鞋，又也许是看到那双递身份证的手——本该是少女白嫩的手，却因长年累月的粗活变得苍老粗糙，让人触目惊心，又或者，只是同病相怜。
那位文员终于把文馨的身份证留了下来，递给她一份表格。
“谢谢姐姐！”文馨欢天喜地接过表格，很淳朴地给这位姐姐鞠了半个躬。
文馨恭敬地在表格姓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。这个厂有日夜两班，日班四百多，比外面普工多一百；夜班九百多，高得惊人。她毫不犹豫勾选了夜班。
历经三天，过五关斩六将——考文化、考反应、量身高、称体重、测视力。那三天，她借住在工地的铁皮房里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路去厂门口排队。
笔试在一个空旷的大会议室里进行，她握着笔，手在抖，题目全是初中学过的知识，语文，数学甚至还包括简单的英语，语文还要求写一篇“我的理想”。
写“我的理想”时，她顿住了。以前在镇中学，老师让她们写，她写的是“当一名老师”。如果她爸真的让她读了书，读了师范，她还真能当一名语文老师，那会她的志愿就填了中专师范，分数线出来那天，她去看了，过了师范线，但那个家无法支撑她去读，后来的录取通知书她偷偷撕了，现在，她看着窗外热烈的阳光，最终写下：“找一份安定的工作，努力挣钱，让家人过得好一点。”
考反应那天，机器滴滴响，她按得比谁都快。量身高称体重的时候，她最怕——太轻了会不会被刷掉？太矮了会不会被刷掉？测视力时，她也怕小时就着煤油灯和月光看书，会不会把眼睛也熬坏了？
每一关过完，她都在心里念一句：谢天谢地。
最后一关面试，更简单，也更残酷。一排女孩站开，像等待被检阅的货物。
人事课的课长，背着手，踱步走过，目光像尺子，量着身高、体态、面容。他会突然停下，用生硬的普通话问：“家里几个兄弟姐妹？”“为什么出来打工？”“能吃苦吗？”
轮到她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。她努力抬起眼，不让自己瑟缩。他问：“手脚灵不灵活？”
“我在家干农活，插秧割稻子都很快。”
他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，点了点头，终于在那两页表格上盖了蓝色公章：合格。
第二天，她们这一批幸运儿，在无数道羡慕、嫉妒乃至怨恨的目光中，走进了那扇高大的、挂着“XX株式会社”铜牌的厂门。
文馨终于有了第一份工作。饭堂的菜有她平时在家很难得一见的鱼和肉，但她没买菜，直奔那免费的米饭，把米饭压得死死的，冒尖成小山，她端着饭盘找了一个角落蹲下，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，一口一口往嘴里扒。饭有点硬，有点糙，可她顾不上嚼，只想快点把它吞下去，吞到第三口，喉咙堵了一下，眼眶也热了，她停了一下，没让眼泪掉下来，继续扒。
狠狠塞的那两盘米饭让她心满意足，那是她流浪三个月来的第一顿饱饭，也是第一次可以吃米饭吃到饱。
她满意打着饱嗝，写信给爷爷：我终于找到工作了。再到厂里的小卖部，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草席，和一个最差的枕头，还有一张纤维单被。
宿舍是二十人一间，铁架床上下铺，狭窄的过道只容一人侧身通过。
躺在亮堂堂的宿舍里，让她仍像在作梦，不敢相信她终于不用居无定所逃躲。
摸摸贴身的衣袋，爷爷出门前给的护身符还在。她想起爷爷站在屋檐下，弓着背朝她挥手的样子。
眼眶有点湿，但她没哭。
明晚第一次上工，她即紧张又期待。
上工那晚，那一批入职的1000个女工站在工厂大礼堂里，等着各个车间的文员来点名领人。文馨穿着统一发放的蓝色工衣，戴着浅蓝色头巾，跟着一个车间文员来到7栋3楼，排在流水线旁边，等着拉长来领。
她这才知道，这里的职位是用头巾颜色分的——最基础的工人是浅蓝色，拉长是淡粉色，车间主管是暗红色，QC是红色。
浅蓝色，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头巾，然后跟着拉长走向流水线。
流水线的生活，单调而又无趣，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节奏，每晚7点前，偌大的厂区，挤满上夜班的女工，换衣间内，人挤人，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换好工衣工鞋，戴好头巾，统一着装的女工在无尘通道里快步穿梭。
每晚开工前，拉长都要开段小会，总结前一晚生产线出现的主要问题。
代理主管是个三十多岁的本地女人，姓王，颧骨很高，嘴唇很薄，每次巡查，说话就像射出钉子：“在这里，眼睛要亮，手脚要快，脑子要清！流水线不会等人！一个环节慢了，整条线都得停！谁害大家停线，谁这个月的奖金就泡汤！听明白没有？！你，你，还有你，速度放快。”她手指点指兵兵点出了几个慢了一拍的女工就开始训：“还有你，白天做贼去了，现在在打瞌睡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”
新人像一群受惊的鹌鹑，拼命点头，老员工根本不买她账，小声嘀咕：“还只是个代理，也不知能不能转正就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我呸。”
文馨低着头，不敢看她，余光里，那抹暗红色头巾在眼前晃了晃，走远了。
她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工作本身并不复杂：将一种米粒大小的黑色元件，用镊子夹起，准确地插入电路板上密密麻麻的孔位里。难的是速度、准确和无数次的重复。传送带以恒定的的匀速前进，你必须跟上它的节奏，略一走神便会堆积。
她上的是夜班，白天睡不好，晚上特别困，违反了人体生物钟，才一个星期，她便累得站着都能睡着。眼睛长时间聚焦，充满血丝，流泪不止。手指被镊子磨出水泡，水泡破了，变成嫩肉，再被磨破。颈椎和腰椎在连续十个小时保持同一姿势后，又酸又痛。
但没人喊停，线上所有的女孩都沉默着，只有镊子触碰电子元件的细微“咔哒”声，和传送带永不停歇的沙沙声。九百元的“高薪”，足以镇压一切□□的痛苦。
没有热水，洗澡要去公共浴室洗冷水。第一次进大浴室，她站在门口愣了好久。几十个水龙头，几十个人，全挤在一起，没遮没挡。她低着头，不敢看别人，也不敢让别人看自己。水是冷的，浇在身上，激得她一抖。她咬着牙，快速往身上泼水，洗完就跑。
冷水澡最难熬的是生理期那几天。冰凉的水砸在小腹上，激起的绞痛能让人眼前发黑。她湿着头发走回宿舍，南方的夜风一吹，寒意能钻进骨头缝，一日都暖不过来。
有人想过在生理期，偷偷去饭堂用热水壶打了几壶热水洗头洗澡，后面被宿管阿姨抓到，罚了不少钱，后来大家也只得咬牙生理期也洗冷水。
每月发薪日，绿色的汇款单是她最重要的事项。她留下三十元——十元买最便宜的卫生纸和肥皂，二十元作为下一顿“不知何时需要”的饭钱。其余的全部汇出，地址是那个遥远而贫瘠的村庄。
父亲的回信总是很简短，通常只有三个字，或者一句话：“已收到。好好干。”从来没问过她过得好不好？吃得好不好？想家没有？
她确实在好好干，干到手指关节在白天睡觉时也隐隐作痛，干到梦里都是流水线传送带永无止境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