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的十二月，窗外依旧有阳光，虽耀眼但没温度。
大办公室里，文员小薇只穿着一件贴身低领的羊绒衫，正和来对账的年轻女客户说笑，两人一样的不怕冷的装扮。
里间办公室的文馨，身上却严严实实裹着一件米白色羽绒服，拉链拉到下巴，领口蓬松的绒毛紧挨着她苍白的脸颊。屋里暖气充足，但她的手边还放着那一个旧款暖手宝——粉色的，橡胶套磨掉了漆，也不知道放了多久，小薇第一次看见，还问过老板娘你这从哪淘来的老古董，但文馨只是笑笑。
“老板娘，您这‘过冬装备’也太夸张啦！”小薇送来咖啡进来，看看自己的穿着，再看看外面的阳光，还是忍不住笑。
文馨接过杯子，指尖触及温热的杯壁时，人一下就舒坦温暖起来。
“人和人不一样。”她声音平和，双手合拢在杯壁企求吸取更多的温暖：“我骨头里，缺一把火。”
年轻的小薇还是不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她只觉得老板娘很是深奥，摇摇头代表不懂便出去忙她的事。
门合上后，文馨松开鼠标，将已是温暖的双手缓缓贴在小腹上。
冷分很多种，有一种是三十年前荒山破屋里，咬破嘴唇尝到的血腥味。
但也有一种冷，是后来才明白的——是你被一个人捂热过，再回到一个人的冬天。
更有另一种冷，是没人看见你的冰冷——这冷从更早时候就有了，从她第一次坐上南下的长途夜班车南下的那个晚上开始。
长途卧铺车在黑夜里慢悠悠晃着，像个年迈的老人，走一步要喘上一步，车上人很多，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人，各种大大小小的蛇皮袋和红白蓝胶袋摞得老高，连下脚的地都没有。
空气浑浊得令人作呕，汗酸、脚臭、劣质烟草、还有不知谁带上车的咸菜萝卜干，全混在一起，像一桶放置多年的泔水。
鼾声、磨牙声、婴儿断续的啼哭声，混杂着司机用对讲机讲的粗野笑话，还有跟车蛇仔的吆喝声，往里面一点，再往里面一点，别占着这里。
文馨蜷在车厢尾部最靠窗的上铺，紧贴着布满灰尘而又冰冷的车玻璃。盖着一张也不知多久没洗过了，拥着有一股馊味的旧棉被，最要命的还是两个陌生人要共用一张棉被。
她把那顶出发前母亲硬塞给她的、男式旧军帽拉得很低，帽檐压住眉毛，只留出一点视线，默默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黑影。
她不知道这一去未来等着她的会是什么。
和她同铺睡的是个四川来的姑娘，叫小萍，约莫十**岁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穿着一件在乡下算很时新的红格子衬衫，衬得皮肤格外白。
一个脖子挂着金链子还满口黄牙的跟车蛇仔，从小萍上车起，眼光就一直盯着小萍看。
“妹妹，一个人去广东啊？”
“渴不渴？哥这儿有汽水。”
“铺位硬不硬？要不哥跟你换换，下铺方便。”
他的声音油滑，像盯上猎物一样，不安好心。
小萍起初还勉强应两声，后来便只低头剥橘子，长长的睫毛垂着，在眼下投出一小片不安的阴影。她把橘子瓣分给邻铺的人，递到文馨这边时，文馨摇摇头，把脸往车窗那里更深地靠了靠。
半夜，车厢里的大灯熄了，只留几盏昏暗的小灯，发着微弱的光线。
文馨没睡着，她听见小萍那里传来极力压低的、推拒的哭泣声，还有着小声音的哀求：你别这样。
黑暗中，文馨看见一只青筋凸起的男人手，从她们的被子边缘伸进来，似乎想摸向更里面，却在半途被另一只纤细的手猛地推开，动作不大，却用尽了全力。
随即，是跟车仔一声不耐烦的、被打断了好事的冷哼。
整个车厢死寂了一瞬。然后，鼾声继续，磨牙声继续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只有小萍侧睡着在那里，传来一阵极力压抑的、闷在枕头里的抽泣。
文馨把脸更深地埋进旧军帽里。后来她才知道，那种半躺的双人铺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，美其名曰“舒适升级”。可多少像小萍这样的姑娘，在这类“升级”里，一夜之间就没了安全感。
但此刻她知道，自己因为又小，又黑，又瘦，还穿着表姐淘汰的、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混在一车同样灰扑扑的行李和人中间，毫不起眼。
跟车仔巡视的目光几次扫过她这个角落，都毫无停留地滑开了，她是隐形的，因此成了这车厢里唯一安全的人。
车子在黑暗中颠簸。文馨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窗外是飞速倒退的、模糊的山影，偶有零星的灯光伴随。
她更紧地把自己蜷缩起来，缩小自己的存在感，用旧军帽盖住大半张脸，在心里默默数着里程，祈祷天亮，祈祷快点到达，祈祷自己能尽快找到一个容身之处。
咣——！咣——！
铁皮门的巨响不是敲，是砸。像用铁锤狠狠砸在薄薄的鼓面上，瞬间炸裂了筒子楼里所有人的睡意。
“查证！开门！！”
灯全亮了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房间里瞬间像被捅破的蚁穴——滚下床的闷响、拉链的卡顿、压到极致的咒骂与呜咽哭声混作一团。
对床的广西妹阿英，像条受惊的鱼，猛地从床上弹起，一把攥住还在发懵的文馨的胳膊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。她的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气音，带着破锣般的颤抖：
“跑！快跑！没暂住证……要抓去樟木头筛沙的！”
樟木头。
这两个字比任何恐吓都有效。它代表着传说中能磨碎人骨头的劳役，和永无天日的放逐。是所有“黑户”打工者头顶悬着的那把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。
十五岁的身体比脑子更懂得恐惧。她被阿英拽着，赤脚踩过冰凉滑腻布满污垢的水泥地，撞开那扇早已变形、只用铁丝胡乱绞住的后门，一头扎进东莞入秋微凉的黑暗里。
身后，手电筒惨白的光柱像囚笼的栏杆，带着嗞嗞的电流声，在狭窄的走廊和房间里胡乱扫射，夹杂着粗暴的、听不懂的粤语吆喝和踢打声。
身前，是长满荒草与荆棘的荒山，山上黑黢黢，看不清轮廓。
她们忘了害怕，成了被光驱赶的虫子，凭着求生的本能，朝着山林最密、最暗的深处连滚带爬地钻去。
因为所有人都很清楚：追着她们的那一束手电筒光，值四五百块钱——那是她们不吃不喝两个月的工资。一张暂住证的价格，她们办不起。
所以只能逃。
带刺的荆棘和锯齿般锋利的茅草，毫不留情地割开小腿和手臂裸露的皮肤，火辣辣的疼。她不敢停——疼，是活着的证明，是还没被抓住的侥幸。
不知逃了多久，身后的喧嚣与光柱终于被浓密的山林阻隔在外。
她们瘫倒在一丛乱竹后面，呼吸喘得像个破风箱，每一次呼吸急促又破碎，像被掐住脖子的鸟。
阿英的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，她带着哭腔，语不成句：“不能一起了……分开躲……被一窝端，全完蛋……天亮，老地方……见。”
说完，她瘦小的身影迅速转入另一片密林，消失在黑暗深处。
现在，真的只剩文馨一个人了。
黑暗从四面八方合拢，带着雾气，沾湿她额前的碎发。她后知后觉地抱紧自己，有些冷，才发现身上只有一件单衣。
广东的山蚊不分季节常年存在，只穿着一条磨破边短裤的她成了山蚊的晚餐，那些蚊子像没见过人似的，嗡嗡直冲下来，贪婪地钉在每一寸裸露的皮肤上。她徒劳地挥舞手臂拍打，手掌很快变得湿滑黏腻，分不清是汗水、夜露，还是被碾碎的蚊虫尸体。
然后，胃忽然疼起来，饿得发慌，晚饭吃得那点稀饭早就在睡觉前拉了几泡尿没了。
她猛地想起什么，手忙脚乱地摸向裤袋深处——触到一团硬邦邦的、还带着体温东西----半个馒头。晚饭时，她偷偷省下的。
她把它掏出来，就着远处反射过来的光下看了又看，还是有点舍不得吃，这是她明天的早饭。最终她熬不过饥饿，用指甲，小心翼翼地抠下边缘一小块，送进嘴里，她不敢嚼。
她让它紧紧地贴着上颚，用所剩无几的唾液去浸润，去软化。有一点甜味，很淡的粮食特有的甜味，就那么一点点甜，让她觉得，自己还活着，真好。
后半夜，居然飘起了雨。很快，淅淅沥沥的冷雨连成了线，把她从头到脚浇得透湿。单薄的布料紧贴在皮肤上，更冷了。牙齿开始失控地打架，“咯咯”声在无边的寂静里，显得格外响亮，甚至有些骇人。
冷。
不是皮肤表面的冷，是从骨头缝里一丝丝钻出来的冷。
她必须找个地方，哪怕只是片能稍微挡住雨的瓦，一个能让她蜷缩起来不被淋的角落也行。
她给自己摘了片野芋叶盖头上，微微挡些雨水的浸湿，开始漫无目的找能遮风挡雨的地方。
在几乎冻僵的、盲目的摸索中，她终于看到了一处半塌的旧瓦房。墙体倾颓，屋顶开了天窗，雨水直接灌入，庆幸还有一角屋檐，靠着几根歪斜的木椽子，不被雨淋着，那是本地人遗弃的老房子。
她连滚带爬地钻进去坐下，屁股底下是厚厚一叠废弃的旧报纸，泛黄了边，布满了灰尘。
她却像得到上天的最好恩赐，太冷的她不假思索就把它们一层层裹在身上、腿上。希望能从这些旧报纸里取到些少的暖。
又冷又饿，又经过如此非人恐吓的她意识开始模糊，她怕自己就这么睡过去，再也醒不来，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去咬自己的下唇，疼痛让她稍回笼了些许清醒。
她要活着。
这个念头，比任何时候都强烈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终于亮了，雨，不知何时也停了。小鸟在欢快地歌唱，她嗖的一下睁开眼。
光——
毫无防备涌进眼眶。
她怔怔地站在破败的屋檐下，仰着头，像一株压在石头下太久的草终于看到了光。
“活着。”
“真好。”
那时的她并不知道，未来真的有一束光在等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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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到东莞那阵，她最怕的不是找不到工作，而是坐车。
文馨后来再想起那段日子，总觉得脚底板还残留着珠三角公路滚烫的粗粝感。
“马上走！差两位！”
“去长安？上车就走！”
车站外那些挥舞的手臂和殷勤的吆喝，像一张张精心编织的网。她上过三次当。
第一次，交了十块钱，被从莞城“卖”到厚街，再补五块；第二次，去常平，车在工业区转了俩小时，最后丢她们在一个陌生路口，司机指着远处一片厂房：“就那，自己走过去。”第三次最狠，说好直达虎门，结果中途被撵下车，眼前是个尘土飞扬的建材市场，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。售票员是个精瘦的女人，嚼着槟榔，眼皮耷拉着：“刚才那趟车坏了，换这辆。再给八块，不然就这儿下。”
文馨攥着最后几张零钱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旁边一个同样被“卖”下来的大叔蹲在路边，狠狠啐了一口：“猪仔！真当我们是猪仔！”
原来人真的可以像货物一样被倒手，每一次转卖剥一层皮——不多，五块，八块，十块，恰恰是你舍不得豁出去争吵的数目。后来她听人说，九十年代的珠三角，这种事叫“卖猪仔”，是运力跟不上**时的灰色生意。但当时的她只知道，这五块钱，是她半个星期的伙食。
那天，她在建材市场的漫天尘土里走了很久，走到虎门时，天已经黑透。鞋子裂了口，脚磨出了水泡，一碰就钻心地疼。工作依旧没着落，而口袋里的钱，经过几次转卖，已少得可怜。
晚上蜷在十元店潮湿的铺位上，她盯着天花板上霉变的水渍，忽然做了一个决定：不坐了。
从此，她的地图不是车票上的铅字，而是自己一步步丈量出来的土地。
从虎门走到厦岗，大概三十多里地。她天蒙蒙亮就出发，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，里面装着简历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半瓶水和两个馒头。
沿着国道走，路是热的，空气是烫的，重型货柜车呼啸而过，卷起的尘土和热浪扑满全身。
汗水流进眼睛，刺痛；脚上的水泡破了，黏在袜子上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。
渴了就着工地上的自来水喝上几口，饿了就吃半个早上在菜市场上买的最便宜馒头。
但她心里却生出一种奇异的踏实。路是确切的，左脚，右脚。每一步带来的疲惫和疼痛都是真实的、属于自己的，不会被中途劫走。她知道要走到哪里，知道要走多久，知道每一步都算数。
走到厦岗时，通常是下午两三点。她找水龙头冲把脸，把磨破的袜子悄悄脱了塞进包里，换上最后一双相对完整的袜子，然后挺直腰板，走向那些工业区的大门。
“请问这里招工吗？”
“招满了。”
“打扰了。”
被拒绝，再走向下一个厂区。日头偏西，如果这一天依旧一无所获，她就得计算着时间，再走回虎门的十元店——必须在天黑透前赶到，否则不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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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第一章 活着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