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六的早晨，岳莉比往常起得都早。
我坐在餐桌前喝咖啡，看着她对着镜子反复调整耳环的位置。阳光透过纱帘照进来，在她浅杏色的针织裙上投下细密的光斑，整个人看起来柔软又明亮。
"我爸妈喜欢守时的人，"她转头冲我笑，"我们十点到，正好赶上他们泡茶。"
我点点头，低头整理袖口，心里盘算着待会儿可能会聊到的话题。
岳莉的父母住在城西的高档小区，客厅墙上挂着他们去北欧旅行的照片。她父亲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母亲则一直拉着岳莉的手，时不时打量我几眼。
话题从工作转到生活，最后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婚事。
"我们这边彩礼一般是二十万左右，"岳莉母亲给我添了杯茶，瓷器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，"主要是图个吉利，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。"
岳莉在桌下轻轻踢了踢我的脚，眼睛亮晶晶的："妈，贺青现在带的这个班特别重要，等这届学生高考完，我们就——"
"应该的，"我打断她，放下茶杯，"结婚是大事。"
回程的地铁上，岳莉靠在我肩上，手指在我掌心画圈："二十万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多？"
"还好，"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广告牌，"我可以想办法。"
实际上，我的存款离这个数字还差不少。教师工资条上的数字每个月都规规矩矩，偶尔接点课外辅导的活，也攒不下多少。但这话我没说出口。
晚上回家后，岳莉突然提议："要不你别教书了？"
我正在整理书架上的历史读物，闻言手指一顿："什么？"
"我是说，"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，"等这届学生毕业，我们就专心经营花店。你那么会讲故事，可以在店里开个'历史下午茶'之类的活动，肯定受欢迎。"
她的眼睛在暖黄色灯光下显得格外亮，像是已经看到了那个美好的未来。可我的喉咙却突然发紧，像是被人掐住了呼吸。
"我喜欢教书。"我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从齿间挤出来的。
"可教师工资那么低，"她皱眉，"我们要还房贷，以后还要养孩子，难道一直这么紧巴巴的？"
"钱可以慢慢赚。"
"慢慢是多慢？"她的声音突然拔高，"贺青，我们都不年轻了！"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猝不及防地插进胸口。我放下手里的书，书脊撞在桌面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"所以你觉得，我该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？"
"我不是这个意思！"她抓了抓头发，指甲油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"我只是觉得，人生应该有更实际的规划..."
我们争执的声音在空旷的家里回荡，震得玻璃柜里的干花微微颤动。她说我固执，我说她功利；她提起彩礼和房贷，我提到责任和理想。最后她摔门而出，玻璃门来回晃荡，震碎了门口那串风铃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地上散落的金属片和玻璃珠子，突然想起这是王懿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当时他踮着脚把它挂在门框上，笑着说："贺老师，这个声音好听。"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王懿发来的信息："贺老师，下周一要交的读书报告，是写《万历十五年》的读后感吗？"
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一条消息，却让我眼眶发酸。我慢慢蹲下来，一片一片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心想明天得早点去学校，高三（7）班的随堂测验还没批完。
窗外，一轮冷月挂在光秃秃的梧桐枝头。玻璃碎片在掌心留下细小的划痕，渗出的血珠在月光下呈现出暗红色，像极了那天王懿发烧时，额头上退烧贴边缘压出的红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