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一
二十八岁的碇真嗣第一次走进教堂的告解室，他穿着一身黑色，身上有浓重的蜡烛燃烧后味道。眼下是淡淡的乌青，深秋的寒意缓慢浸透他的大衣，像死神将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。
告解室黑暗而狭窄，碇真嗣坐在那个方正坚硬的木头椅子上，望着刻着花纹的镂空窗格。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看不清花纹，只能隐约瞧见它背后有一个人影。他等了一小会，可这人影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清晰，头晕目眩之下，黑暗像某种预演般，潮水似的层层叠叠漫上来。终于，在放弃将对面的人看得更清楚后，他慢慢开口。
“Father，”碇真嗣说，并因这个称呼而情不自禁露出一个嘲讽的笑，“我有罪。”
傍晚的教堂里仍有信徒低低的祷告与走动时衣料摩挲的“窸窣”声，蛇一样缓缓地攀爬进告解室。他的声音微微发抖，奇异的惶恐和兴奋交缠，似怀揣着邪祟宝物的旅人。
而对面的声音如预料般苍老而宁静，“我的孩子，上帝会原谅你的。”
一阵不幸的沉默。
“但我并不祈求原谅。”碇真嗣低头，把手张开，感受到雪一样冰冷湿重的触感，但黑暗之下他并不能看清——正如对面的老人对一切都一无所知。
“或者说，我并不需要原谅。”他说。
“只是我正在找一个人，你也许认识他。”
故事如果要从头说起，也许太过漫长，甚至大部分时候，如实的叙述并不能增加它的魅力，在真实与幻想之间，记忆有着一道模糊的界限，而思绪，常常在这之中摇摆不定。碇真嗣偶尔会想起家中阁楼上那一套老式放映机，那是他童年寻见的难得宝物。而记忆有时就像其中一张老式幻灯片，投映在粗糙的幕布或泛黄的白墙之上时，那些色彩因清晰而变得粗糙且艳俗，但将它放在拇指与食指之间，对着光，那微型的半透明图案，色彩绚丽宁静的一方小天地，又多么令人着迷。当然也有全然相反的时刻，这时的记忆又如教堂顶上那错综复杂的壁画，远远望过去斑斓的色彩呈现一种亲近而神圣的氛围，但一旦凑近，那些古怪奇异的传说与孤张乖僻的神明交织在一起，迎面扑来，令人晕头转向心生不安。同许许多多的事物般，记忆就是这样飘忽不定的东西，它似乎是这样的，可下一秒，又会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样子。
但总而言之，即便记忆如此变幻莫测，二十四年前的冬天，碇真嗣第一次在家中的庭院见到渚薰时，也并不渴望成为现在这样的人。
当然四岁的儿童并不需要渴望成为任何人，实际上他那时正独自生着闷气。更早的几个月前，在这个也许比往年更为炎热的夏天中，他失去了母亲。起初，死亡对于懵懂无知的儿童，只是一个无聊的捉迷藏游戏——他并不理解它。这场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崩塌，是在之后的几个月中逐步显示出其威力的。率先改变的是父亲的态度，紧随其后是家中下人那微妙的令人不适的语调与眼神，碇真嗣当然明白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变故，只是这种后知后觉的改变，让他的愤怒失去了着力点，只好同自己别扭地较劲。
但渚薰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。
那天，碇真嗣在家中的庭院里堆雪人——他喜欢雪，蓬松、柔软、崭新的雪，脚踩在上面“嘎吱嘎吱”作响，又像海绵一样吸收掉所有的窃窃私语。
在往雪人的眼睛里嵌石子的时候，他听到了父亲的声音，那个在往后所有的记忆里，都要比母亲的墓碑更沉重的声音，“真嗣。”
碇真嗣抬头，在看向父亲那张阴郁的脸之前，他率先看到的，是他身边的男孩。男孩和他差不多年纪，银发红眼，皮肤是异于常人的苍白，穿了一件洁白蓬松的羽绒服，比起他身边的雪人，更像是由冰雪铸成的。
他的眼睛率先感受到寒冷，情不自禁地眨了眨，在无意识地伸手揉上眼睛之前，被男孩伸出的那只手打断。碇真嗣看着眼前那只苍白到不正常的手，小心翼翼握了上去。有那么一瞬间他害怕自己的体温会让眼前的人融化。当然这样的事并不会发生在一个人类身上，为此他偷偷松了一口气，而后，像每一次认识一个新的陌生人时那样，露出一个习惯的、害羞的微笑。
“你好，我是渚薰。”他听见陌生人这样说。
于是他同他交换名字，“碇真嗣。”
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，像即将迷失在记忆迷宫里的人试图找到锚点般，后来碇真嗣曾在各种各样狂乱的梦境里被抛至此处，而后醒来。
一阵布料摩擦时柔软的窸窣声，神父大约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。这是古怪的和弦，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傍晚横插进来，他不清楚自己是否该为此感到不安，毕竟在那些他曾亲耳听过的惊世骇俗的故事里，这样的开场显得过于平庸。
“我不明白。”神父温吞吞地说。
“请不要打断我。”碇真嗣说，他的声音里有隐约且模糊的笑意，像云雾一样飘然。这是一种久居高位者理所当然的语调，温和却不容抗拒。
“四岁那年我在雪地里见到他，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父亲的私生子。”碇真嗣说，他的目光看向黑暗中某一个虚无缥缈的点，“只有我知道，他是来照顾我的。”
在母亲死后，到渚薰出现之前，碇真嗣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师——在此之前，同母亲一起照顾他的，是一个年轻的、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。她有一头紫色的长发与木讷的眼睛，刚从家庭的变故中堪堪逃脱，还没来得及变成如今这种游刃有余的样子，在空旷而冷漠的碇家同碇真嗣一道瑟缩在碇唯——他的母亲——的庇护下。碇真嗣后来想，如果碇唯没有死，他和葛城美里的命运会不会大不相同。但这是无从论证的猜测，那条从未踏上的道路，是得与失中注定相悖的一面，而如果真要让碇真嗣用手中所有的筹码去换取它，他未必会真的毫不犹豫。
碇真嗣的第一个家庭教师是个古怪的胖老头，姓藤堂，小眼睛，有相对而言过黑过大的瞳孔，尖酸地安置在他的脸上。他一年四季穿白衬衫与背带裤，走路一摇一摆，坐下时层层叠叠的赘肉同他一起塌下来，令所有的椅子都发出可怜的呻吟。夏天的时候，他整日紧紧攥着一块蓝黑格子的手帕，几乎一刻不停地拭着额头。当然一块手帕对他而言只能算杯水车薪，白衬衫皱皱巴巴地贴在他身上，散发出对儿童而言过分刺鼻的汗水味——这让碇真嗣没办法听他讲课，他甚至几乎没办法和他处在一个空间。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深冬。如果有人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时的场景，难免会为此感到怀疑。那种摊开手让戒尺落在掌心的境况，在今日的碇真嗣身上是几乎无法想象的——没有人会忘记他是怎样笑着用子弹打穿他父亲的旧部冬月的膝盖的，自然也就难以将他和那个穿着单衣摊开手掌，在开了窗户的书房瑟瑟发抖的儿童联系在一起。
但这种情况在渚薰到家的第二天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在他又一次，因为母亲还活着时那种娇气的习惯，因为仆人有意无意的遗忘，而在早课迟到了后。
那是一个下雪的冬日，走廊的窗户凝了一层厚厚的水汽，向外望去白蒙蒙的一片像一块陈旧的毛毯。这样冷的天气，如果是碇唯还在世的时候，她常常会打发家中的仆人让藤堂先生在书房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，于是碇真嗣可以在床上赖到睡意全消，而仆人将他的衣物全部烘暖后，再慢吞吞地起床。
而那天，碇真嗣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好就飞奔过走廊，穿过煮着热茶摆好报纸等待父亲的客厅，向着书房跑去。等他气喘吁吁地推开门，看到的是照例大开着的窗户，拿着戒尺不断敲打自己手心的藤堂先生，以及，过去几周习以为常的早晨横插进来的变数——安静地坐在书桌后看向他的渚薰。这是继昨晚共进晚餐后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。
渚薰出现在书房这件事令碇真嗣陡然升起了一种窘迫感。他磨磨蹭蹭地走过去，不情不愿地伸出手，把自己的手掌心朝上并排着递到藤堂先生的面前。碇真嗣刻意放缓速度，以尽力延缓接下来的受罚，但头一次并不是出于恐惧。因羞耻而闭上眼睛时，碇真嗣有些惊讶地意识到，他对渚薰抱有一种模糊的，但过分友好的印象。而这种过分友好的印象，让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展现了超乎寻常的镇定。
预想中的疼痛并未到来，取而代之的是藤堂老师的尖叫。
这是很多年后，碇真嗣回想起来，依旧觉得诧异的一幕——一个五岁的儿童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训练，才能把一把拆信刀精准地插进一个成年人的手掌。
藤堂老师尖叫时像一只被踩住尾巴后吱哇乱叫的老鼠，鲜红的血液顺着冰冷的银质刀面蜿蜒，最后落在墨绿色的地毯上，洇出一片深色的痕迹。血的味道是甜的，带有腥气，夏季狩猎时家中猎犬刁回的兔子身上，也有类似的气味。
书房的动静惊动了家中的仆人，而后是父亲。父亲从客厅走过来，他身上有一股热红茶的、温暖的气息，他事不关己地看了一眼，瑟瑟发抖的碇真嗣、面无表情的渚薰、涕泗横流的藤堂，然后对着身边那个瘦削的人说，“冬月。”
那个影子一样的人轻轻点了点头，父亲连同那热红茶的味道，就一同消失在了门外。那长而深的走廊，重重叠叠的黑暗，最后把母亲仅剩的痕迹也吞掉了。
冬月先生处理了所有的事，叫来家庭医生，取消早课，唤来仆人带走他们。然后在那天的晚餐前，含着笑意宣布，他已经替他们找到了新的家庭教师。
那时候的冬月先生就已经老了，他似乎是在某一日过早地衰老了，而岁月为了补偿这一失误，便令他在往后的十几年里，也都一丝不苟地维持了这一样貌。同样一丝不苟的还有他的工作态度，他是父亲最好的部下，是这个黑白通吃的帝国里，比起父亲这个掌舵人而言，似乎更为重要的角色。
碇真嗣从来没见过冬月先生有任何情绪波动，他就像是父亲的影子一样，永远温和、沉默、微笑而后轻描淡写地葬送掉一些人的生命，又或者递过来一盏茶杯——这两者在冬月先生眼中恐怕并无区别。碇真嗣敬他，爱他，最终在很多年后也成为了这样的人。于是他难免觉得他们是同类，他们生来并非是这样罪无可恕的人，他们最终又成为了这样罪无可恕的人。
新的家庭教师叫加持良治。他和藤堂先生相比，可以称得上英俊而辉煌，过长的头发常常随意束在脑后，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，身上总萦绕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。但他也并非一开始就是那种疲惫的样子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上课时总会早一些来，又会晚一些离开，整日里神采奕奕。碇真嗣总记起某年圣诞节，加持给家中的小孩放电影，昏暗的房间，粗糙的幕布，沙沙作响的放映机，在房间西南角，他和葛城美里坐在一处，而葛城轻轻把头靠在他的肩上。
碇真嗣不知道，六年后葛城举枪对着加持时，是不是也会想起这一天。
但时间就是这样，轻描淡写地摧毁一切，又重构一切。
就像碇真嗣最终会明白藤堂先生并没有错，也会在多年后偶遇时，发现他也并非记忆中那个像老鼠一样可怖而狡诈的小人。不知是记忆的偏差还是时间的摧折，藤堂先生变成了一个乐观而和蔼的老头。他十多年前持有的那些观点——那些人生而平等的观点，也依旧恰如其分地存在在他生活中，连同那只残了的右手。碇真嗣也明白他的母亲也没有错，母亲请来藤堂老师，这个小有名气的、并不激进的、在政治外围团团转的学者，试图让她的孩子成为一个悲悯的人——起码不要像她的家族中某些人那样，成为高高在上的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。
藤堂先生唯一的错处在于，他让那些政治观点产生的怨恨掌控了他，又让这怨恨无意地伤害了一个四岁的儿童。但这是那种微不足道的错误，并不需要一只右手为代价。
而碇真嗣后来才明白，他人生中的很多错误，都像藤堂先生的右手一般，来自一些失衡的代价——不管是他付出的，还是他索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