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妈他们当天下午就收拾了东西，叫了顺风车回去，姚静和周磊的车往郊区去了。
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划了两下，像是在翻聊天记录。然后她说：“你之前发过定位，我记得。上次你说搬家了，发过一个地址。”
她记性一直比我好。我确实给她发过新住址的定位。去年秋天，我搬到上海之后租了现在这间屋子，收拾完的那天晚上拍了张窗外的夜景发给她，附了定位。照片里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的灰墙，间距窄到对面人家的晾衣杆几乎能伸进我窗户来。她收到之后回了一句：“这也太挤了。”我说便宜嘛。
我在车顶上跟着飘。周磊的根据导航穿过大半个城区，从殡仪馆所在的东郊一路向西，经过高架、隧道、跨线桥，从宽阔的主干道拐进窄巷子，两旁的高楼从崭新的玻璃幕墙变成了灰扑扑的老式居民楼，墙面上爬满了空调外机的管道和晾衣架伸出来的铁杆。越往西走，路边就越旧，行人也越少。最后出租车在一排六层老楼前面停下来，楼体是那种上世纪末常见的白色瓷砖贴面，大部分瓷砖已经泛黄发灰，有几块掉了，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墙体。
姚静下了车，站在楼前面抬头看。这栋楼一共六层，没有电梯，外墙的白色瓷砖在下午的日光下泛着一种陈旧的哑光。单元的防盗门开着，铁门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。一楼窗户装了防盗栏，栏里晾着几件衣服，滴着水，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水痕。
她低头核对了一下手机上的门牌号，然后推门进去了。周磊跟在她后面，顺手把单元门带上了。
楼道很窄，勉强能容两个人并排走。声控灯大概坏了，一楼二楼都已经不亮了，光线从楼道尽头的窗户斜照进来，在地面上切出一道斜的光块。墙壁上糊着老式的灰白色涂料，有些地方鼓了包，被手指抠出过几个小洞，露出底下的黄沙墙面。空气里有股潮湿的、混着洗衣粉和灰尘的味道，说不上难闻，但闭着眼就知道这楼有年头了。
楼道拐角处停着一辆落满灰的自行车，车筐里塞着几个旧塑料袋。姚静从自行车旁边绕过去，踩上台阶往上走。她今天穿的帆布鞋踩在水泥台阶上几乎没有声音，只有鞋底偶尔蹭到台阶边沿时发出一点轻微的摩擦声。周磊跟在后面，步子稍微重一些。
四楼。门牌号上印着“402”，蓝底白字的铁皮牌子，边角翘起来一块，被一根胶带粘着固定。门是那种老式的暗红色木门，漆面脱落了不少，露出一块一块灰白色的底漆。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，锁眼周围有一圈磨损的划痕。
姚静站在门口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。那串钥匙是我爸妈临走前交给她的，我妈说：“她屋里的东西我们带不回去，你看什么有用的你留着，没用的扔了就行”。姚静接过来的时候没有多问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把钥匙攥在手心里捏了一会儿才放进口袋。
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，门开了。
屋里的光线很暗。窗户朝北，下午的太阳照不进来，只有对面楼墙体反射过来的漫射光从窗户透进来一些，把整间屋子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、没有温度的光线里。姚静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，她扶着门框低头扫了一圈，然后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。日光灯管闪了两下，亮起来了，白花花的光把整间屋子照得一览无余。
屋子不大。大概十几平米出头，放了一张单人床、一个简易衣柜、书桌、冰箱和洗衣机之后，剩下的过道只够一个人侧身走。床上的被子没有叠，还有几件没有收起来的衣服，乱七八糟的。
蓝色碎花被套洗得发白，枕头上方压着一只枕头，枕套是配套的。书桌上放着一台我大一时候用的笔记本电脑，屏幕合着，旁边是一盏小台灯，金属灯罩的漆面磨掉了大半。桌面擦得很干净，还有几本书立着。
墙角立着一个行李箱，拉杆缩进一半，轮子上沾着干涸的泥。
姚静站在屋子中间慢慢转了一圈。她看完床，看桌子，看衣柜，看墙角那只行李箱。然后她在床边坐下来，伸手按了按床垫——很薄，手指压下去就碰到了下面的木板。她把床单掀开一角看了看，床垫是那种最便宜的棕绷垫，表面一层薄棉，边角已经塌了。
我飘在姚静旁边。这间屋子我住了快一年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所有东西都熟，又都有点陌生。
姚静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走向书桌。她弯腰看了看桌面上那台电脑旁边扣着一只玻璃杯，杯壁上有一圈水垢。她把杯子拿起来转了转，放回原位。然后她拉开书桌的抽屉。
第一个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文具：几支黑色圆珠笔，笔帽都盖着；一盒回形针，大部分还在；一把剪刀，刀刃光洁；一卷透明胶带，边角卷了。都是些日常用的东西，摆放的位置和角度都带着我自己的习惯，每一件东西都待在它应该在的地方。姚静看了几秒，合上了抽屉。
第二个抽屉里是文件。她抽出来翻了翻：租房合同房租合同是去年秋天签的，一年期，房租每月一付，押一付一。
第三个抽屉拉开的时候她顿了一下。里面放着一只透明文件袋，袋口折了两折。她解开袋子，从里面抽出一沓纸，是最便宜的打印纸，有些已经泛了黄。最上面那张纸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字，字迹有点歪，写得很用力，像是在什么不平整的表面上垫着写的。她低头看了几行，翻到下一页，又翻了一页，一张一张翻过去，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把那一沓放在桌面上，低下头拿手背按了一下眼睛。
我飘过去看了看。那些纸上写的是每年攒了多少钱、花了多少钱，每个月工资发下来的日期和数目，每一笔大额支出的去向。有一页写的是“今年目标：攒够一万二，去新疆或香港。”那一页的日期是大前年。后面几页的“今年目标”变了又变，从新疆变成四川，从四川变成皖南，从皖南变成“随便哪里，能出去就行”，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今年六月，只写了一行字："今年升职了，终于能多攒一点了。"
姚静把那些纸重新装回文件袋里，拉链拉上了。她把文件袋放回抽屉的时候指腹在袋面上按了一瞬，然后合上抽屉。
周磊一直站在门口附近没进来。他在门框边上的墙靠了一下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安静地看着姚静在这间屋子里一件一件地翻看那些东西。她没有哭，只是偶尔动作顿一下，然后继续。他在旁边等着，偶尔跨一步帮忙抬一下重物或者把折好的衣服接过去。
她开始收拾。先收拾床上的被褥。被子叠好叠成方块，枕套拆下来叠整齐，和床单放在一起。床底下拉出两个收纳箱，打开来是几件换季的厚外套，都是灰黑色的，款式简单，领口袖口磨得发白，但折叠整齐。她一件一件叠好，放进一个纸箱里。
然后是衣柜。简易衣柜拉链拉开的时候卡了一下，她拽了两下才滑开。里面挂的衣服不多：几件短袖工服，两件衬衫，一件薄外套，一条牛仔裤。全部拿出来之后占了不到半张床面。她把那些衣服按照质地和颜色分类叠好，放进另一个纸箱。叠到那件薄外套的时候她停了一下，把外套举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——袖口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，边角磨得发白，但整体干净。
书桌下面的柜子里还有东西。她弯腰打开柜门，里面有一只纸箱，封口贴了胶带，胶带上写着几个字：不要的。她把胶带撕开，里面是几本旧书和一堆散落的笔记。旧书里面有几本言情小说，书页卷了边，封面都有些脱色了。她把其中一本拿起来翻了翻，里面夹着一张书签——一张过期的地铁票，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日期。她把地铁票重新夹回书里，把书放进纸箱。
纸箱底部还有一样东西。一只小铁盒，红色的，上面印着褪色的卡通图案，那种十几年前糖果店常见的包装盒。盒盖卡得很紧，她用了点力气才撬开。里面是一沓照片，全是老照片。我飘过去看了看，最上面那张是我小时候，四五岁的样子，穿着一条碎花裙子，站在一片麦田前面，咧着嘴笑。
姚静把那张照片抽出来看了好一会儿。她的手捏着照片的边缘，动作很轻。照片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，字迹歪歪扭扭，是小孩写的：小满五岁。笔划有粗有细，像是手劲不够，按着笔慢慢描出来的。姚静翻过来看了看背面，又翻回去看那张笑脸。缺了门牙的嘴咧着，那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不知道后来有那么多事要扛。
她没有把那沓照片放回铁盒里。她把铁盒盖上，整只放进了自己带来的帆布袋里。
屋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。被褥装进了一个大塑料袋，衣服装进了纸箱，书籍和杂物分别归类。姚静几乎没扔什么东西——除了卫生间里开了封的牙刷和用了一半的洗发水、厨房里过了期的调料，她把大多数东西都留下了，分类打包好。她说“这些带回去”，“这些寄回去”。周磊在旁边帮她把打包好的箱子往门口码，码整齐了靠在墙边，摞了三四层。
卫生间很小，只容一个人转身。洗手台上放着一只牙刷，已经用得刷毛炸开了，牙膏挤到扁扁的一条，卷了两次，卷得紧紧实实。毛巾挂在墙角的挂钩上，白底蓝边，洗得发硬，边角脱了线。她把这些都收进了袋子里。
厨房就更小了，其实就是门厅角落里隔出来的一小块，一个单眼灶，一个水槽，台面上放着半瓶酱油，一袋盐，一包挂面已经拆了封用皮筋扎着口。柜子里几个碗和盘子叠在一起，碗沿都有磕碰过的缺口，但洗得干干净净。
姚静把那些碗碟一个一个拿出来看了看，又放回去了。她放回去的动作比拿的时候慢。
最后她回到卧室，站在屋子中央又扫了一圈。床空了，衣柜空了，桌面空了，墙上光秃秃的。只剩那盏台灯还立在桌角，她过去把台灯线拔了，拿在手里掂了一下，放进最后一个纸箱。关灯之前她又看了一眼房间——从门口看过去，这间屋子跟姚静进来之前判若两样，但说不上是变空了还是变满了。那些属于日常生活的东西被收进纸箱和塑料袋里码在墙角，摞成一摞一摞的，像一座座小小的坟。
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抬手把灯关了。日光灯闪了最后一下，灭了。屋子重新暗下来，窗外对面楼的灰墙泛进一点稀薄的暮光，照在空荡荡的床板上。
周磊把门口那些纸箱摞了一下，找出一截绳子绑了绑。他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说：“这些寄回去的话，我现在在手机上下单？”
姚静说好。她站在走廊里，扶着门框，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暗下来的房间。她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是条消息提醒，我隔着几步的距离也能看清是未读消息的提示，但她没点开。她握着手机，收回了视线。
他们等了半个小时，快递小哥上门，将要寄的东西，全部寄了出去。
锁芯转了一圈。咔嗒。
她转身朝楼道里走了几步，周磊跟在后面，脚步放得轻，怕踩空了。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姚静忽然停下来，扶着墙站了一会儿。楼道窗户外面的光照在她侧脸上，把她的轮廓勾出一道细细的金色边线。她靠着墙站着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帆布鞋鞋尖，两只鞋并排着，鞋带系得不一样紧，左脚的松一些，右脚的紧一些。
周磊在后面隔了两级台阶站住了，他出伸出一只手来伸向姚静的肩膀，停了半秒，然后放下来了，没有碰到她。他站在她身后两级的台阶上，前面是她靠在墙边的背影，后面是暗下去的楼道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就那么站着。
姚静站了大概半分钟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直起腰来。她转过头朝周磊挤了一下嘴角——不算笑，只是嘴角提了一下又放回去——说：“走吧。”
周磊点了点头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往下走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。姚静走在前面，手里攥着那只红色铁盒，帆布袋的带子勒在她肩头，背带嵌进棉T恤的面料里，拉出一道浅浅的印子。
我飘在楼道窗外。隔着玻璃，我看见他们的影子在每一层的窗台上依次闪过，一前一后，从四楼到一楼，从暗处到亮处。到一楼的时候单元门开了，傍晚的光涌进来，把两个人的身形照得亮了一下，然后又暗了一截，融进外面那片橘色调的暮色里。
周磊接过姚静手里的帆布袋放进车后座，姚静拉开副驾坐了进去。车子发动，尾灯亮起来，在暮色里拖出两道细长的红痕，沿着窄巷子往外开去。我在车顶上跟着飘。风从四面灌过来，把我的身体吹得更薄了一些。
车窗半开着，姚静侧头靠着窗沿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她时不时转头去看一眼。周磊开着车，只偶尔侧过头去看她。
车子穿过窄巷，拐上主路，汇进傍晚的车流。路灯亮起来了，一行接一行地往后掠去，橘黄色的光球在暮色里排成两排，像一串串被拉长的珠子。车窗外面的城市开始亮灯了，高楼里的窗格一个一个地亮起来，像有人在一面巨大的黑板上慢慢画上密密麻麻的亮色格子。那些灯光温暖又遥远，每一格后面都有人在生活。
我活着的时候每天傍晚从地铁站出来走回这间屋子，路过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时总会想，这里面的人在过什么样的日子。他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每月的工资一到账就要先划出去一笔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攒了两年钱只够出去玩两次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躺在十平米的房间里，盯着天花板想象自己将来有钱了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
我也不知道答案。现在也没必要知道了。我现在飘在车顶外面，风把我变得越来越薄，像一块冰在暖气片上慢慢化开。我的手指已经快散完了，只剩半截手掌和一点模糊的腕部轮廓。胸口的形状也开始变形，边缘发散，跟四周的暮色融在一起，界线越来越模糊。
车子在某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姚静手机又亮了。她低头看了一眼，是条消息。我隔得远没看清内容，但看见她看完之后把手机举到嘴边，按了语音键，说了一句：“在回南京的路上了，他还在，你别担心。”
绿灯亮了。车子重新动起来。车顶上的风越来越大了，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打着旋穿过我越来越淡的身体。我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那个缺口，边缘正在扩散，像烟在空气里慢慢散开，越散越淡，越散越远。
天彻底黑了。路灯全亮了
我还悬浮在这片夜色里。身体又薄了一层，像一片被夜风摊开的蝉翼，透明的，微微发着冷光。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。还剩大半个人形，但边角模糊，像一幅被水洇湿的画。胸口正中有一块已经彻底透明了，风从那里穿过去，带着凉意。
我翻了个身。面朝天空，看着上面那片暗沉沉的、被城市灯光映成灰橘色的天幕。天上没有星星，只有一架飞机远远飞过，尾灯一闪一闪的，从东往西，慢慢走远了。
我也在慢慢走远。我自己感觉得到。我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地拆散，从四肢末端往中心收拢，像有人在扯一匹旧布，从四个角同时发力，布料从边缘开始一根一根地脱线。
姚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旁边坐着周磊，她到南京之后会发一条消息给我——当然没人能接收了。她大概还是会在对话框里打几行字，就像我以前每次到站都会给她发一条“到了”一样。我们俩之间这个习惯维持了好几年，不管谁出远门，到站了总是要跟对方说一声的。她大概会记得这个习惯，哪怕没有人看了，她还是会打。打了之后不发送，或者发送了，落在那个不会再有新消息提醒的对话框里，石沉大海。
那间十平米的屋子现在空了。门锁了。桌上的台灯收走了，床上的被褥叠好装进袋子里了，衣柜里的工服取走了，那只红色铁盒现在在姚静身边。剩下的就只有墙上那面空钉子和地板上几道压痕——床脚压出来的，桌腿压出来的，椅子腿压出来的。几道浅浅的凹痕，在灰白色的地砖上排成几行，那是这间屋子里曾经有人生活的证据。
我飘在高铁站上方的夜空里，看着底下那片越来越远的、闪着万家灯火的城市。身体越来越薄了，薄到我低头的时候几乎已经看不出自己的轮廓。只剩下一个模糊的人形，像玻璃上最后一点水汽，再过几分钟就要彻底干了。
风又吹过来。这一次它的力度比之前大了些，从西边来，灌满了我越来越空的胸腹。我张开胳膊，让风从身体中间穿过去，凉丝丝的，不冷。
我在想，姚静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会想什么呢。她看到五岁的我站在麦田前面咧着嘴笑的时候，会不会把那天的阳光、那阵风、那些她从未见过的场景也想象出来。她大概会想，原来她也有过这种时候。原来元满也曾经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不欠，什么都不用还。
我也很久没看见过那张照片了。那只铁盒放在书桌下面那个柜子里，塞在最底层，压在一摞旧书下面。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。我以为那些东西早就弄丢了，搬到上海之后就没再打开过，里面有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。那天姚静打开的时候我才想起来——原来我还留着这些。
天空中那架飞机已经飞远了，尾灯缩成一个小亮点，渐渐融进天际线那片灰暗的颜色里。我还在飘着。风还在吹。我变得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薄，像一片在夜色里慢慢融化的、半透明的纸。
底下不知道是谁家放起了烟花。砰的一声，一朵红色的在远处炸开，照亮了一小片夜空，又暗下去了。又隔了一会儿，又是一朵，金色的，碎成很多小点慢慢往下落。
那些烟花的碎屑在空中闪了一下就不见了。像人一样，亮一下，灭了，就没了。区别是烟花亮过之后还有人记得它亮过，人没了之后大概过不了多久就没人记得了。
我妈记得我存不住钱，我爸记得我不够听话，元勋记得我偶尔会唠叨他。姚静记得我攒了好几年钱只出去玩过两次，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大概就只剩下那些翻来覆去被说错的事，和一些被人渐渐模糊了的、越来越淡的细节。
我面朝下趴在风里。底下那片城市还在亮着，万家灯火从脚下铺展到天边，密密麻麻的，像一张巨大的金色网。每一格亮光后面都有人在过日子，有人在吃晚饭，有人在吵架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笑。我也曾经是其中一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