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纪青松，取自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
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
我妈说，给我取这个名字，是希望我这辈子像竹子一样，根扎在石头缝里，风再大也吹不倒。
五岁那年，家里来了三个男人。
他们进门的时候没敲门，是踹开的。木门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，碎屑簌簌往下掉。母亲从厨房冲出来，手里还攥着锅铲，看见那几个人脸上的表情，腿一下子就软了，但还是顶在那没有后退，因为我在屋子里。
“你男人欠了我们二十万，说好上个月还，人呢？”
母亲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爸爸跑了。拿着借来的钱，跑得干干净净，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带。
那三个男人没找到人，砸了家里能砸的所有东西。电视机、暖水瓶、茶几上的玻璃板，碎片溅了一地。母亲把我死死搂在怀里，用她的后背挡住了那些飞溅的碎渣。
碎玻璃扎进她胳膊的时候，她一声都没吭。
我那时候太小了，只知道哭。
一个月后，爸爸的尸体在邻市的一条臭水沟里被发现了。
法医说是钝器击打头部致死。没人去认领。母亲是最后去的那个人。她在太平间门口站了十分钟，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那扇门。她委托了一个远房亲戚去办手续，火化那天，她也没去。
“他死了。”母亲回来的时候只说了这三个字，脸上很平静，什么表情都没有。
我那时候不懂，为什么她不难过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因为眼泪早在无数个等不到人的深夜里流干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两件事：上学，和活着。
母亲开始同时打三份工。白天在服装厂踩缝纫机，晚上去饭店洗碗，周末还要去商场做保洁。我放学后就在服装厂的仓库里写作业，空气里弥漫着布料和机油的味道，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似乎永远不会停歇。
我在那个仓库里写完了一本又一本练习册。
缝纫机的噪音盖不住隔壁工人阿姨的闲聊。她们有时候会说起我妈：“那个女的，一个人带个孩子，老公跑了还欠一屁股债，也不知道图什么。”
我妈听见了，从来不说话，只是把缝纫机踩得更快。
我学习成绩很好，好到班主任专门来家访。她坐在那张被砸过又修好的木沙发上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环顾了一圈我们那个家徒四壁的房子，最后对我妈说：“这孩子是个考重点大学的料。”
母亲坐在对面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油污。她没有犹豫，说：“能读多高，我就供她多高。”
班主任走后，母亲干活干得更加卖力了。
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，学费全免，还有生活补助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母亲破天荒地买了一只烤鸭。两个人坐在那张旧桌子前，一人一半。母亲没怎么吃，把自己那份鸭腿夹到了我碗里。
“妈，你吃。”我说。
“妈不爱吃这个。”母亲别过头去。
我没再推让。我低着头把那只鸭腿吃完了，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碗里，和着米饭一起咽了下去。
那只鸭腿味道很好，即使后来我品尝过许许多多的美食，都没有那只鸭腿好吃。
高二那年，母亲在服装厂加班到凌晨两点，缝纫机的针扎穿了她的食指。她自己拿碘伏冲了冲，用创可贴缠了两圈，第二天照常去上班。
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是三天后了。我掰开母亲的手看了一眼，食指肿得像一根胡萝卜，创可贴下面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，黄白色的脓液从创可贴边缘渗出来。
“去医务室看一下。”我说。
“不用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我没再说话。我回到房间，关上门，坐在床沿上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一声都没吭。
枕头湿了一大片。
那天晚上，我确定了我的人生目标：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。
我想让我妈从那台缝纫机前面站起来，再也不需要回头。
……
……
……
……
许多年过去了。
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落叶。
病房在二楼。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正在一片一片往下掉，打着旋，慢悠悠地落下去，最后停在不知道哪个角落。
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落在自己手上。
七十三岁的手。骨节突出，皮肤松弛，手背上散落着几块淡褐色的老年斑。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这是我做交易员的时候养成的习惯，敲键盘要利索，指甲不能长。
这只手曾经一天敲过几千次键盘，曾经在交易软件上点下过几千万的买单，曾经签过上百份合同，也曾经在深夜握着一杯凉透了的咖啡，独自盯着屏幕等待大洋彼岸的开盘铃响。
我现在用这只手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，发现自己在抖。
身体里所有的零件都在提醒我：该休息了。
可我忽然发现，我不知道怎么休息。
我这一辈子，没有休息过一天。
我忽然看清了自己一生的全貌，从五岁那年的那扇被踹开的门，到七十三岁这间只有输液管在滴答作响的病房，这六十八年，我一直在赢。
十九岁那年，我拿着暑假打工攒下的五千块钱冲进股市。那时候我连K线图都看不太懂，但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恶补的相关知识，对一家公司进行了详细的分析，我确定，它会涨，很明显的涨。
然后我买入了。
一周后，我赚了百分之十二。
那是我的第一桶金。
二十岁，我赚到了学费。
我把大二那年所有操作赚到的钱加在一起，刚好够交最后一年的学费。我把钱从账户里取出来的那天，在ATM机前站了很久。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一笔钱，虽然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。
二十二岁，我赢下了投行的offer。
面试那天，坐在我对面的男人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为什么想做投行？”
我说：“因为我需要钱。”
他没笑。他看着我的简历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你是第一个在这个房间里说实话的人。”
三十二岁，我成为了投行最年轻的副总裁。
那一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。不大，两室一厅，但客厅朝南，阳光能照进来。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阳光从窗户洒进来，在地板上铺了一片金色。
我拿出手机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
“妈，我买房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然后我妈说：“够了。够了。不用再拼了。”
我没听她的。
四十岁，我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基金公司。
四十五岁，我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，成为金融界的一代传奇。
媒体来采访我，标题写的是《从寒门到豪门：她如何用二十五年改写命运》。
我把那期杂志寄给我妈。我妈打电话来说：“我看不懂这些。”
可我这一生，有太多事情来不及想了。
来不及想母亲在太平间门口站了十分钟最终还是没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她是在恨他，还是在原谅他？
来不及想那个在图书馆占了一个学期座位的男生，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现，把书包放在我常坐的那个位置旁边，然后去接水。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。后来他去了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跟别人说起过那个在图书馆坐到闭馆铃响的女生？
来不及想那个大学教授问我的问题。《金融伦理》课的教授姓周，头发花白，上课喜欢站着。他曾问我：“纪青松，你除了赚钱，还想做什么？”
我当时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赚钱还不够吗？”
周教授没再说话，只是笑了笑，走开了。
五十年后的今天，我躺在病床上，终于听懂了他想问什么。
我把自己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丫头，变成了一棵让所有人都仰望的参天大树。
可我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。
我没有看过黄山的日出。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写黄山日出的文章，我当时想，等我赚够了钱就去看。后来钱赚够了，但日程表永远排满了。黄山日出要等，要在山顶住一晚，我没有这个时间。
我没有听过海边的浪声。我出差去过很多有海的城市，香港、新加坡、纽约、悉尼，但我从来没有在海边多停留过一个下午。行程永远精确到分钟，下了车就是会议室，开完会就是机场。
我没有在大漠里等过一场日落。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漫无目的地逛过街。没有因为一家路边小店的食物太好吃而专门再去一次。没有因为某个地方的风景太美而多停留一天。
我从来不会多停留。
我的行程永远精确到分钟，我的时间永远有明确的用途。
妈妈走的那天，我在纽约。时差十二个小时。等我坐上飞机赶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走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。
我跪在她的床前，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指缝里没有了泥沙，摸起来还是很粗糙，但已经没有温度了。
床头还放着那本杂志。封面已经卷了边，页角被翻得起了毛边。她翻了很多遍。
但她其实不认字。
我缓缓闭上眼，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落，落在枕头上。
耳边传来“滴滴滴滴”声，纷乱的脚步声，哭泣，呼喊。
声音越来越远。
我想，我这一生，都没有活明白。
作者有话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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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8章 与命运对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