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从不会因为谁的离去而放慢脚步。
两个月像一本被快速翻过的书，页脚起皱，字迹模糊。
夕望的生活恢复了某种表面上的节奏：上课，写论文，每周和编辑开一次线上会，讨论新书的宣传方案。她甚至开始写新的小说——一个关于记忆修复师的故事。
“这个设定很有意思，”编辑在电话里兴奋地说，“特别适合做影视改编。你要不要加快进度？平台那边在问后续合作了。”
夕望对着电脑屏幕“嗯”了一声，眼睛却看着窗外。
九月的A市，梧桐叶开始泛黄，但暑气还没完全退去。她的书桌上堆着《勿念》的销售数据、读者来信，还有一封来自某个文学奖的入围通知。
一切都很好。比很好还要好。
只是偶尔，在深夜改稿的间隙，她会突然停下来，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想起那个名字。
江励。
夕父偶尔会跟夕望提起。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，赔偿程序在走，肇事方保险公司在扯皮。江励暂时住在姑姑家，但好像关系不太好。学校那边办了休学手续。
“那孩子不愿意来A市，”有一次夕望给夕父夕母打视频电话，“老家的亲戚想接他回去，他也不愿意。就一个人待在C市。”
一旁的夕母叹气：“才十六岁，以后怎么办。”
夕望没有说话。她往嘴里送了一勺汤，尝不出味道。
后来她试着在网上搜索过江励的名字。很常见的名字，搜索结果里没有能对上的。她甚至点开过C市一中的官网，在学生活动照片里试图寻找一张可能的脸。当然没有找到。
这很荒唐。她对自己说。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
一颗石子在湖面泛起涟漪，涟漪散了，可石子还在湖底。
——
周六上午，阳光透过窗帘，落在夕望的脸上，她皱了皱眉，翻了个身
比起晴天，她还是喜欢细雨蒙蒙的阴天，好睡。
直到阳光强烈的让她不得不睁开眼睛起床，拖着空壳让自己去洗漱，她才感觉神志回来一些了。
好吧，牛马就是牛马...
夕望认命的拉开椅子，打开电脑。继续重写她小说里的第三章：主角接到了最棘手的委托——修复一个孩子关于车祸的记忆。
她写得很艰难，删除键比回车键用得更多。
手机在桌上震动时，她吓了一跳。屏幕显示：陌生号码，归属地C市。
心脏莫名地快跳了一拍。
她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三秒，接通：“喂？”
对面先是电流的沙沙声，然后是很轻的呼吸声。背景很安静，安静得不正常。
“请问……”是个少年的声音，低哑，紧绷，“是夕望……女士吗？”
那个称呼被他念得很生涩，像在念一句不熟悉的外语。
“我是。”夕望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“你是？”
“江励。”对方说，然后迅速补充，“江国栋的儿子。夕叔叔说……如果学习上有问题，可以找你。”
学习？夕望挑了挑眉。
毕竟前几天她刚从夕父那里听说这孩子辍学的事...
“你说。”夕望并没有拆穿他。
又是一段沉默。长得让夕望以为信号断了。
“不是学习的事。”江励终于说，语速很快，像在背诵准备好的台词，
“我需要律师。关于我爸妈的案子。赔偿那边……有些问题。姑姑说她不懂，让我自己处理。”
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夕望闭上眼睛。窗玻璃映出她的脸，还有身后房间里暖黄的灯光。四百公里外，一个少年在黑暗中对着一部手机，说出“自己处理”四个字。
“你慢慢说。”她坐回椅子上，抽过一张纸，“具体是什么情况？”
江励的描述条理清晰得令人心惊。肇事方公司想压低赔偿金，保险公司在推诿责任，有个亲戚建议他接受调解方案，“拿一笔钱算了”。但他看过事故责任认定书，觉得不对劲。
“货车的行车记录仪数据不全，”他说，“交警报告里写的是‘设备故障’，但同一辆车三个月前的年检记录显示一切正常。而且司机所属的运输公司，上个月刚发生过类似的疲劳驾驶事故。”
夕望飞快地记录着关键词。她的字迹因为用力而有些潦草。
“你咨询过律师吗？”
“咨询过一个。”江励的声音低下去，“他说我这个情况……未成年人，没有监护人，官司很难打。而且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费用很高。”
最后四个字说得很轻，但夕望听出了里面的重量。一个十六岁少年需要计算诉讼费用的重量。
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她问。
“姑姑家。但她下个月要搬去外地了。”江励说得很平淡，像在说明天的天气预报。之后电话那头就陷入沉默，但后面的事江励不说，夕望大致也能猜到。
小孩子，要无家可归了...
“把你地址告诉我”
——
江励生怕电话那头反悔，快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完，郑重的说了声谢谢，挂了电话。
他怕遭到拒绝，所以连为什么帮我都不敢问，匆匆把手机放回桌子上。
那是姑姑的手机，他只敢偷偷打。
手心里写着电话的纸条裹满了汗水，江励握紧了手，在心里祈祷着事情的顺利。
——
接下来的三天，夕望活得像一部法律数据库。
她通过父亲的关系联系了两位专攻交通赔偿案的律师，把江励说的情况转述给他们。一位律师直接表示“未成年人案件太麻烦”，委婉推脱了。另一位姓陈的律师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行车记录仪的数据问题很关键，”陈律师在电话里说，“如果能证明不是单纯故障，而是人为删除或破坏，案件性质就不同了。但取证难度很大，需要交警部门配合重新调查。”
“可能性有多大？”夕望问。
“说实话，不大。除非有明确的证据指向，或者……有媒体关注施加压力。”陈律师顿了顿，“夕小姐，你和这孩子是什么关系？”
这个问题三天内被问了第四次。夕望已经准备好了答案：
“是我父亲好朋友的孩子”
“那你要有心理准备。这种案子耗时耗力，结果还不一定理想。而且孩子未成年的身份会让一切程序更复杂。他还有其他监护人吗？”
“远房亲戚，但似乎不愿介入太深。”
陈律师叹了口气：“那我建议，如果有相对合理的调解方案，其实可以考虑接受。法律是公平的，但过程本身对受害者家属是二次伤害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夕望坐在书桌前发呆。电脑屏幕上还是那篇关于记忆修复师的小说。主人公正面临道德困境：如果修改记忆能让客户获得幸福，但代价是掩盖真相，她该怎么做？
现实没有这种超能力。现实只有行车记录仪、保险条款、赔偿金额，和一个在电话里说“我自己处理”的十六岁少年。
——
周六上午，她收到了陈律师的详细邮件。附件里是初步的法律分析，还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江励补充信息。邮件的最后一句是：“如果决定正式委托，需要法定监护人的签字。目前的情况，可能需要向法院申请指定临时监护人。”
夕望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法定监护人。临时监护人。
江励在电话里说他姑姑下个月要搬走了。那他要去哪里？回农村老家？还是继续一个人留在C市？
鼠标点在回复键上，她开始打字。
“陈律师，谢谢您的分析。我下周会去一趟C市，当面和江励沟通所有细节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您是否愿意同行？费用方面我来承担。”
发送之前，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在最后加上一句：
“这件事对我很重要。”
点击发送。邮件飞向四百公里外。
周日下午，她开始收拾行李。简单的换洗衣物，笔记本电脑，充电器，还有那本《勿念》的样书。
其实江励打电话来的那天，夕望问过自己，为什么要管这孩子的事。
这个问题很合理。
因为他是爸爸朋友的儿子？还是因为父亲言语中透露出来的关心所以她做不到袖手旁观吗？
好像夕望的内心还有一个声音说，两个月前，这孩子的世界崩塌时，她正在聚光灯下签自己的名字。那种荒谬的对比，还有她在书的最后写的让自己有些羞愧的话，让她觉得自己欠了什么。
当天，陈律师回复了邮件，同意周一同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