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年代，**曾经写过巜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。九十年代，由于个人性格，个人天赋和个人努力的完全不同，社会再次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分层。除了大集体大锅饭时期以外，无可避免。
第一层就是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。他们要么在象牙塔，要么在深墙大院，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到。媒体人也算，他们只在电视里和报纸上。他们迎来了春天，很忙。
一出现在人群之中，举手投足，就像鹤立鸡群，掩藏不住。他们的收入未必有多高，但是福利好，知识多，气质好，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他们也基本上都是自我约束的道德楷模，向上生长。他们连瞟都不会去瞟一眼那些地摊货，地摊书和歪录像。他们的头脑，他们的精神世界，被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，填得满满的。
以前读古代经典，现在学贯中西，他们享受到了改革的最大的精神成果。路过那些地方，他们绝对不会停留半秒，更不会去好奇，想去知道。出格的比例极少极少，都成了新闻。
新闻，本来就是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。
第二层就是商人阶层。他们嗅觉灵敏，勤奋努力，抓住机遇，享受到了改革的最大的物质成果，财富暴增。而他们文化水平却非常有限，除了法律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们。
他们的物质享受最好的，他们的精神享受最差的。正如冼锐所说:“现在的社会就这样，有钱就进卡拉OK，就去酒吧。你在一串红干了那么久，你又不是没有看到。”陷入其中而不自知。
很多人甚至还洋洋得意，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，终于跑羸了全国。终于摆脱了贫困，终于可以高人一等。
第三层是工人阶层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生活多年，基本上分得清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。
只要钱足够，物质要好的，精神也要好的。他们会买国产名牌，也想买外国名牌，会买新华书店的正版书。
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不少，但是工资所能够购买的物质却不够多，书也读不太懂。为什么不像商人一样用好一点，像知识分子一样读好一点，说不定哪一天子孙后代就成了呢？
但是如果名牌出现了歪货，书店打起了擦边球，他们就未必分得清楚了。
有单位约束，有亲朋好友的约束，自身性格也保守。他们也没有那个胆，去做出什么出格的行动。
一般的知识分子，属于工人阶层。
第四层是农民阶层。老一辈人在故乡劳动，新一代进城打工。在物质上他们节衣缩食，在精神上他们只舍得看三元五元的通宵录相和便宜的地摊书，只求能够存钱回老家。
他们以为他们进入了城市，城市就是那样花里胡哨的，如果不看，简直是太土了。先进城的老乡，都是这样说的，也都是这样做的。他们并不知道，那可不是城市，而仅仅只是城市的边缘。
再说，他们的父母生于五十年代，认识几个字，但是也就只认识那几个字。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会赶集算账记帐。
他们自己，很多也都只是乡镇中学的初中毕业，实在是欣赏不来那些高大上的东西。还是地摊文学最懂他们，用最简单的文字，描写了他们最原始的冲动。
它就是人还没有和动物严格区别开来的两大本能：黄色与暴力。他们被城市里的人嘲笑，只有它，没有嘲笑他。只有它，能够容纳他。
第五层是社会闲杂人员。他们的父母就混得不够好，在城市里打零工。
到了他们这一代，宁愿被爹妈打断腿，也不愿意再去吃苦耐劳打零工。他们连初中都是混的，如果能读高中，工作就要好很多。
同样，也只有录像厅歌舞厅能够容下他们，并且花钱很少。钱虽然没有，但是他们有的是大把的时间耗在那里，寄生在那里。
那里比家里的打骂更温暖，比家里的狭窄更宽敞，比家里的冷清更热闹好玩。他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很长很长，吃在那里，睡在那里，只有需要洗澡换衣服了才回去。
遇到机灵的，老板会包吃住，给点零花钱，以极低的成本让他们去跑跑腿。
他们以为的神仙日子，实际上却是燃烧自己的青春。它就是年轻人的光阴和年轻人的体力，眀明比金子宝贵，却被如此贬值。一生只有一次。
这几种阶层，虽然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。却在九十年代的巨变之中，肉眼可见地相差越来越大，愈走愈远。工业化使人们能够上天入地，因此，有的人在天上摘星星，而有的人在地下采煤。
第四第五层还能够理解，他们还有一点点是被迫堕落。最不可理喻的是商人，明明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财富，却自甘堕落。
“凡事有果必有因”，恐怕是因为他们也和她一样，文化水平还不够高，以为世界是混沌的，分不太清楚。他们以为，这些都是城市，这些就是城市的一部分。却并不知道，城市是有分界线的。这些就只是，城市的边缘。
另外，这也是自古以来，以皇帝为首的官场商场，但凡有几个钱的男人的，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。
因为他，一旦养成这样的堕落，一旦养成这样的麻醉，就等同于被掏空了意志与身体，就更容易被皇权与威权所控制。女性也更容易被男性所控制。
难道，每次都赏功臣一片土，一匹山，以助长他的野心吗？不如赏两个美女，两杯美酒，来得容易。
即便是皇帝自己，头脑清醒的，也屈指可数。
在男权社会里，不但男性把女性当物品，甚至是女性自己，为了生存，也把自己当物品。这是千年的陋习，这是千年的老污垢，要铲除，不容易。人类的返祖现象使男性勇于实干，野蛮生长，而女性却从小被规训，过于胆小。
如果说女性有第二性，一个是生物性，是生来就成为了女性。另一个则是被塑造出来的社会性，符合社会要求的女性，是被约束的。那么男性也是，抽烟喝酒打架，以及很多严重有损健康，甚至是折寿的行为，却被认同为“男子汉气概”。如果不去跟风照做，就会被嘲笑，被排斥。
他们看不到遥远的精英，他们不可能把他们当做旗帜。甚至是正规的工人阶层，他们都不太接触得到。他们更多地与同行和农民打工者，还有社会闲杂人员打交道。有些事情，他们也喜欢花个三瓜两枣，找社会人员去跑跑腿。
为了降低成本，他们的订单都交给与他们同样精打细算的民企私企。那里的农民工，眼睛里只有吃饭，哪里有心情问茶问山洞？
因此，当她对他说:“没想到我这么浅啊，连听人说话也听不懂了。”的时候，冼锐对她说的是“不是你太浅了，而是你太深沉了。”她还以为他被她所气昏了头，自相矛盾，逻辑混乱。
原来，外面的世界，确实是如此。
周胖子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因此，他嘲笑她说自己打工是为了体验生活。他可不是故意的，农民工挣的是血汗钱，老板挣的是劳累钱。他那是真的明白不了她。
在冼锐眼里，因为财大气粗，把来西昌一次叫做“专程”。而在她和她同学眼里，却是：“专程？又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行。”《新闻联播》里面每天所播的，就是国家领导人专程去了某地，见了某人。
他们的父母是国企职工，是在七十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前，就最早被国家精心挑选上的那一批人。是他们同龄人之中的佼佼者，有不错的工资，有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福利。
他们所感受到的尊严和尊重，使他们能够昂首挺胸地活着。出于礼貌，他们不会看不起别人。环顾四周，也从来没有人敢小看他们。即便是领导，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，从来不会对他们表露出傲慢和高人一等。
他们以为他们这一辈子，从二十岁到六十岁，身价也是上百万的。任何时候都是物以稀为贵，二十多年以前珍贵的，现在已经不再珍贵。只是时代捉弄人。
并且，实体经济虽然发展起来了，第一第二产业，工业和农业虽然发展起来了，物质文明建设虽然发展起来了。但是第三产业，服务业和文化业，但是精神文明建设，却总是要迟来一步，却还没有发展起来。
但是社会却还没有发展到，有很多很多的健康的消费的时候。整个社会，都还在现代化的草创阶段。
在历史的这一特殊时期，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，而工业社会的文明却又还没有进入正轨，还没有成熟。因此这一特殊时期的道德松弛，与其说是社会败坏的征兆，不如说是处于一种痛苦而又可喜可贺的转变过程之中的一种状态。
他们的钱包鼓了，他们的钱包除了吃喝玩乐之外，却无处可去。更何况，既然挣的是劳累钱，那就更有要去享受的冲动。更何况，既然是一夜暴富，那就也可能一夜返贫。
难怪，他理解不了她，她也理解不了他。
他的大学学历，在他的生意和生活之中，也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。顶多就仅仅只是一个名头，让人仰慕仰慕。而已！
那个年代的老板，除了做外贸需要说外语以外，哪里用得上学历？只有要到了以后，他自己的事业，而不仅仅只是生意。发展壮大了，社会也要升级了，方才用上了。
她曾经问过他，他是否用到了他在大学里所学到的法律知识？他回答说“没有”。他靠的全是人情世故，靠的全是用人情世故讨郗经理，老广，甚至是周哥和胖子的喜欢。
一是法律还不够健全，二是他自己就把事情解决好了。
即便如此，他仍然具备了很多关于一个律师的基本素养。他成为了一个代理商，一个理想的中介者，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，都能够适当地妥协。一个最高级的实用主义者，一个冷静地面对争端，一个精准地把握时机的积极进取者。
自从人类产生以来，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迁，可是却从未像这十几年这样，渗杂了巨大的物质诱惑。社会变迁有时是蓄意的，但多数都是无意的。
比如，汽车厂家只是想换一种方式赚钱，赚更多的钱。人们只是想出行更方便，走得更远，去看更大的世界。谁能想到，因为人们越走越远，导致家庭越来越小，城市越来越大，农村越来越留不住人，甚至还影响了环境，还发生了不少的车祸呢？
只有知识分子是绝对自律的。工人阶层基本自律，以及被组织和亲朋好友他律。
农民阶层，老一代很传统。新一代，说不准。其他两个阶层，商人和社会闲杂人员，一律在摇摆。都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在繁荣昌盛的时代，怎样去平静地，平和地生活。
大量的人们离开土地，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。离开家庭家族与集体主义的约束，在城市里既自由，又举目无亲。因此，他们渴望在陌生的城市里有人疼有人爱。即便是相貌平平，能力平平，也渴望爱情，也渴望仗剑走天涯，能在这崭新的世界上闯出一片天地。
然而，因为所知有限，这片天地又是宏大与模糊的，不知细枝末节，无从下手。艳俗小说，歪录相，通俗小说，言情小说，武侠小说，恰好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，给予了他们想像的空间，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籍。这是时代的呼唤，学生及其他人群，也统统都在赶潮。
而冼锐每天目之所及的，每天打交道的，却是他们。
怨不得他的困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