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母去珠三角后，并没有立刻回来，似乎在那里暂时找到了活计。
阿福在姑姑家读完二年级第一学期，实在待不住了。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和对奶奶的思念，让他哭着闹着要回来。最终，余建国同意了阿福转学回村里。
但余建国自己并没有回来。
于是，二年级下学期，阿福转学回来，又和我成了同班同学。然而，他回到自己那座空无一人的、冰冷的老屋。
他和奶奶重新相依为命。
妹妹则依然留在江西外婆家，关于她“拉肚子，越来越瘦”的消息，像远处天际不时滚过的闷雷。
为了维持生计，余建国夫妻必须在那边继续干活。联系的主要方式，是写信。余建国的信里总是那几句重复的叮嘱。阿福会把信给我看，然后学着回信，贴上邮票，投进村口那个油漆斑驳的绿色邮筒。
比信更珍贵的，是极少数的电话。需要余建国提前算好时间，打到附近有电话的一户远房亲戚家。那亲戚家的电话是一台红色的电话机，那电话珍贵着哩，平日里都是用一块绣着好看花边的布盖着。
通话时间多半约在周六或周日的中午。放学一听到会打电话来，阿福前一晚就会睡不踏实。第二天，他总是催着奶奶早早做好午饭，自己匆匆扒拉几口，甚至吃不下去。然后，换上最干净的衣服，脸和手洗得发亮，提前到亲戚家等候。坐在堂屋的板凳上，眼睛不时瞟向那台红色的、沉默的电话机。
“叮铃铃——！”
铃声骤然炸响，他整个人像被电击般一震。亲戚接起，然后转头喊：“阿福！快来！你爸电话！”
他几乎是扑过去的，双手捧起那沉甸甸的听筒，紧紧贴住耳朵，用力到指关节都发白。“喂？爸？”声音因紧张而变调。
那头传来模糊的、夹杂着刺啦电流杂音的男声。
对话总是简短、急促、重复。他几乎不说完整的句子，只用一连串短促的“嗯”、“好”、“知道”来应答，小脑袋随着话语不自觉地一点一点。宝贵的通话时间，通常只有两三分钟，便会在忙音中结束。
他慢慢放下听筒，塑料外壳上留下了汗湿的手印。站在那里，他会有一瞬的失神，眼神空洞。
这根细细的、昂贵的、时断时续的电话线，就是他在那段飘摇不定、继寄人篱下的生活后，能抓住的最实在、最珍贵的“风筝线”。
他最盼着是一家人最终能团圆团聚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