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沈其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那间铺子。
她照常去周太太家打牌，照常一个人吃饭，照常在他晚归的时候闭着眼睛装睡。但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她走在街上的时候，会不由自主地打量那些开着的店——米店怎么堆货，烟纸店怎么收银，那间女子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什么款式的衣服。
她也去看过那间铺子。去了三次。
第一次是白天，她站在马路对面，假装等人。铺子关着门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出里面有多大。她站了一刻钟，走了。
第二次是傍晚，铺子隔壁的米店正在收摊。她走过去跟米店老板娘搭话，问这附近有没有裁缝铺。老板娘指了指那间铺子，说原来就是间裁缝铺，老板是苏北人，手艺不错，但客人少，撑不下去了，上个月贴了招租。
“要顶吗？”老板娘打量她一眼，“你是——”
“随便问问。”沈其华说。
第三次，她推开了那扇门。
铺子的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姓钱，操着一口宁波话。他上上下下地打量她，似乎不确定这个穿着体面的年轻太太是真的想做生意，还是闲得无聊找事做。
沈其华也不解释。她只是安安静静地把铺子里外看了一遍。铺子不大，前面是店面，后面有个小隔间，可以放一张裁衣的案板。角落里有一道窄窄的楼梯，通往上面的阁楼，大概能放些布料。墙上糊着旧报纸，地面是水泥的，有些地方裂了缝。空气里有股霉味，混着淡淡的樟脑气息。
但她站在那个灰尘弥漫的空间里，忽然觉得呼吸顺畅了。
这跟顾公馆不一样。顾公馆的一切都是精美的、完备的、不需要她做任何改变的。但那间铺子不同。它是一个粗糙的、空荡荡的、等待被填满的容器。
而填满它的人，可以是她。
“这间铺子，每月顶费多少？”她问。
钱先生报了个数字。不高不低。沈其华没还价，只是说：“我回去想想。”
她走在回去的路上，心里那本账已经在一笔一笔地算起来了。顶费、装修、雇人、进货——她的积蓄大概刚好够。但如果生意不好，撑不过三个月。
三个月。她想，先撑三个月看看。实在不行，就当这些钱打了水漂。
晚饭的时候，她开了口。
顾清严正在喝汤。她等他把汤喝完，才说：“我想顶间铺子。”
他的筷子顿了顿。很短的一瞬，几乎看不出来。
“什么铺子？”
“成衣铺。在霞飞路上，原来的老板做不下去了，要出顶。”
他放下筷子，端起茶杯。她注意到他喝茶的姿势很讲究，三根手指握着杯沿，无名指和小指微微翘起。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，规矩刻进了骨头里。
“家里是少了你的吃穿吗？”他问。
他的语气很平，像是真的在询问。但她听得出那背后的意思：你的日子还不够好吗？你还要什么？
沈其华看着他。他的眼睛很黑，很深，像冬天的湖水，看不见底。她嫁给他三年，从来没有跟他红过脸，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个“不”字。她像一个被安放在玻璃罩里的蝴蝶标本，安静、体面，符合所有人对一个顾太太的期待。
但现在她想自己扇一扇翅膀。
“家里什么都有，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也是平的，“但别人的东西，终究是别人的。”
这句话说出来，两个人之间安静了一瞬。秦妈在厨房里洗碗，水声哗哗的，隔着门传过来，有点远。
顾清严看着她，她也看着他。这是她第一次，没有在他面前垂下眼睛。
他的表情没有变。但她的直觉告诉她，他听懂了。他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什么——他提供吃穿，她提供体面。他们是一个合股公司，他是大股东，她是小股东。她的吃穿用度，都是他出的资。
她不是他的妻子，是他的租客。
他把茶杯放下，说：“你要开就开吧。”
没有争吵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追问。他的态度像在批准一个不太重要的预算。
夜里，沈其华躺在床上，想，他大概是觉得她闹着玩的。开一间小店，打发打发时间，做不下去就回家，继续做她的顾太太。这样也好。她不在乎他怎么想。她在乎的只是，明天可以去找钱先生签合同了。
她翻了个身，面向窗外。窗帘没有拉严，漏进来一线月光，落在被子上，细细的一条，像一根针。
第二天，她去找钱先生签了合同。
钱先生看她一个人来的，有些意外。“你先生呢？”
“他忙。”沈其华说。
签完字，她拿到了钥匙。那把钥匙是黄铜的，沉甸甸的，躺在她的手心里，冰凉，实在。
她握着那把钥匙，一个人在铺子里站了很久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得满地的灰尘像金色的微尘。她蹲下身子，用手指在地面上画了一道。粗糙的水泥地硌着她的指尖，有点疼，但那疼痛是真实的，是属于她的。
回到顾公馆，秦妈接过她的外套，看见她脸上的表情，愣了一下。
“太太今天高兴？”
“高兴吗？”沈其华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发现嘴角是上扬的。
她忽然想起来，上一次这样笑，是什么时候。
是三年前的春天。她刚嫁进来没几天，发现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，结了一树青色的果子。她站在树下，仰着头看。那天阳光正好，春风正暖。她想，等枇杷黄了，她要在树下放两把椅子，一把给他，一把给自己，一起吃枇杷。
后来枇杷黄了，又落了，烂在地里。她没有去买椅子，他也没有。
但那个站在枇杷树下的自己，她不讨厌。她想把那个自己找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