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在一科接一科的学习、一沓加一沓的试卷中过去，转眼到了八月下旬。
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，加上了倒计时。
李向晚已经彻底融入了这个班级。他的桌上永远堆着两摞卷子——左边是做完的，右边是没做的。做完的那摞永远比没做的那摞高，高到旁边的顾夏每次看到都会在心里感叹一下。
他的笔芯用得很快，一周要用掉两三根，每一根都写得干干净净，一滴墨水都不剩。
学校在八月初发了新校服，白色的短袖，深蓝色的领边，胸口印着学校的校徽。每人两套，换着穿。但顾夏注意到，李向晚有时候还是会穿那件旧的——那件顾夏借给他的、洗了很多遍的、领口已经有些变形的白色校服。
李向晚没有主动归还。
顾夏没有问他要。
很多年以后，顾夏问他：“我那件校服呢？”李向晚说：“在枕头旁边。”顾夏说：“你留着它干嘛？”李向晚没有回答。他只是看着顾夏，眼睛里有一种很淡的、很安静的光。
他爱了他那么久。当然，顾夏也是。
只是这时，两个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。
中午的食堂还是那么热闹。说“热闹”其实不太准确——人还是那么多人，队还是那么长的队，但声音比开学的时候小了很多。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本书或一张卷子，在排队的间隙低头看着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有人背英语单词，有人背政治大题，有人看化学方程式，有人默写古文默写到一半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，手里的笔在卷子上划了一道长长的痕，抬头瞪了那人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默。
交流的时间少了。同学们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学业上。以前排队的时候有聊天的、打闹的、互相推搡的，现在都安静了。不是不熟了，是没时间熟了。在这个“九科一起考”的城市里，每一分钟都被换算成了分数——排队五分钟，可以背五个单词；吃饭十分钟，可以做一道数学题；走路回家四十分钟，可以听完一盒英语听力磁带。
那位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帕阿姨”的打饭阿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新校区。窗口换了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打菜的时候手很稳，每一勺都满满的，但没有人觉得惊喜。陈薇荫有一次在食堂吃饭，看着碗里多得吃不完的红烧肉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我想帕阿姨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顾夏问。
“因为她在的时候，我都不会剩饭。”陈薇荫说，“她打得少，刚好够我吃完。现在这个阿姨打得太多了，我每次都吃不完，觉得好浪费。”
顾夏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陈薇荫不是真的想那个阿姨。她想的是那个高二的夏天，想的是那些在食堂里抢排骨的日子，想的是那个会在打菜的时候抖三抖的、让人又爱又恨的、现在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的阿姨。
她想的是回不去的时光。
天气已经没有七月份的时候那么热了。八月的江城，早晚有了凉意，风从江面上吹过来，带着水汽和远处桂花的香味——
中午的时候也凉快了许多。阳光还是亮的，但不刺眼了；风还是热的，但不烫人了。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被晒了一上午，摸上去还是温的，也不会烫手了。
李向晚在午饭之后会去操场，和孙浩他们一起。有时候打篮球，有时候踢足球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，看着别人跑来跑去。他打篮球的时候会把校服脱了，只穿一件白色的背心，露出结实的肩膀和手臂。阳光照在他的皮肤上，把他的汗水照成一颗一颗的、亮晶晶的珠子，从他的额头滑到下巴，从下巴滴到地上，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记。
顾夏把背书的地方从凉亭挪到了操场旁边。他坐在台阶上，把政治书摊在膝盖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但他的眼睛总是不自觉地离开书页，落在操场上那个穿着白色背心、在篮球架下跑动的人身上。
“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——”他背了一句，抬起头。李向晚刚投了一个三分球，球在篮筐上弹了两下，滚了进去。他举起手臂，握了一下拳头，脸上露出一个很淡的、几乎看不出来的笑。
“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结——”他低下头，翻了一页，又抬起头。李向晚在防守，弯着腰，双手张开，脚步快速地移动着。他的小腿在阳光里绷得很紧，肌肉的线条从膝盖一直延伸到脚踝，像一根被拉满了的弓弦。
“相互制约——”他背完这一句，没有再低下头。他把书合上，放在膝盖上，看着操场。
李向晚在球场上跑动着，白色背心在风里飘起来，露出腰侧一小片被太阳晒过的皮肤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很干净，每一个传球、每一次投篮都带着一种不需要思考的本能。他打球的时候和在教室里不一样——教室里他是安静的、沉默的、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冰；球场上他是流动的、跳跃的、像一条在水里游动的鱼。
顾夏看着他。看了很久。久到政治书从膝盖上滑下去，掉在地上，翻到“唯物辩证法”那一章，风把书页吹得哗哗地响。
李向晚在一次暂停的时候转过头来，看了顾夏一眼。隔着半个操场，隔着篮球架和跑道，隔着阳光和风，他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短，很快，快到别人一定看不到。但顾夏看到了。
他低下头，捡起政治书，翻到刚才那一页，继续背。
“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——”
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。
八月的第三个星期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范玲玲是在下午第一节课之前回到教室的。她走进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到了——她的眼眶是红的，嘴唇抿得很紧，脸上没有哭过的痕迹，但眼睛里有。她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，把书包放进桌洞里，拿出课本，翻开，低下头，开始刷题。
没有人问她怎么了。在这个班级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口，每个人都知道——有些问题不能问，有些答案不能听。教室里的安静持续了很久。久到上课铃响了，久到数学老师推门进来，久到她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的第一道题。
范玲玲没有抬头。她一直低着头，笔尖在纸面上移动，一道题，两道题，三道题。她的速度很快，快到旁边的同学偷偷看了一眼，发现她做的不是数学题，是物理题。但没有人说。
陈薇荫给顾夏递过来一张纸条：“范玲玲好像哭了。”
顾夏回：“嗯。”
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猜她是失恋了。”
“她什么时候谈的恋爱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她最近一个月变了很多，你没发现吗？”
顾夏想了想。他确实发现了——范玲玲最近一个月变了。她开始化妆了。不是那种浓妆，是很淡的、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的妆——眉毛修过了，嘴唇涂了淡色的唇膏，脸上扑了薄薄的一层粉。她开始戴隐形眼镜了，那双藏在方框眼镜后面的、很亮很干净的眼睛，现在被所有人都能看到。
她发呆的次数也多了。以前她是那种上课永远坐得最直、笔记记得最全、老师提问永远第一个举手的人。现在她还是会举手，还是会记笔记，还是会坐得很直。但在那些没有人注意到的间隙里——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，同学在回答问题的空档里，窗外的风吹动树叶的时候——她会发呆。眼睛看着黑板，但目光不在黑板上。
陈薇荫说：“她可能有喜欢的人了。”
顾夏没有回答。
陈薇荫又说：“可能那个人不喜欢她。”
顾夏还是没有回答。
那天之后，范玲玲的妆又卸了。
她发呆的次数也少了。或者说，她不再发呆了。
因为答案大家都知道了。
陈薇荫说：“她失恋了。”
没有人反驳。
八月的第四个星期，那天是星期四。
下午的阳光已经不那么烈了，从金黄色变成了橘红色，从头顶移到了西边的教学楼后面。操场上还有人在打球——李向晚和孙浩他们，三对三，打得很激烈。球鞋在塑胶场地上摩擦的声音，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声音，男生们喊叫的声音，混在一起，和蝉鸣声一起，织成一张夏天的网。
顾夏没有去操场。他一个人去了学校外面的影像店。
影像店在学校的东门外，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子，两边是老居民楼的围墙，墙上爬满了爬山虎，绿油油的，把整面墙都遮住了。影像店的招牌很小，是一块蓝色的铁皮，上面用白漆写着“影像店”三个字，漆已经掉了大半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店里卖磁带和CD，也租影碟。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戴着眼镜，头发很长，永远穿一件灰色的衣服，坐在柜台后面看杂志。
顾夏常来这家店。不是因为这里的磁带多，而是因为这里的老板愿意帮他订张国荣的专辑。在江城这样的小城市，香港歌手的专辑不好买，尤其是老歌——那种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老歌，音像店里不进货，网上也买不到。但这家店的老板有门路，他说他在广州有朋友，可以帮忙带。
顾夏上个月订了一张张国荣的《热·情》演唱会现场版CD。老板说两周到，结果等了四周。今天下午，老板给他发了短信：“到了。”
他买了CD，装在书包里，走出影像店。
巷子很窄，两边的围墙很高，把阳光遮住了大半。地上是潮湿的，因为爬山虎的叶子太密了，把雨水和露水都留在了墙上，顺着墙壁往下淌，在地上汇成一条一条细细的水流。空气里有霉味和泥土的味道，还有远处食堂飘过来的油烟味。
他走了大概五十米。
然后三个人从巷子口拐了进来。
他们不是学生。穿着花衬衫，留着长头发，嘴里叼着烟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个子很高，手臂上有纹身，是一条龙，从手腕一直缠到袖口里面。他的眼睛很小，眯着，像两条缝。他看着顾夏，把烟从嘴里拿出来，吐了一口烟圈。
“同学，”他说，“借点钱花花。”
顾夏没有理他。他往旁边走了一步，想从他们身边绕过去。
那个高个子伸手拦住了他。
“别急着走啊。”他说，声音里带着笑，但那种笑不是真的笑，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、像是猫在玩老鼠之前的笑，“看你背的包，里面装的什么？”
“CD。”顾夏说。
“CD？”高个子笑了，“什么CD？张国荣的？”
顾夏没有回答。
“张国荣好啊，”高个子说，“我也喜欢张国荣。借我听听？”
“不借。”顾夏说。
高个子的笑容收了回去。他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碾灭。
“不借？”他说，“那你借我点钱，我自己去买。”
“没有钱。”顾夏说。
“没有钱？”高个子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一眼他身后的两个人，“搜。”
那两个人上来，一个抓住顾夏的手臂，一个翻他的书包。书包被拉开，CD从里面掉出来，摔在地上，塑料盒裂开了，封面从裂缝里滑出来，是张国荣在演唱会上的照片，穿着白色的西装，站在舞台上，灯光打在他身上，像一颗星星。
“张国荣啊，”高个子捡起CD，看了一眼，“好东西。我要了。”
“还给我。”顾夏说。
“还给你？”高个子把CD塞进口袋里，“你拿钱来换。”
“我没有钱。”
“那就别怪我了。”
高个子挥了挥手。那两个人把顾夏推到墙上，开始翻他的口袋。钱包被翻出来了，里面有几十块钱，是平日里攒下来的零花钱。
“就这点？”高个子数了数钱，皱了皱眉，“穷鬼。”
他把钱塞进口袋里，把空钱包扔在地上。然后他看了顾夏一眼，忽然笑了。
“你是不是不服？”他问。
顾夏没有说话。他靠在墙上，看着那个人。他的手臂被按得很疼，肩膀撞在墙上，骨头硌着砖头，像要断了一样。他只是看着那个人，眼睛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很冷的、很平静的东西。
“不服就打到服。”高个子说。
然后他们动手了。
第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。他的身体弯下去，胃里翻涌了一下，酸水从胃里涌上来，卡在喉咙里，吐不出来。第二拳打在他的脸上，颧骨的位置，疼得他眼前一黑，耳朵里嗡嗡地响。第三脚踢在他的腿上，膝盖弯了一下，他跪在了地上。
然后他们把他推到了下水道里。
下水道在巷子的尽头，是一个没有盖子的、长方形的洞口。洞口大概半米宽，一米长，很深，里面是污水和垃圾。他掉下去的时候，身体在洞壁上撞了一下，然后摔在底部。小腿先着的地，他听到了一声很脆的、很短促的声响——是骨头断裂的声音。那个声音从腿上传到耳朵里，像一根树枝被折断，像一根粉笔被掰成两截，像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碎掉了。
疼。
他想喊，但喊不出来。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只能发出一种很低的、很闷的、像动物在呻吟的声音。
他在下水道的底部，污水浸湿了他的衣服，垃圾的臭味灌进他的鼻子里。他的小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歪着，像一根被折断了的小树枝。他的脸上有血——不知道是鼻子流出来的还是额头磕破的，温热的，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污水里，洇开，变成一朵暗红色的花。
他听到上面有脚步声。然后脚步声远了。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
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。声音很远，像隔着一层水。
“顾夏！顾夏！”
是陈薇荫的声音。
然后有更多的声音。很多人的脚步声，很多人的喊叫声，很多人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他没有听过的、很乱的、很好听的歌。
然后有人跳下来了。不是跳下来，是爬下来的。那个人顺着洞壁往下爬，手被洞壁上的砖头划破了，血从他的手指上滴下来，滴在顾夏的脸上。
是李向晚。
他的脸上有汗，有灰，有不知道从哪里蹭到的血。他的眼睛很红，不是哭红的，是一种——顾夏从来没有见过的、像是一团火在眼睛里烧的红。他的嘴唇在发抖，但他没有说话。他伸出手，拉起顾夏。
“腿……”他说。声音很小，小到他自己都听不清。
李向晚低头看了一眼。他的小腿歪着的角度不对，肿得很高，皮肤变成了青紫色。
李向晚没有说话。他把顾夏抱得更紧了。
然后他喊了一声。声音很大，大到在下水道里产生了回声，大到上面的所有人都听到了，大到那朵灰蓝色的、像水母一样的云在天空里停了一下。
“叫救护车！！”
顾夏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。
骨折的是左腿的小腿骨，医生说是胫骨骨折，打了石膏，要养两个月。脸上和身上的伤不重，都是皮外伤，擦了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但林文清看到他的时候，还是哭了。
她是从学校赶过来的。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课，她把课本往讲台上一放，说了一句“同学们自习”，就跑出了教室。她到医院的时候，顾夏已经被送进了病房，腿上打着石膏，脸上贴着纱布，额头上有一道结了痂的伤口，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。
她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。她的眼眶红了，嘴唇在发抖，但她没有哭出来。她走到床边，坐下来，握住顾夏的手。她的手很凉，在发抖。
“疼不疼？”她问。
“不疼。”顾夏说。
“骗人。”
顾夏没有说话。他看着妈妈的白发。比上个月又多了几根。
“妈，没事。”他说，“就是骨头断了，养一养就好了。”
林文清点了点头。她松开顾夏的手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。她的肩膀在抖，很轻的抖，像风从湖面上吹过去，水面起了一层很细的、几乎看不见的波纹。
陈薇荫从门口走进来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。她看了一眼站在窗边的林文清，又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顾夏，没有说话。她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走到林文清身边。
“阿姨，”她说，“顾夏没事的。医生说了，养好了和以前一样。”
林文清点了点头，转过身来。她的眼睛是红的，但没有泪痕。她朝陈薇荫笑了笑，那个笑容很勉强，像一朵被太阳晒蔫了的花，努力地想要开起来，但没有力气了。
“我去给他买点吃的。”她说，走出病房。
陈薇荫在床边坐下来，看着顾夏。她的表情很复杂——
“警察找我了，问我怎么知道你在下水道里的。我说是去影像店买CD，老板提示我的。”
“警察去盘问老板，老板只说是三个小混混，自己不认识。估计很难找到那三个人。”
说话间，李向晚走进来。
他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手也已经让护士消毒包扎上了。
他走到床边，看着顾夏。
“疼不疼？”他问。
“不疼。”顾夏说。
李向晚没有说话。那双眼睛里有血丝，有疲惫，有一种他读不懂的、很深的、像湖水一样的东西。
“你回去吧。”顾夏说。
“不回去。”
“你明天还要上课。”
“不上了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我说了不回去。”
李向晚的声音不大，但很硬。像一块铁，被烧红了，敲扁了，淬了火，变得更硬了。顾夏看着他，没有再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不回去，明天谁来给我讲课啊。”
李向晚看着他。
“你回去上课，”顾夏说，“晚上过来给我讲。不然我落下的课太多了，补不回来。”
李向晚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声：“好。”
从那一天起，李向晚变成了医院和学校两头跑的人。白天上课，晚上来医院。他来的时间很固定——每天下午放学之后，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门口。书包里装着当天的笔记，各科的，每一科都记得很详细，像是重新写了一本教材。
他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，把笔记翻开，一页一页地讲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。九门课，每一门都讲。他讲得很慢，比在课堂上慢很多。每讲完一个知识点，他会停下来，看着顾夏，好像在确认他听懂了没有。如果顾夏皱了皱眉，他会再讲一遍。用不同的方法讲，用更简单的语言讲，用画图的方式讲，用举例子的方式讲。直到顾夏的眉头松开，他才继续往下讲。
有时候顾夏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不是困，是止疼药的作用。药效上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皮会变得很重，意识会变得很模糊，李向晚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远，像从水面上传过来的。他会努力地睁开眼睛，但眼睛不听话。他会努力地听李向晚在说什么，但耳朵不听话。
“困了就睡。”李向晚会说。
住院的那一周，来看他的人很多。
孙浩来了，带着一篮水果和一张全班同学签名的贺卡。贺卡上写满了字，有“早日康复”，有“我们等你回来”。字迹歪歪扭扭的，有的是用圆珠笔写的，有的是用铅笔写的，有的是用红笔写的。顾夏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把贺卡放在枕头旁边。
张伟来了，带了一本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，说“这是最新版的，你先做做看”。顾夏谢过了他的好心，让他留着自己做吧。
还有很多人。班上的、隔壁班的、甚至连体育老师都来了，带了一箱牛奶，说“多喝牛奶补钙，骨头长得快”。顾夏说“谢谢老师”。
只有一个人没有来。
范玲玲。
她没有来医院。没有出现在病房门口，没有在贺卡上签名，没有托人带话。她只是让陈薇荫带了一个果篮——很大，很漂亮，里面有苹果、橙子、葡萄、猕猴桃，每一种水果都是最好的，每一颗果子都是精挑细选的。果篮上系着一根金色的丝带，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。
没有卡片。没有留言。只有果篮。
陈薇荫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的时候，顾夏看了一眼。他看了很久，久到陈薇荫问他“怎么了”，他说“没怎么”。
“她为什么不来？”陈薇荫问。
“可能忙吧。”顾夏说。
“忙？忙到连来看你一眼的时间都没有？”
顾夏没有说话。
临开学的前一天，警察局给李向晚打了一个电话。
李向晚正在给顾夏讲数学。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屏幕，站起来，走到走廊上。接电话的时间不长，大概五分钟。他回来的时候，表情和出去的时候一样，看不出任何变化。
“找到了。”他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那三个人。”
“你……做了什么？”顾夏问。
“没做什么。”李向晚说，“打了几个电话。”
“什么电话？”
“报警的电话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派出所的所长给我回了一个电话，说一定尽量把人找出来。”
“所长？”
“嗯。”
顾夏看着他。
李向晚的表情还是很平静。
“他们现在在派出所。”李向晚说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就没有了。”
“没有了？”
“没有了。”李向晚说，把手机放进口袋里，重新拿起数学课本，“我们讲到哪儿了？”
“三角函数。”顾夏说。
“对，三角函数。”李向晚翻开书，“正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——”
顾夏没有再追问。他看着李向晚的侧脸，在病房的日光灯下，他的侧脸很安静，和平时一样。但顾夏觉得，他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不是外表，不是语气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隐秘的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被点燃了，烧得很旺，但外面看不到。
那天晚上，李向晚走的时候，在病房门口停了一下。
“早点睡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顾夏说。
“明天开学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能出院吗？”
“医生说可以。但要拄拐杖。”
李向晚看着他。看了几秒钟。然后他的嘴角微微翘起来——不是笑，只是一种很轻的、很淡的、像是在说“你拄拐杖的样子一定很好笑”的弧度。
“明天我来接你。”他说。
然后他走了。
正式开学的那一天，顾夏出了院。
他拄着拐杖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。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，外面的世界好像变了一个样子——天更蓝了，树更绿了，空气里有一种他很久没有闻到的、属于九月的、带着桂花香气的味道。
李向晚站在门口等他。
他穿着一件新的校服，白色的短袖，深蓝色的领边，胸口印着校徽，书包斜挎在肩上。他看着顾夏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出来，脸上没有表情。但顾夏注意到，他的眼睛动了一下——从上到下，从拐杖到石膏，从石膏到纱布，从纱布到顾夏的脸。
他的嘴角微微翘起来。
“笑什么？”顾夏问。
“没笑。”李向晚说。
“你明明在笑。”
“没有。”
顾夏瞪了他一眼。李向晚收敛了嘴角的弧度，但眼睛里的光还在。
“走吧。”李向晚说，走到顾夏旁边，放慢了脚步，配合他拄拐杖的速度。
一边走，李向晚一边揉擦着手腕。
“怎么了？”顾夏着急的询问，“是上次留下的后遗症吗？”
“不过是擦伤，哪有后遗症？！”李向晚平淡的说，“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派出所，给那三个小混混，一人扇了几十个嘴巴子。”
“噗——”顾夏笑出声，“那多累啊！”
“是啊，所以我后面就改用脚了。”李向晚摊摊手，“最后我想拿椅子砸断那仨个的狗腿的时候，被值班警察拦了下来。不能给你一报还三报了。”
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？”
“谢谢你这么关照我。”
然后两个人不再说话。
课程还是忙忙碌碌。
上午的课上了两节，第三节课上到一半的时候，两个警察站在门口。穿着制服，戴着大檐帽，表情很严肃。他们和正在上课的老师说了几句话，老师的脸色变了一下，然后转过头，看着教室里的某个人。
“范玲玲同学，出来一下。”
教室里安静了。所有人都转过头，看着范玲玲。
范玲玲坐在第二排的位置。她穿着校服，戴着方框眼镜，头发扎成马尾辫。她的表情很平静——
她站起来，把笔放在桌上，把课本合上。她的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和平时一样。她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，转过身，走过过道。她的步伐很稳，脊背挺得很直，和平时一样。
出门前，眼神复杂的看了顾夏一眼。
教室里安静了很久。
老师清了清嗓子，说“我们继续上课”，但没有人听课。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——范玲玲怎么了？警察为什么来找她？她做了什么？
下课后，陈薇荫从座位上跳起来，跑到顾夏的桌子前面。
“是范玲玲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？”顾夏问。
“那三个人——打你的那三个人——是范玲玲找的。他哥哥是当地的小混混头目。”
顾夏看着她。他没有说话。
“但是她为什么要找人打你？”
顾夏也沉默着，然后转头看向了李向晚。
李向晚一脸不好意思的看向顾夏。
“范玲玲喜欢的不会是你吧？”陈薇荫后知后觉，然后说：“你拒绝了范玲玲，她为难顾夏干什么？”
没有人回答她。
下午，范玲玲没有来上课。她的座位空着，课本还在桌上，笔还放在课本的中间。
陈薇荫在放学后骂了范玲玲一顿。是当着顾夏的面骂的，当着李向晚的面骂的，当着孙浩的面骂的，当着全班的面骂的。她站在教室中间，声音很大，大到走廊上的人都能听到。
“她凭什么？她凭什么找人打你？她凭什么不问清楚就下结论？她凭什么——”
高三正式开学之后，有了晚自习。
晚饭也在食堂里解决。六点钟下课，六点半开始晚自习，中间只有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要吃饭、上厕所、接水、喘口气。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的，端着餐盘找一个位置坐下来，低头吃饭，吃完了就走。时间不够用，干什么都不够用。
等到下课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九点之后了。
天早就黑了。路灯亮着，橘黄色的光在梧桐树的叶子上镀了一层金。操场上没有人，教学楼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掉，像很多只正在闭上的、很累的眼睛。
林文清因为也要带晚自习，没有办法准时来接顾夏。她给班主任李老师打了电话，说让顾夏在学校里多等一等，等她下班了再来接。
“不用等。”李向晚在听到李老师转达的林文清消息的时候说。
他拿出手机，给林文清打了一个电话。
“阿姨，我送顾夏回去。”他说，“您放心，我会把他安安稳稳地送到家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林文清说：“好。谢谢你，向晚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向晚在校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。他把顾夏扶上车，自己坐在旁边。车子开过老城区的巷子，梧桐树的影子在车窗上一闪一闪的，像很多只正在眨眼的、很困的星星。
车子在顾夏家门口停下来。李向晚付了车钱，把顾夏扶下车，扶进院子，扶上楼，扶到床上。他帮顾夏把拐杖靠在床边，把书包放在桌上，把台灯打开。
“早点睡。”他说。
“等等。”顾夏说。
他从床头柜里拿出几张纸币，数了数，递给李向晚。
“车钱。”他说。
李向晚看着那几张纸币，没有接。
“不用。”他说。
“用的。”顾夏说。
“我说了不用。”
“你说了不算。”
“我不想和你这么见外。”李向晚说。
“正是因为不想见外，”顾夏说，“所以才不希望只是你一个人付出。”
李向晚伸出手，从顾夏手里把那几张纸币接过去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他把钱叠好，放进口袋里。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出房间，走下楼梯，走出院门。脚步声在巷子里响了一会儿，然后消失了。
顾夏躺在床上，听着那个声音消失。他听着巷子里的风，听着隔壁院子里花落的声音，听着自己的心跳。他想，他一定很累了。白天上课，晚上来医院，现在还要每天送他回家。但他从来不说累。
顾夏闭上眼睛。
他想起今天李向晚接过钱的时候，手指碰到他的手指的那一瞬间。很短，不到一秒。但那一瞬间里，他感觉到了什么。不是纸币的触感，不是手指的温度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隐秘的、像是从指尖传到心脏的、很微弱的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