旗袍做了半个月。
阿蘅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坐到窗下，绣到天黑。她推掉了李太太的帐沿，推掉了王婶介绍的两件改衣，连隔壁陈师傅送来的半斤猪头肉她都没顾上吃。那朵月白色的兰花在她的针下一天天饱满起来，花瓣层层叠叠，像是要从缎面上站起来。
她绣得入了魔。
巷子里的人不懂。王婶扒着门框往里瞧了一眼，看见满桌子的线头和那件半成品的旗袍，撇了撇嘴：“一件旗袍罢了，值得这么费工夫？机器一踩，半天就出来了。”
阿蘅没抬头。她的针正走到兰花的花蕊处，要用一种极细的金线勾出花粉的质感。这一针不能快，不能重，轻了浮在面上，重了陷进布里，都不对。
“机器踩出来的，不是衣裳。”她说。
王婶“啧”了一声，走了。
阿蘅知道王婶说得对——一件旗袍罢了。但她心里清楚，她绣的不是旗袍。她绣的是那两个字。兰舟。那个她不认识、但用手指在桌面上描过无数遍的“兰”字，一笔一画，都落在她的针下了。
她绣到第十天的时候，祝兰舟又来了。
那天下午下着小雨，巷子里的青石板路泛着油光。阿蘅正坐在窗下收最后一针，听见门口的风铃响——那串风铃是她父亲在世时挂的，用的是几颗废铜钮扣，声音不好听，但够响。
“沈师傅。”
祝兰舟站在门口，撑着一把黑伞，西装外套上沾着细密的雨珠。她的短发被风吹得有点乱，但整个人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像刚从画报上走下来。
“旗袍快好了。”阿蘅站起来，下意识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“您要看看吗？”
“不急。”祝兰舟收了伞，靠在门框上，目光在铺子里转了一圈——桌上摊着那件旗袍，月白色的缎面在煤油灯下泛着柔和的光，兰花已经绣完了，花瓣的纹理丝丝分明，花蕊处的金线细得像蛛丝。
祝兰舟走近了一步，低头看着那朵兰花，看了很久。
“这是……”她忽然停住了，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，“这是我名字里的兰？”
阿蘅的脸烫了一下。她没想到祝兰舟会认出来——她确实照着“兰”字的花型绣的，但绣得含蓄，不仔细看只会觉得是一朵普通的春兰。
“是。”她说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寸，“我想着……既然是给您做的衣裳，总该有个记号。”
祝兰舟抬起头来看她。那一瞬间，阿蘅觉得她眼睛里的那层薄光化开了，变成了一种更柔软的东西——像雨天的路灯，模模糊糊的，但暖。
“沈师傅，”祝兰舟说，“您这个人，比您的手艺还要细。”
阿蘅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。她低下头，假装去整理桌上的线头，手指却微微发抖。
祝兰舟没有再说什么。她在铺子里的小凳上坐下来，看着阿蘅把旗袍从架上取下来，用炭斗熨平最后几道褶子。雨声打在瓦片上，滴滴答答的，铺子里安静得只剩炭斗压在缎面上的嗤嗤声。
“祝小姐，”阿蘅一边熨一边问，“这件旗袍……到底是给谁做的？”
她问出口就后悔了。这不是她该问的。她是裁缝，只管做衣裳，不问来路。
但祝兰舟没有介意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给一个……我很敬重的人。”
“敬重？”
“嗯。”祝兰舟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敲，像是在斟酌措辞，“她是个手艺人。做了一辈子活，从来没被人好好看过。我想让她知道——她的手艺，值得被看见。”
阿蘅手里的炭斗顿了一下。
她忽然觉得祝兰舟说的这个人，好像不只是一个人。好像是她父亲，又好像是翠香，又好像是——她自己。
但她不敢想。
“那您为什么不带她来试？”她问。
祝兰舟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她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等她看见这件旗袍，就知道——有人记得她。”
阿蘅点了点头，没有追问。她把旗袍熨好，挂在架子上，退后两步看了看。
“还差最后一道工序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盘扣。”阿蘅走到柜子前，拉开抽屉，取出几块碎绸子，“旗袍的灵魂在盘扣。机器踩不出来，只能手工做。您要什么花样的？”
“您觉得呢？”
阿蘅想了想，从碎绸子里挑出一块月白色的零头，又挑了一小块墨绿的。
“兰花的叶子，”她说，“用墨绿，衬月白。扣头做成兰草结。低调，但有分量。”
祝兰舟看着她手里的绸子，忽然笑了。那是阿蘅第一次看见她笑——不是嘴角微弯的那种，是真真切切地、眼睛弯起来地笑。
“沈师傅，”她说，“您要是生在别的地方，早就是大家了。”
“大家？”
“就是……很有名的那种人。人人都知道您的手艺，人人都想请您做衣裳。”
阿蘅摇了摇头：“我就是个裁缝。”
“裁缝和裁缝不一样。”祝兰舟站起来，走到她面前，低头看着她手里的绸子，“有的裁缝做衣裳，有的裁缝做的是……让穿衣裳的人觉得自己还值得。”
这句话说得太近了。近到阿蘅能闻见她身上的气味——皂香、墨水、还有一点点雨水的腥气。她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，快到她不得不低下头，假装在比划绸子的尺寸。
“祝小姐，”她说，“您说话的方式……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“别人说话，是……”阿蘅想了想，找不到合适的词，“是从嘴里说出来的。您说话，是从心里说出来的。”
祝兰舟没有回答。阿蘅抬起头，发现她正看着自己，眼神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——不是温柔，温柔她认得。是一种……她想了很久，觉得大概是“心疼”。
心疼？
她沈阿蘅有什么值得心疼的？
“沈师傅，”祝兰舟忽然说，“您想不想……学写字？”
阿蘅愣住了。
“我教您。”祝兰舟的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，“您的手这么巧，学写字一定很快。”
阿蘅张了张嘴，想说“不用”，想说“我没空”，想说“我一个裁缝学什么写字”——但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因为她想。她想学写字。她想认识“兰舟”那两个字，想认识“匠人”那两个字，想认识报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、她一个也不认识的字。她想把父亲的名字写出来，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——不是“阿恒”“阿衡”“阿横”或者“阿坑”，是“阿蘅”。沈阿蘅。
“我……”她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手指——指尖布满针眼，指甲剪得很短，虎口处有一块陈年的茧。这双手会绣花，会缝衣，会打盘扣，但不会写字。
“我怕我学不会。”她说。
“您连兰花都能绣出来，还有什么学不会的？”祝兰舟从皮包里取出一支钢笔，放在桌上，“这支笔送给您。下次我来，带纸。”
阿蘅看着那支钢笔。黑色的笔杆，银色的笔夹，笔尖细细的，像一根针。
她忽然觉得，这支笔比她的绣花针重。
“祝小姐，”她问，“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这个问题不该问的。她知道的。在巷子里活了二十年，她学会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——不要问为什么。为什么房租涨了？为什么米价高了？为什么纱厂的女工手指断了只赔五块大洋？为什么巷子口那个卖烟卷的老头儿被巡警打了？不要问。问就是不懂事。
但她忍不住。她想知道。
祝兰舟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，瓦片上的积水顺着屋檐滴下来，一滴，一滴，一滴。
“因为，”祝兰舟说，“这世上有太多人，明明该被看见，却被当成了看不见。”
她看着阿蘅的眼睛，一字一字地说：
“您不是裁缝。您是匠人。您父亲也是。你们这样的人，不该被埋在巷子里。”
阿蘅的眼睛忽然酸了。她拼命忍着，但鼻子不听话，眼眶不听话，连嘴唇都不听话——她咬住了下唇，咬得发白。
她活了二十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。
从来没有。
“您哭什么？”祝兰舟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轻得像怕吓着她。
“我没哭。”阿蘅别过脸去，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，“是……是炭斗的烟熏的。”
祝兰舟没有拆穿她。她只是站在那里，安静地等着，等到阿蘅转过脸来，才轻轻地说：
“沈师傅，我下次来，带纸。”
然后她拿起伞，推开那扇歪斜的门，走进了雨里。
阿蘅站在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。雨丝细细密密的，把她的灰鼠色外套洇成了深灰色。她走得不快，但很稳，每一步都踏在青石板的正中间，像走在自己铺好的路上。
阿蘅回到桌前，拿起那支钢笔。
笔杆很凉，沉甸甸的，和她想象的不一样。她以为笔是轻的，像针一样轻。但这支笔重得像一块铁。
她拧开笔帽，露出笔尖。笔尖细细的，尖尖的，真的像一根针。但这不是绣花针——绣花针穿过布的时候，会在布上留下一个洞，然后用线把它补满。这支笔呢？它落在纸上，会留下什么？
她不知道。
她把笔帽拧回去，小心地放在抽屉里，和父亲的顶针放在一起。
那天晚上，她没有绣花。她坐在窗下，对着煤油灯，把祝兰舟的名片从口袋里取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“祝兰舟。”
她用手指在桌面上描了一遍，又一遍。
兰。舟。
兰是兰花。舟是船。
兰舟是船。
陈师傅说，兰舟是渡人的。
她不知道祝兰舟要渡谁。她只知道，今天下午，有一艘船停在了她的铺子里，对她说：“您不是裁缝。您是匠人。”
而她，好像已经上了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