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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 谢平川

谢平川加我微信那天,北京下了这个秋天第一场正经的雨。

他发了一条消息:谢平川。三个字,连个表情都没有。我回了林越。然后对话框就停在那里,双方都没有再说话。

过了两天,他发来一张照片,是他们院做的一个体育馆项目,钢结构刚搭到一半,在傍晚的天光里灰扑扑地立着。他说:这个节点的收口改了三版,甲方还是不满意。你看看,有什么想法。

我把照片放大看了几秒。体育馆的屋顶和立面交接的地方,现在处理成一个很常规的斜切面。我回:可以试试反着做,不往后退,往外挑。

他过了一会儿回:想过。结构要重新算。

那就算了。

但我喜欢这个方向。他说。

聊工作是我们之间最安全的区域。他懂这个,我也懂。所以最开始的那些天,我们的话题基本没有离开过建筑。他说他们院最近接了雄安的一个项目,还在概念阶段。我说我们组正在做龙湖那个盘的报建方案。他说龙湖那个项目总他认识,人不错,就是爱半夜发消息。我说我们这边对接的是刘总,不是半夜发消息,是早上七点发。

他回:更狠。

十月下旬,程音请了年假去深圳。她走之前在我工位旁边站了一会儿,说她男朋友帮她约了两家深圳的设计院面试。

“你去面试?”

“去看看。万一呢。”她说。

她说“万一”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。程音很少皱眉头。她是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提前规划好的人,连加班到几点都会在前一天写在便签上。深圳显然不在她的规划里,至少不在这一页。

“你跟他说了吗?”我问。

“谁?”

“陈锐。”

“还没。”她把手里那支笔的笔帽拔开又按回去,“我先去看看,确定了再说。不想让大家跟着操心。”

她走的那几天,陈锐把我叫到他的工位前,把程音手上那个模型交给我做收尾。他什么都没问,我也什么都没说。但我接过模型的时候,他补了一句:这个项目程音花了很多心思,你帮她收好。

我说好。

他看了我一眼,点了点头。

程音从深圳回来那天,北京开始供暖了。她进办公室的时候穿着一件薄羽绒服,拉链没拉,里面是深圳机场买的短袖T恤,胸前印着一只卡通椰子。

她到我工位前坐下,说了两个字:定了。

我说恭喜。

她说不知道是恭喜还是什么。我说不管怎样,定了就定了。

陈锐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吃外卖,筷子停了一下,然后说:那得请你吃饭。散伙饭不能省。程音说还没走呢,散什么伙。陈锐说先吃了再说。他语气很平常,像是在说一个普通的聚餐。但我看到他放下筷子之后,把那盒外卖往旁边推了推,一直到凉了都没再动过。

公司里的其他人陆陆续续知道程音要走。宋怡从前台跑过来,趴在隔板上,说程音你走了谁帮我收快递。赵畅说深圳那边的设计院加班比北京还狠,你要做好准备。孟筠把程音叫到会议室聊了快一个小时,出来的时候两个人眼睛都有点红。

程音走的那天是十一月最后一周的周五。她收拾工位收拾了很久,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放进纸箱里。便签、马克杯、那盆养了半年也没怎么长的多肉。她最后把那张写着“记得起来走走”的便签撕下来,贴到了我的隔板上。

我说你这是甩锅。

她说不是甩锅,是传承。

晚上陈锐请组里的人吃饭,在一家涮羊肉馆。铜锅里的水滚得咕嘟咕嘟响,窗户上蒙了厚厚一层水汽。陈锐点了四盘羊肉,赵畅说太多了,陈锐说程音走之前得吃饱。大家吃得都不快。程音坐在我旁边,锅里捞了几筷子就放下,说其实北京挺好的。我说深圳也挺好的。她说你怎么知道。我说我不知道,但你会让它变好的。

她看着我,然后端起啤酒杯碰了一下我的杯子。什么都没说。

十二月初,谢平川约我去首钢园看一个工业遗存改造的项目。

那栋改造过的厂房是他们院参与设计的。原来的钢结构全部保留,只做了表皮翻新,锯齿形天窗一格格排开,光线从上面打下来,落在混凝土地面上,一道一道的。

我在里面站了很久。那种空间感很特别,不是新建建筑能做得出来的。钢铁和玻璃,旧和新的交接处处理得很干净,没有刻意的对比,也没有小心翼翼的回避。就是自然地放在一起。

谢平川站在我旁边,没催我。

我说那个天窗,有点像教堂。

他抬头看了一眼。“你要这么说的话,工业建筑本来就是现代主义的教堂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,不像在讲一个观点,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就想清楚了的结论。

“你自己想的?”我问。

“想了很久了。”他说,“学建筑的时候教授说建筑是居住的机器。我觉得不对。建筑是信仰的容器。厂房也好,住宅也好,人把它建起来的时候,信它能改变点什么。”

他在厂房中间站定,仰头看那些钢梁。阳光从天窗漏下来,落在他的肩膀上。

从首钢园出来,我们在附近走了一会儿。路边有一排老居民楼,灰砖灰瓦,阳台上挂着鸟笼和晾晒的被子。一楼有一家人在门口支了张小桌子打麻将,哗啦啦的洗牌声传了半条街。

他说小时候在西安,姥姥家就住在这样的楼里。楼前面有棵槐树,每年夏天掉一地的槐花。他姥姥会在槐花还没掉完的时候摘下来,蒸槐花饭。

我说我没吃过。他说很难吃。但每年都做。

“你爸呢?”他问。

“湖南一个厂子里。工程师。”

“你妈呢?”

“中学老师。”

“那你是被严格教育大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。“你做事的方式。认真、仔细、怕出错。没有从小就宽松的环境,养不出这种紧张。”

我没接话。那天的太阳很好,照在旧居民楼的墙面上,把灰砖照成了暖黄色。麻将声又响了一阵,有人在楼上喊谁的名字。

回去的车上他放了一个乐队的歌。吉他声细细碎碎的,主唱的声音很低,像是在念什么。我问他这什么乐队。他说了一个英文名,我没记住。他说下回拷给你。我说好。

他在红灯前停下车,侧过头,像是想说什么。然后绿灯亮了,他把头转回去,挂挡,车子平稳地滑了出去。

十二月中旬,程音正式离职的前一天,谢平川在他们院做的一个项目上了行业媒体的年度提名。我是在朋友圈看到的,孟筠转了一篇文章,配了两个字:厉害。

我把文章转给他。他回了三个字:运气好。

我发现他跟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毛病——别人夸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往外推。

他回:那得看是谁夸。行业媒体的提名,水分很大。

她真心觉得厉害。

那边停了几秒。然后他发:我知道。孟筠的人,跟你一样,不轻易夸人。

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几秒。孟筠的人。他把这四个字打得很自然,自然到我觉得他可能是无意的。

但我知道他不是无意的人。他说话的分寸感,是我见过的人里最好的。

程音走的那天下午,北京下了第一场雪。很小,落地就化了,在路面上留了一层薄薄的水。她站在公司楼下等出租车,我陪她站着。纸箱放在脚边,上面盖了一层塑料袋,免得被雪水浸湿。她忽然说林越你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。

我说记得。你说我挺好的是不是真的挺好。

她笑了一下。现在知道了。是真的。

出租车来了。她把纸箱搬进后座,弯腰钻进车里。关车门之前她探出头来,说谢平川那个人不错。但他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你小心点。

我说我知道。

她说你知道什么,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说你不是说完了吗。

她看了我一眼,那个眼神很复杂。然后她笑了笑,把车门关上。出租车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拐了个弯,尾灯在雪雾里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。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,直到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是谢平川,他发了一张图,是他们院拿的那个提名项目的效果图。他说这个节点改了八版。我说恭喜。他说不用恭喜,就是想给你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