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他们从悬崖上下来，沿着南城的老街往回走。路灯把湿漉漉的石板路照得闪闪发亮，郁铮走在前面，裴然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很安心。
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因为她认识他才四天，四天，短到甚至不够培养出一盆植物的根系，但她觉得她好像认识他很久了，久到可以在他面前哭，可以在他面前暴露自己最不堪的一面，可以在他面前说“我在想你”。
回到民宿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，天还没完全黑透，斯德哥尔摩的夏夜就是这样的，白天很长，夜晚很短，短到还没来得及做一个完整的梦，天就亮了。
郁铮在厨房里烧水泡茶，裴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抱着那只毛线小猫，听着水壶咕嘟咕嘟的声响。这个画面太过日常，日常到像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生活的，像是这栋房子就是他们的家，像是明天、后天、以后的每一天，都会是这样。
裴然轻轻叹息一声。
她拿出手机，打开日历，看了一眼日期。今天是她在斯德哥尔摩的第四天，还有三天，她就要离开了。
三天。
她把手机扣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有茉莉花茶的味道，还有郁铮身上那股淡淡的木质调香薰的味道。她想把这两种味道深深地刻进记忆里，因为她知道，等她回到北京，回到那个没有郁铮的世界里，她会想念这些味道的。
水烧开了，郁铮端着两杯茶走过来，把其中一杯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，自己端着另一杯在沙发另一端坐下来。
他拿起遥控器，打开了客厅角落里的唱片机，唱针落下，黑胶唱片开始转动，喇叭里传出一首她没听过的歌，一个女声在用瑞典语唱着些什么，旋律缓慢而忧伤。
“这首歌叫什么？”裴然问。
郁铮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叫《Stockholm in the Rain》。”
“斯德哥尔摩的雨天。”裴然重复了一遍，觉得这个名字很美。
她在想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情绪，北京是喧嚣的，东京是精致的，巴黎是浪漫的，而斯德哥尔摩，斯德哥尔摩是安静的。
它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雨里，藏在波罗的海的风里，藏在那些暖黄色的灯光和古老的石板路里。
只有愿意放慢脚步的人，才能听懂它在说什么。
她觉得斯德哥尔摩在说：慢一点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来。
郁铮靠在沙发上，端着茶杯，目光落在窗外的夜色里。
他的侧脸在台灯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分明，眉骨的弧度、鼻梁的高度、下颌线的角度，每一个线条都像是被精心设计过的，但又不显得刻意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好看得不动声色。
裴然看着他的侧脸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她问。
他转过头看了她一眼，似乎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好笑，“二十四。”
二十四。
她二十三，比他小一岁。
这个发现让她莫名其妙地觉得开心，虽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“你生日什么时候？”
“十二月二十。”
“射手座。”裴然想了想，“射手座的人看起来自由散漫，其实心里比谁都认真。”
郁铮挑了挑眉，像是在说“你倒是挺会分析的”，“你呢？”
“双子座，六月十五。”
“双子座，”郁铮学着她的语气说，“双子座的人看起来活泼开朗，其实心里比谁都孤独。”
裴然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像是两道月牙，眼角还有些红红的，看起来又好看又狼狈，“我们好像在对星座解析。”
郁铮也笑了，他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，好看得让裴然的心跳又快了几拍。
“你笑起来很好看，”她脱口而出，说完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脸一下子红了，“你应该多笑笑。”
郁铮看着她的脸红，笑容慢慢收了一点，但眼睛里还有笑意。
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目光越过杯沿看着她。
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回到斯德哥尔摩？”
裴然正把玩着那只毛线小猫，听到这句话，她的手指在毛线小猫的肚子上停住了。她低下头，看着那只歪歪扭扭的小猫，用墨绿色的毛线织成的，眼睛是两个不对称的黑色纽扣，缝得歪歪斜斜的，有一只眼睛比另一只高了半厘米。
“也许会吧。”她轻轻说，“斯德哥尔摩很美。”
她说的是斯德哥尔摩很美，不是我会回来看你。她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回避，但她没有办法，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
她会回到斯德哥尔摩吗？她不知道。她应该回到斯德哥尔摩吗？她也不知道。
她还有三天的时间，在这三天里，她想把所有关于“以后”的问题都推到一边，只想全心全意地活在当下。
活在郁铮的当下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又做了。这一次不是在黑暗中仓促地、急切地，而是在昏黄的台灯光线下，缓慢地、温柔地，像是要把彼此刻进骨头里。
郁铮把她的裙子叠好放在床尾的椅子上，然后把自己的T恤也脱了，扔在地板上。他的身体比她想象的要瘦一些，但肌肉的线条很漂亮，锁骨很深，腰腹之间有一道淡淡的疤痕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裴然的指尖轻轻划过那道疤痕。
“小时候阑尾炎手术。”他握住她的手指，放在唇边亲了一下。
那个吻落在她指尖的时候，像是一颗火星溅在了干枯的草地上，她的整条手臂都酥麻了。他把她拉进怀里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，双手环着她的腰，两个人就这样站在床边，像两棵根系交缠的树，在斯德哥尔摩的深夜里，无声地生长。
他在她耳边喘息着，说了一句什么。
这一次她听清了。
他说的是：“留下来。”
裴然的身体僵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她睁开眼睛，看着近在咫尺的他的脸，他的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，睫毛微微颤动着，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脆弱。
她说不出来“好”，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留下。她也说不出来“不好”，因为那太残忍了。
所以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伸出手，抱住了他的脖子，把脸埋进他的肩窝里，深深地呼吸着。
他也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收紧了手臂，抱得更紧了。
第五天，他们去了Drottningholm宫，瑞典王室的私人宫殿，被称为“北欧的凡尔赛宫”。
宫殿建在一个小岛上，四周是宽阔的花园和宁静的水面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金色的尖顶直指苍穹。
裴然对宫殿本身没有太大兴趣，她更喜欢花园。
花园很大，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组成了几何图案，中间点缀着大理石雕塑和喷泉。
她沿着花园的小径慢慢地走，阳光很好，晒得她的肩膀暖洋洋的，郁铮走在她旁边，给她讲这座宫殿的历史，说这是瑞典第一位女王为自己建造的宫殿，说她在位几年后就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，然后去了罗马，再也没回来。
“她为什么不回来？”裴然问。
“不知道，”郁铮说，“也许她觉得在罗马更自由吧。”
裴然想了想，觉得“自由”这个词很有意思。
她来斯德哥尔摩是为了自由，逃离那些让她窒息的人和事，但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自由之后是什么。
是孤独，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，还是别的什么？
他们在花园里走了很久，走到裴然的脚后跟都磨红了，才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休息。
长椅面对着一个小湖，湖面上有几只天鹅在悠闲地游来游去，雪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优雅得像童话世界中才会有的生物。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”裴然忽然开口，“如果你妈妈还在，你会在做什么？”
郁铮沉默了很久。
“也许在北京，”他说，“做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周末给爸妈打电话，听我妈唠叨让我赶紧找对象结婚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笑意，“可是她不在了，所以那些也许都不重要了。”
裴然握住他的手，他回握了一下，力道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。
“我爸爸去年查出了糖尿病，”裴然慢悠悠说，“我妈一直在照顾他，他们不知道我来瑞典，我跟他们说我出差了。”她顿了顿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接下来的话，“其实我很怕，怕他们有一天也不在了，怕我来不及说很多话，怕我还没来得及让他们为我骄傲。”
“你不需要让任何人骄傲，”郁铮说，“你已经很好了。”
裴然侧过头看着他，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，他的表情很认真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很好？”她问，“你认识我才五天。”
“五天就够了，”郁铮转过头来看着她，“有些人认识一辈子，也不一定能看到对方真正的样子，但我看到了。”
裴然的心酸酸的，涨涨的，又痛又暖。
第六天，郁铮带她去了一个她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，一个藏在森林里的露天雕塑公园。
从市中心坐地铁转公交，再步行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。
公园设计得非常巧妙，雕塑散落在树林的各个角落，有的立在空地上，有的藏在树丛后面，有的半埋在土里，像是从地下生长出来的。
最让裴然印象深刻的是一件叫“The Grief”的雕塑，用黑色花岗岩雕刻而成，是一个蜷缩着的人形，脸埋在膝盖里，身体的比例被刻意拉长了，看起来既像一个人，又像一块被风化了的岩石。
雕塑的表面很粗糙，带着凿刻的痕迹，像是艺术家故意留下了这些痕迹，为了提醒人们，悲伤是需要被一点一点凿开的。
裴然站在那件雕塑面前，站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