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的荷昼城，空气里弥漫着樟树花的甜腻气息。
幸锦添站在“甜心坊”蛋糕店的玻璃柜台前，已经整整七分钟了。
他的目光粘在那块草莓蛋糕上——三层海绵蛋糕坯，中间夹着打发得恰到好处的淡奶油，最上面铺满了新鲜草莓，每一颗都红得发亮，像小小的灯笼。蛋糕师傅还在奶油表面撒了薄薄一层糖粉，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
“小幸，又来啦？”老板娘王姐从后厨探出头来，围裙上沾着面粉。
幸锦添被这一声喊得回了神，耳尖微微泛红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：“王姐好。”
“今天蛋糕卖得可快，就剩这一块了。”王姐擦着手走出来，“要不要？我给你留？”
幸锦添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——里面只有一张揉皱的二十块钱和几枚硬币。这块蛋糕要三十八块。
“不了不了。”他连忙摆手，声音轻轻的，像怕惊动什么似的，“我就是看看。草莓好漂亮。”
王姐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子常来，每次都是这样，站一会儿，看一会儿，然后说一句“草莓好漂亮”就走了。她见过他画画，就坐在店门口的石阶上，用一支自动铅笔画对面的老榕树，画得可真好看。
“拿着。”王姐利落地把最后一块蛋糕装进纸盒，塞到幸锦添手里。
“王姐——”
“上次你帮我画的那幅画，挂店里好几个客人都问是谁画的，我还没谢你呢。”王姐拍拍他的肩膀，触手是硌人的肩胛骨，“多吃点，太瘦了。”
幸锦添捧着蛋糕盒，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。他低下头，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。
“谢谢王姐。”
他走出蛋糕店时，四月的阳光正好打在他脸上。
十九岁的幸锦添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——不是那种惊艳的美，而是一种脆弱的、近乎透明的好看。
皮肤白得能看见太阳穴附近淡青色的血管，眼睛又圆又亮，像刚被雨水洗过的黑葡萄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，袖子太长，盖住了半截手指，整个人像一株被养在太小花盆里的植物，努力地、安静地生长着。
幸锦添没有直接回家。他绕到了河滨公园，找到那条他常坐的长椅。
长椅正对着一片蔷薇花墙，四月中旬，蔷薇还没到盛花期，只有零零星星几朵粉色小花从绿叶间探出头来。
他打开蛋糕盒，没有急着吃，而是从背包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素描本和一支铅笔。
他开始画这草莓蛋糕。
他画得很慢，很认真。
铅笔在纸面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，像春天的雨落在树叶上。他先勾出蛋糕的轮廓——那个弧度要画得温柔一点，因为奶油是很柔软的东西。然后画草莓，每一颗都要画得不一样，有的朝前，有的侧着身子，有的只露出半个脑袋。
幸锦添画画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不少。
胃又开始疼了。
那种疼他很熟悉——像有人在胃里攥着一团湿毛巾，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拧。
他从卫衣口袋里摸出一板药，铝箔纸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。他掰下一粒，干吞了。
药片卡在喉咙里，苦味顺着食道一路往下。
不要现在疼，他在心里小声说，等我吃完蛋糕再疼。
他合上素描本，开始吃蛋糕。
第一口，草莓的酸甜在舌尖上炸开。
第二口，奶油的绵密裹住了整个口腔。
他吃得很小口，每一口都要嚼很久，像是要把这份甜味刻进记忆里。
吃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看着剩下的半块蛋糕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把盖子合上了。
“带回去给奶奶尝尝。”
他站起身，把素描本塞回背包。胃疼缓解了一些，但那种隐隐的、钝钝的不适感还在，像一只蛰伏的小兽，随时会醒过来。
河滨公园离他家不远——说是“家”，其实是老城区一栋旧居民楼的顶楼，两室一厅，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幸锦添和奶奶在这里住了十二年。
他爬上五楼，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听见屋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——奶奶又在听她那些老歌了。
“奶奶，我回来了。”
幸锦添推开门，看见奶奶坐在窗边的藤椅上，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，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
奶奶今年七十二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的年轮，但眼睛还是亮的，和幸锦添一样的黑葡萄似的眼睛。
“添添回来啦。”奶奶关掉收音机，朝他招手，“今天画了什么？”
“没画什么。”幸锦添走过去，把蛋糕盒放在奶奶手里，“王姐给的草莓蛋糕，我吃了一半，给您留了一半。”
奶奶打开盒子，看见那半块蛋糕边缘被勺子挖得不太规整，但草莓还是完整的。
“你吃，奶奶不爱吃甜的。”
“骗人。”幸锦添蹲下来，把下巴搁在奶奶膝盖上，仰着脸看她，“上次我买的绿豆糕，您半夜偷偷爬起来吃了两块，以为我不知道呀？”
奶奶被他揭穿了，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：“你这孩子。”
“您吃嘛，我专门留的。”
奶奶拗不过他，拿起小勺子，舀了一小口放进嘴里。“甜。”她说。
然后看了看孙子——那张小脸上写满了期待，“真甜。”
幸锦添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
奶奶看着他笑，心里却酸了一下。
这孩子，从小就爱笑，越难受就要越笑着。
上次在医院，医生说要再做一个胃镜，他吓得脸都白了，但还是笑着说“没事的奶奶，不疼。”
怎么会不疼呢？她见过他从胃镜室出来，扶着墙干呕，眼泪都呛出来了，看见她的一瞬间又挤出那个笑。
“添添，今天吃药了吗？”
“吃了吃了。”幸锦添站起来，把背包挂到门后的钩子上，“奶奶，我去阳台上画画，太阳还没落山呢。”
“别画太晚，一会儿该吃晚饭了。”
“知道了——”
幸锦添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到阳台上，把素描本摊开在膝盖上。
夕阳正在西沉，把对面那栋楼的墙面染成橘红色。一只橘猫从屋檐上走过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他开始画那只猫。
画了几笔，胃又疼了一下。
比下午那次更重一些，像有人在胃里拧了一下。
幸锦添咬了咬下唇，没有停笔。
他加快速度，把橘猫的尾巴画完——猫的尾巴是最好看的部分，卷卷的，像一个问号。
疼，好疼，好疼好疼。
铅笔在纸面上顿了一下，留下一个突兀的黑点。
他放下笔，双手抱住腹部，慢慢地蜷起身体。额头抵在膝盖上，呼吸变得又浅又急。冷汗从后背渗出来，浸湿了卫衣。
不要，不要现在，不要这么疼——
他从口袋里摸出药板，发现只剩最后一粒了。他把它吞下去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开始数数。
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……
他从小就学会了这个办法。
数到一百，疼痛就会过去。
如果数到一百还疼，就数到两百。如果数到两百还疼——
那就再数一次。
“……九十八，九十九，一百。”
疼痛像退潮的海水，缓慢地、一寸一寸地撤走了。
幸锦添慢慢直起身，长出一口气。他低头看了看素描本——那只橘猫的尾巴上有一个黑点，像一颗痣。
“也挺好的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猫也要长痣的。”
他看了一眼天空。第一颗星星已经出来了，淡淡的，像谁用手指在深蓝色的纸上戳了一个小洞。
幸锦添对着那颗星星笑了一下。
“今天有草莓蛋糕吃，真好。”
常清风是在同一天的黄昏抵达荷昼城的。
他从大巴上跳下来的时候，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摄影包，肩上挎着一台老旧的胶片相机，脚上踩着一双沾满各地泥土的登山靴。
他站在汽车客运站出口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“荷昼城——为什么闻起来像草莓？”
他这话是对手机那头的人说的。电话那头是他的大学室友兼死党宋鸿峥。
“你又开始胡扯了，”宋鸿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带着几分无奈，“什么城市能闻起来像草莓？”
“真的啊！”常清风拖着行李箱往出口走，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，“空气里有一股甜味。你闻不到吗？哦，你闻不到，因为你不在。”
“所以你到底去荷昼城干嘛？上个月说要去拍沙漠，这个月又跑到荷昼城，下个月是不是要去南极拍企鹅？”
“我接了一个活，”常清风说，“给一本旅行杂志拍一组专题，主题是‘南方小城的春天’。主编说要有烟火气，要有故事感，要有——”
“要有钱？”
“这个也有。”常清风笑了。
他的笑声很有特点，不是那种从喉咙里挤出来的“呵呵”，而是从胸腔里涌上来的、带着震动的大笑，像夏天的雷声滚过天际，爽朗得让人忍不住跟着弯起嘴角。
宋鸿峥在电话那头也笑了：“行吧，拍完了早点回来。你妈——呃，李老师前两天又打电话到宿舍问你。”
常清风的笑声停了一拍。
“知道了。”语气淡了一些，“我会给她回电话的。”
“清风，我不是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常清风打断他，“没事。挂了，我要去找住的地方。”
他挂掉电话，站在路边发了三秒钟的呆。
李老师。福利院的李老师。不是妈妈，是照顾他的老师。
常清风今年二十四岁，在福利院生活了十六年。
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只知道一个模糊的版本——刚出生不久就被放在福利院门口，襁褓里塞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无力抚养，望好心人收养”。
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用左手写的。
十六年里，他被收养过两次。
第一次是他五岁的时候，一对年轻夫妇把他带回家，三个月后又送了回来——妻子怀孕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不需要他了。
第二次是他八岁的时候，一个单亲妈妈领养了他，两年后因为经济困难又把他送回了福利院。
两次被送回来，他都笑着。
第一次，他对李老师说：“没关系，他们家的小宝宝比我可爱。”
第二次，他对李老师说：“没关系，阿姨一个人养我不容易，我懂的。”
李老师看着他的笑，转过身去擦了眼泪。
后来常清风长大了，考上了大学，学了摄影，毕业之后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。
他拍山川，拍河流，拍城市的天际线和乡村的炊烟。他去了很多地方，见了很多的人，用镜头记录下无数个瞬间。
他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他自己也说不清在找什么。
也许是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。
常清风在河滨公园附近找了一家青旅住下，六人间，一个床位三十五块。
他把摄影包放在床上，打开窗户，对面是公园的蔷薇花墙。
他举起相机，对着花墙按了一张。
取景器里，一个穿着白色卫衣的男孩正从花墙前走过。男孩走得很慢，低着头，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。夕阳打在他身上，给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。
常清风没有按下快门。
他只是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花墙尽头，然后放下相机，靠在窗框上。
“荷昼城。”他看着花墙，自言自语道，“好像真的和网上说的一样。”
新文来袭，依旧be文。
不过不是《橘子光》那种的三万就完结了的小短篇。
这篇文，我估计十万字左右吧
前期是甜的，相信我
至于后期嘛……嗯……不刀……
对……不刀……
相信我！
作者有话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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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闯入者